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提倡“参与式观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要求学生经过人类学学科训练，然后到一个陌生的乡村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参与观察，学习当地语言，并成为当地社区的一个成员。然后回到原来的地方把收集到资料转化成民族志。这一文本的形成过程便是西方人类学界典型的研究过程：“在这里”“到那里”“回到这里”，不管后来出现了很多人类学理论，但从整个人类学发展史来看，西方人类学者大多遵循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在西方的学院式家园中习得一种人文价值观念，接着到了“那里”（别的地方或叫非西方世界）的异文化中去体验不同的人文价值的可能性，最后回到“这里”（西方）的学院式家园中对既有的人文价值提出反思性的见解。人类学从西方被引进到中国，经历了学习、消化西方理论到本土化建构自己的人类学话语的努力。在中国做人类学研究也是首先在大学里面学习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为下田野之前做好各种准备；等到掌握了一定理论和习得基本调查方法后，去乡村中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最后回到大学校园撰写调查报告或民族志，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这里”“到那里”“回到这里”的人类学研究思路，换句话说这就是读书、田野、写作民族志这样一个过程，读书为田野打好基础，成功田野的田野工作为写好民族志文本奠定了基础，个人的学术感悟在这个过程得到了体现。这个过程正是理解他者走进他者世界进而反思自我的一个过程。在进行文科实验教学的过程中，因人而异，不断积累学术感。
1、大学书屋下的人类学感知
在人类学（民族学）的第一堂课里，记得老师问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为什么要选择这门专业？因为在中国，很多人认为人类学是一门冷门专业，选择它就意味着与金钱财富离得特别远。回答的有很多，“因为高考分数考低了，被调剂到这个专业”成了更多人读人类学的原因。果然，我们的很多同学的答案并不是因为喜欢这个专业才选择读人类学民族学，也不了解这个专业。而我选择人类学民族学，也没有特别的原因，我一个从少数民族来山区到都市里上大学，无论什么专业我都不会有理由拒绝的。当老师问起我时，我只能联想到自己和他们的不同，“我是少数民族”这样一个与他人不一样的意识成了答案。其他人也看我是少数民族读这个专业没有什么不好，是理所当然的。走过了刚上课时的迷茫，随着老师层层深入的引领，开始了解人类学是什么？熟悉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发展和理论流派。阅读人类学着作，尤其是读西方人类学经典原着是每个学人类学的人必修的一门课程，当然读书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尤其是人类学着作，其晦涩难懂的言辞理论书和洋洋几十万字的民族志，这些人类学书特有符号使得很多同学知难而退，记得大一的时候读过很多书，读了些什么书，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见当时的我根本没有读懂书里面讲的是什么，后来我读了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写的《文化解释》，印象很深，但也不是因为读懂了作者的意思，而是我花了一个寒假读完了它。阅读的阶段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圆的《人类的视野》，这本书容易读懂，也不乏理论价值，对初学人类学的我启发很大。
人类学的书籍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讲理论的书，一类是描写异文化的民族志报告。阅读理论性的书，可以获得本学科的基本理论，这是学习人类学这门课程必要的知识；阅读民族志，可以了解异文化，走进他者的世界，获知这个世界还有和我们不一样的文化和人群。这两类书又是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田野资料和民族志报告的基础提炼出来的，民族志的形成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西方的人类学家通过非西方民族的资料建构出了人类学理论大厦，也就是说不管你阅读哪种类型的书，可以感受到异域的存在。比如阅读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可以获得特罗布里恩岛居民的生活、宗教、经济和文化的信息。通过阅读，达到了理解他者的目的。
人类学者写书是通过作者对他者世界的理解而写成的，我们通过作者的转喻和翻译异文化的深层结构，间接了解他者的信息。人类学学者接受学院式的教育，然后到田野才写成了民族志报告，把他对他者的理解写成文章，把异文化信息/地方性知识介绍给广大读者世界，让更多的人消除民族中心主义，理解他者，认识自我。
不同身份的人类学家，有着不同的使命，作为地方和非西方出身的人类学者，不仅仅“置身于世界的所有文明中，让那些我们不易了解也不熟悉的信仰与风俗冲淡我们民族中心主义的限制，从而进行所有社会的比较研究。”还要把自己的文化翻译并介绍出去，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不可推却的责任，思考自己的文化如何避免一体化过程被同质化，以及在多元文化的对话中找到话语权。
2、田野：体验他者的世界与回归自我文化
我第一次真正人类学意义的田野是在大三暑假，田野地点选在云南的一个布依族村寨。为了顺利完成田野考察，去调查之前，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包括组成一个调查团队，并定期召开讨论会，拟订调查提纲和收集将要去调查点的资料，最为重要的是读书：以此次调查主题相关的书籍都要看及时交流读书心得。经过如此精心准备，我们带着对田野的渴望来到了布依族村寨。这是一个和都市生活别然不同的社会，当地以农业为主，近年来搞旅游开发。我们的调查从入户调查开始，收集面上的资料，在这个简单的访谈过程中，我们确定专题报道人，熟悉了村落结构后，开始专题调查。我们发现这个村里的人，旅游开发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很大，新的生计方式出现，更多的人靠自己的资源参与到旅游开发中来，因此旅游管理局制定的规则，引起村民们很大关注。在布依族村寨里生活，虽然没有很强烈的“文化冲击”感，毕竟同在中国乡村，我自己则更多去寻找差异性的东西，包括生计模式，饮食，待客礼仪等。我们住在村民家里，和他们同吃同劳动。晚上睡在农家里，半夜听得蛙声和从水稻田里发出别样的香味，深切感受田园生活。在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生活中，我们发现当地人平时休闲时手里总是拿着削刀削筷子，削成竹筷后拿去集市上去摆卖，换取微薄的现金，这是这个布依族村寨每个家庭特有的现象。深入观察和访谈中，和村民在家里可以边闲聊边削筷不论老少，我们也削筷，发现削筷子不仅仅是为赚取一丁点钱，不论筷子市场如何变化只要农闲在家，手里总没有离开削刀和竹筷，可以说削筷已经成了当地村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
我要说的田野，对于学人类学专业的硕士生来说，不会只有初次体验，在漫长的学习生涯中，不断的重复着“在这里”“到那里”“回到这里”的工作，不断体验他者的世界，只是“那里”“他者”的实体不断发生变化。在我经历过的几次田野中，除了上面介绍的布依族村寨外，我的“那里”还有大瑶山的六巷，我的云南老家；“他者”有六巷花蓝瑶，云南老家的拉祜人。
在大瑶山，有一种奇特的生育习俗，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在现代医学缺乏的年代里，只能靠堕胎或杀婴的方式控制人口。我们在当地报道人中了解到了这种生育习俗的由来，如果没有当地人的解释和亲身体验花篮瑶的居住地，可能会对花篮瑶的生育习俗得出“陋习”“落后”的结论。可我们的调查得到的是，这是人地紧张关系引起的反应，也是整个群体生存下去而进行自我约束，制约人口的发展，这样他们有足够的土地去种植，丰富生活资源。在以往的民族学调查资料中，把花篮瑶称为“地主”，因为他们有土地，人口得到控制。从生存的环境来理解，这样的生育习俗并不是一种陋习、愚昧，应该说是体现了花篮瑶人的生存智慧。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尊重当地人的解释，才能理解他者，最后使人获得地方性知识的意义，体现的是人类学相对主义的理念。
在自己的家乡做调查却别有一番滋味。每次跟同学提起远在中缅边境的家乡，同学无不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然后用最快的语速和惊讶的神情表达出对我那乡村的向往，“那不是神秘的彩云之南吗！”。我每当遇到此情，总是报以微笑，心理还有点得意。虽然同学惊讶的是初次听闻某一个地方时所表现出来的好奇心，是对异域的向往。这种好奇心，向往正是一百年前人类学家动身去收集非西方民族材料的动力。一个信息封闭、交通不便的山村，保持传统文化礼仪，用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为主要生计的少数民族村寨，一切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表明是一个非常乡土的社会，正就是人类学家所追寻的理想田野地点啊。我的博村就是这样一个山寨。
我的调查地点选在我的家乡博村，一个拉祜族村寨，它具备了人类学家的田野条件。可我不是人类学家，我是这个村里的人。然而却让我感到迷惑的是家乡/田野概念，突然间感觉到这两者距离如此的接近，界线如此的模糊。把家乡作为调查对象，能否保持他者的立场？当心这个“田野”能否写出有人类学味道的调查报告来？
当我带着疑惑的心情，扑到了家乡的怀抱，一个游子的回归总是给人带来欢乐。欢乐过后，开始了往常的平静。一成不变的生活让我过得很不舒适，和童年的伙伴总是聊不上几句话，休闲的酒会里，我只是一个看客。我突然醒悟，哦，我所认为家乡原来离我那么远，我在家乡人眼中并不完全是村里人，他们认为我在外面读书，将来肯定不会回来村里住。在学校，我除了学生的身份外，还有一个来自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的印记。带有双重的身份，我成了两个文化世界的“边际人”。
由于我的“边际人”身份，通过短暂的适应阶段，很快进入了调查者的角色。我在博村出生，并度过了童年时光，后在山外城市读书，每年回家一次，对我而言对自己家乡的陌生感并没有那些人类学家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时那么强烈，而且我很快就适应了村里的生活节奏。但我作为一个调查者，尚能保持着观察者般的清醒意识，我能够记录一个博村人由于习以为常而经常忽略的许多行为和习惯上细节，同时，我又可以捕捉到一个不熟悉当地语言和文化的外地人很可能错过的态度和行为的含义。既能轻松走进去，也很容易走出来，我能做到不带任何感情的观察和访谈记录并客观写成文本，也不失去为家乡的落后的经济发展和教育状况的人文思考，这时我终于可以解答调查之初心中存有的疑惑了。
3、他者与自我：一种话语表述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