丝绸之路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地理环境改变和政治宗教形势演变，不断有新道路被开通，也有道路的原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东汉初年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其西迁，而中原王朝占领伊吾（今哈密）后，便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从伊吾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于是，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沿长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经青海湖畔吐谷浑都城，西穿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与丝路南道合，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人们也叫它青海道。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今托克马克），进入中亚，这条道亦被称作北新道，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兴盛。
除了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人从汉代开始还开通了一条从广东到印度的海上航道。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岸。人们将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海上丝绸之路”。
这里的陆路交通，是指自中原达于边疆乃至国外的重要陆上交通路线，在西汉前期便已存在。至汉武帝时，随着对边疆经营的不管加强，推进了陆路交通发展。当时的重要陆路有四条：自蓟（今北京城西南）出发，东北经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到朝鲜半岛；自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今之新疆，远达中亚、南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东岸各国和南欧、北非，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自巴蜀出发，经西南夷，通于今之缅甸和印度；自南海（今广东广州）出发，经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广西桂平），达于交趾、九真、日南等地。
海外交通也很发达。重要航线有两条，即海上丝绸之路：向东自齐（今山东北部）东渡渤（勃）海，可达朝鲜半岛，再绕半岛而东可达日本。向南自徐闻（今广东境内）、合浦（今广西境内）沿中南半岛近海南行，可到东南亚各国；又经马六甲海峡，西过印度洋，可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这些国家运至汉地的货物有明珠、璧流离等奇石异物，汉人运去的则为黄金器物和各种丝织品。这和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日益发展及航海、造船技术的日益进步是分不开的。
(第三节）又是匈奴这个“冤家”
东亚的蒙古高原，是凶悍的游牧部落和好战民族的故乡。他们是草原文明的缔造者和传承者，四处侵略农耕文化国家。尤其是每当出现较大的自然灾害，牲畜大批死亡时，他们就会进入农业文明领地，通过掠夺资源来延续自己的存在。他们一批批地从蒙古高原冲出去，征服了许多亚洲帝国，并一度成为半个欧洲的统治者。他们与中原历朝历代长期并存，时而激战，时而和好，盛时相伴，衰时相随，可谓“生死冤家”。他们是今天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做出了巨大贡献；用现代学者陈寅恪的说法，我们今之中国人是掺合着大量“胡羯之血”的。匈奴（亦称胡，还先后叫鬼方、混夷、獫狁、山戎）显然是其中最重要、最著名、历时最久长的一个。
可要正确解读匈奴历史，亦非易事，他们并未留下任何直接的文字资料。匈奴不像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那样有自己的文字。记录其历史的文献资料，全都是由对其持敌对态度的汉朝官员用汉文写下来的，所以不一定客观、真实。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学术界越来越相信，作为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和人类社会形态的游牧，要比农业和定居社会的出现晚得多。自从匈奴汗国崛起，中国以后两千年间的外患，就差不多固定地来自北方。跟古代欧洲日尔曼人锲而不舍地侵略罗马帝国一样，南方的富庶与和暖，对那些寒冷荒凉地带的游牧民族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不过他们也很聪明，当中国没有力量反抗时就来凌辱，当中国强大时就乖得多了——停止挑衅，远远观望，发展自身，甚至请求和亲。双方时战时和，或敌或友，对彼此民族自身的更新、文明的传承，其实是利远大于弊的。
战国时，匈奴人分布在漠南黄河河套地区和阴山（今内蒙古狼山、大青山等）一带，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善骑射。东周赧王初年（前310年左右），势力达到秦、赵、燕三国边境，悄然崛起。秦始皇时派名将蒙恬率30万大军进攻匈奴，收河南地（今河套一带），设置郡县；并筑连原秦、赵、燕三国长城为一体，以阻隔匈奴入侵；且多年领兵驻屯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匈奴不敢进犯，只得北退（详见本书第二章）。秦亡，又迁回原地。
楚汉战争之际，匈奴强盛起来。到汉初，粗犷的酋长头曼之子冒顿单于统一各部，征服临近部落，拥有骑兵30万，其统治区域东起朝鲜边境，横跨蒙古高原，向南至河套地区、今山西北部一带，疆域比大汉还大，并宣称他们是中国夏王朝的后裔，不断南下进行武装掠夺。前200年，冒顿单于亲自带兵南下，将韩王信围困晋阳（今山西太原）。高祖刘邦率兵来迎，被匈奴骑兵围困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达7天7夜。刘邦鉴于国力不济，采纳谋士娄敬意见与匈奴和亲，并开放双方关市。吕太后、文景两帝时期，继续采取和亲政策，但并未避免匈奴侵袭。文帝还采纳晁错建议，募民赴边地屯田（详见本书第五章）。
汉武帝即位后，对匈奴转采攻势，多次进军漠北、漠西，尤其是两位名将卫青、霍去病先后指挥的三大决战，“飞将军”李广也捷报不断，使匈奴受到很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多年，至少永远再不会对中原政权构成生存威胁（详见本书第六章）。汉武时期与匈奴的故事，另外著名的还有大汉外交正使苏武（？—公元前60，字子卿，杜陵即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任中郎将）在一场不知情的暴乱后。拒绝投降且提侯单于，被放逐于冰天雪地、遥不可及的北海（今俄罗斯境内贝加尔湖）牧羊达20年（公元前100—公元前81年），气节不屈，终被释放；“贰师将军”李广利先后兵败未降、未败却降（因刘彻将其妻子下狱而使他心寒）；李陵苦战不敌被俘而降，令“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遭遇腐刑。
公元前100年之前（武帝在位），中匈战争时期。公元前100年（武帝在位），中匈恢复邦交；因一政客破坏，又马上兵戎相见。公元前81年（昭帝在位），中匈再次复交。公元前60年（宣帝在位）前后，匈奴在西方被乌孙王国击败、在东方又被新兴的乌桓部落（今辽宁、内蒙古交界一带）击败之后，其统治集团内部又发生内讧，汗国分裂，五单于并立，局面大乱。呼韩邪单于最后取胜，却又被其族兄郅支单于打击。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附西汉，并亲到长安朝觐，求得支持；元帝时期（公元前33年）又请求和亲，昭君出塞，对两国友好、共同发展有突出贡献（详见本章第六节）。其前后六七十年间，汉与匈奴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出现边城晏闭、牛羊遍野的和平景象。此后便是东汉，将在下文第十章中再作讲解。
从汉初高祖刘邦滥觞，和亲政策一直是中国对付境外野蛮民族的重要法宝。除了北宋（10世纪）、明朝（14世纪）外，都不断使用此法宝。柏杨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大凡使用和亲政策的时代，反倒是中国强大的时代；而拒绝和亲政策的时代，都是中国衰弱的时代。这应该是自卑心理在作祟。两汉和亲西域和匈奴的“公主”，并非真正皇帝之女，其实多为从诸侯王室或民间选来的女子，她们见于史书的仅有10几位。最初，刘邦差点让其独生女鲁元公主离婚远嫁，正是由于吕后舍不得宝贝女儿走，哭闹不休，百般阻挠，这才换了个宗室少女，当然少不了丰厚嫁妆。元封六年（公元前105），武帝封江都王之女刘细君为公主，下嫁乌孙国王昆莫。宣帝即位之初（公元前71年），匈奴单于发兵威胁乌孙，要他们献出来自大汉的解忧公主，并和汉廷断绝一切关系。面对匈奴人的欺凌，肥王与解忧大为震怒，火速遣使邀汉廷出兵，分进合击，对付匈奴。当时汉廷由大将军霍光辅政。他们立即派兵分五路进击，又派人到乌孙监督作战。匈奴不敢和汉军正面作战，一路向西北逃窜，被乌孙军队截击，迅速败退，死亡4万人，损失牛马羊及骆驼70多万头，从此势力大减，多年不敢兴兵，汉代西北边疆得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平静。
(第四节）“楼兰新娘”始属华
设都护。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此后，中西交通畅达，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但是，当时匈奴贵族还控制着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等国，经常出兵截击大汉和西域各地的交通，攻杀汉使，掠取财物。元封三年（公元前108），汉武命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并在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又派李广利出征大宛，败大宛后，西域之路更加畅通，西域各国和西汉的政治经济来往更加频繁。从汉武到昭帝时，常在渠犁、轮台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供应往来使者。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遣侍郎郑吉屯田渠犁，与匈奴争车师，有功，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国。至神爵二年（公元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使郑吉发兵迎之，北道亦通，遂以郑吉为骑都尉，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因总领南北两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始于此（学界另一说是始于公元前59年）。自郑吉至王莽时，连置都护不绝，前后凡18人。
至新莽末年（公元23年左右）西域乱，李崇没于龟兹，遂罢都护。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光武以国力不足，拒绝了这个要求。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始以陈睦为都护。次年，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叛，共攻杀陈睦，遂罢都护。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将兵长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为都护，驻龟兹境它乾城（今新疆库车附近〕。永元十四年，班超还洛阳后，继任者有任尚、段禧。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西域乱，征禧还，自此不复置都护。至延光二年（公元123），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复平西域，遂以长史行都护之职。关于东汉的西域故事，第十章再详细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