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就是多交流。老师和研究生教学当中就是互动关系，主要是出题目跟同学进行交流，很显然在某一个问题上可以多次交流讨论，鼓励同学们向老师提出不同的意见。如果能把老师问倒，那就给高分了。所以2003年新的同学入校后老师就给他们出了题目：什么是人类学的眼光？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讨论完了，老师也发表了意见，说人类学的眼光就是从人出发再回到人。有些同学并不完全同意老师的观点，老师就说没关系，你们可以再去讨论，再去找别的老师去问。这是03级研究生进学校不久就讨论的问题。10月1日老师就带他们到北京参加了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民族学/人类学与中国经验论坛”。在论坛上他们就找其他的人类学家们进行采访，听他们讲什么是人类学的眼光。结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又把这些看法集中起来，回来又跟老师进行交流讨论，并写成文章，有的根本就完全不同意老师的观点，有的补充老师的观点。这种讨论教学效果就比较好。
我仿经常用多种方式与学生交流讨论，笔者有一个读书沙龙，每一周由一位学生讲自己读的那本书，对内容的概括，对它的评价，它在人类学史上的地位，读后获得的启发。这样的一种讨论，再加上我们在上人类学史课时的专门讨论，使他们能把读的书贯穿进去。笔背在讲《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时，先用族群理论向他们讲了以后就让他们讨论，有的同学赞成雪球理论中用族群理论分析这个问题；也有两个同学书读得多一点，就对笔者进行批评，讲笔者用的族群理论比较落后，那时出现的边界论都没有运用，更不要说用其他的族群理论进一步关照汉民族族群的人类学分析了。我一听，很有道理。因为我在90年代末用族群理论时，对这个理论的运用还不普遍。我写好《雪球》时也看到了边界论。边界论还是我组织中山大学的学生翻译的，乔健先生给我的原件。族群理论很多，有原生论、工具论、边界论、解释论等等。在讨论中，有学生对老师提出批评，我就鼓励他们把稿子写出来，去发表。这样在讨论中同学们的信心越来越足了。所以在读书中要对话，老师要组织学生交流讨论，学生之间也要交流讨论。
后来我们对人类学的方法论问题、对学术范式问题都进行过讨论，对同学们的学术研究能力的提高帮助很大。
多交流不仅仅是刚才说的讨论，老师如何把研究生的眼界扩大一些，接触面扩大一些，我们的方法有二：其一是尽可能带他们去参加学术交流会。有个学生三年参加了五次学术会议。这种交流对同学来说太重要了，让他们在多种学术会议上经历风雨，去见大师的风采。其二是尽可能请外面的老师来校做报告。这几年景军、周大鸣、王铭铭、庄孔韶、彭兆荣，以及台湾的乔健、庄英章、黄应贵，香港的陈志明、谭少薇、张兆和等人类学家等都到过广西民族大学，我们的研究生提问最多，提得最专业。学生不要读死书，要多交流，把知识学活起来；多交流，从大范围里让他再活起来，它可以打开你的思路。
第五，就是多参与。参与的方式非常多，好比讲我们给本科生上课，我们的研究生全部参加，他们不仅在那里听课，而且每个人承担一章或两章的教学任务。因为听徐杰舜老师课的本科生比较多，每次都是三四百人，对于一个刚刚出来的学生，要面对三四百位同学上课，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们能得到同学的好评，在他们讲完课以后，在场的三四百名学生往往都是自动给他们鼓掌。不仅让他们参与了教学，徐老师还让他们参与教材的编写。人类学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非常合适本科生的教材，徐老师在这几年的教学当中编了一本教材，但他觉得编得还比较粗糙，所以就让03级的研究生参加教材的修改。，在听我的课的过程当中，结合自己讲课的过程再修改这本教材。现在这本《人类学教程》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最近越南方面正准备翻译这本教材在越南的高校使用。研究生们不仅参与老师的教学全过程，包括编写教材，还参与教师的课题的研究，从2000年开始，经过7年的共同努力，初步完成了对中国平话人的研究工作，近200万字的《平话人书系》三种一一《平话人印象》、《平话人图像》、《平话人素描》即将出版。此外，06级的研究生还参与了《乡村人类学》和《族群人类学》等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另外，就是参与学术讨论会，国际国内能够让他们去的，尽量让他们参加，使他们能够扩大视野，使他们能够认识更多的人类学者，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如2002年，老师就带领农辉锋、陈礼贤、侯井榕、何伟华到广州中山大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当时很有名的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那里做讲演。农辉锋和陈礼贤也去听，去时连位置都没有了，连讲台跟前都坐满了人。他们敢于向他提问题。杜维明讲：“什么？”他没听清楚，他们讲我们是广西民族学院的。“广西民族学院，好！我知道，广西民族学院，你们是不是壮族？”他们两个都是壮族，他们敢于提问题，杜维明对他们很欣赏，所以讲演完了，还留下跟他们合影，这对学生的影响就很大了。2003年10月份我们的学生到北京参加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我们的学生在会上非常活跃，敢于提出问题，而且还做录音，别人说：哎呀这些好像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后来一打听不是的，是广西民族学院的学生。哇，他们在这里这么活跃！
这五个“多”是一个整体，这五个“多”就是挖这口井的操作过程，五个多做下去，你这口井就逐渐逐渐挖下去了，水就会出来了。以我的学生为例，象杨清媚，对平话人作了三年的田野，最后写论文时就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个平话人的村庄的村委会主任。他还是民间剧团的团长及铁路扳道工。撇开扳道工不说，村委会主任属于政治层面的，是权威；民间剧团团长是地方精英，他一个人将两个身份重叠。在我国历史上象解放以前，要么是保长，政府的系列；要么是族长，家族的系列，民间的，这两个身份是分开的，二元的；但在他的身上是一元的，合二为一了。所以她的硕士论文写得非常精彩。她现在已迷上了人类学，已考上了王铭铭的博士。象她这种状态，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优秀的女人类学家，她很有感觉。
所以给他们多下田野、多读、多写作、多讨论、多参与，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学活动，使同学们能够掌握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这是一块。第二块了解他们自己研究方向方面的学术动态。第三块还要进一步了解他们将来做硕士论文的时候，他所研究的还必须掌握一个理论和方法，一个方向、一个地域，通过这样的教学，能掌握这样的东西，他们的学术研究能力就可以逐渐提高。
三、从素质上锻炼和培养研究生的学术能力
学术能力从素质上来讲主要就是学术的感悟力。同学们往往会问：为什么这个同学他能感悟到这个问题，他能够作出研究、有创新？这就是他的学术素养问题。学术感悟力具体把它划分有这么十种能力：
第一个就是动手能力。我们要求我们的学生会写会说会摄影会录像。作为人类学者你空手下去、不会用照相机或者照回来的相片很差，你不会用摄像机那就没有办法做人类学的一些田野和民族志的东西。回来以后不会写田野报告，不会写东西，那就完了！还不会说话那进到人家那里去你就是哑巴了！所以要求他们动手能力要强。尽管我们的器材是非常缺乏，但我现在把自己的摄像机给他们用。宾阳那次炮龙节，人山人海，我们一个女同学为了保护摄像机结果把另一块电池丢掉了。她感到很遗憾，但是我说：“没关系丢掉了再买呗。”所以我们的学生要学会用这些东西，这是动手能力。
第二是沟通的能力。这是人类学与民族学非常重要的能力。你到田野不知怎么去问人家是不行的，能很快的与人沟通，让人家喜欢你相信你，让人家竹筒倒豆子，把资料都给你，这就是你的沟通能力，否则下去就很困难。举个例子，那一年我特别想去贺州做田野，因为贺州是一个族群特别复杂的地方，光是汉族的特种部族群就有七八个，象都人，它又分为七都、八都，还有本地人，还有一个客家人，他们又讲三种话；还有一种鸬鹚人，专门养鸟捉鱼的，他有独特的语言；还有一个董家话人，他们讲的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语言，再加上湘语，讲湖南话的，再加上瑶族、壮族，这个县的语言是一个大杂烩，老百姓个个都是语言学家，可以讲七八种话。但是我们的经费很少，后来周大鸣给了我们一些资助。到了那里，我们想得到县里的支持，就打电话给县里。正好有一个契机，这个县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县”，我就说想到他们那里学习，考察民族团结的先进事迹，县长一听不错，但还是推脱了。刚好自治区统战部到部里去汇报我做的一个有关统战工作的项目，结果统战部部长打了一个电话，县长就同意了。我们一切调查的活动都是县里招待的。我们出了一个成果《贺州族群研究——从多元磨合到多位一体》，所以要会沟通。我们到一个村子里，一开始他们也不理我们，特别是在做“平话人的变迁”时，那个村子搞六合彩，村支书就是六合彩的庄主，他怕我们去，我们说不会介入他们的活动，只做自己的东西，我们就了解到了这个村庄在离县城不近不远的状态下是怎样变迁的。所以要沟通，先要设计好如何很好的达到自己的理想。人类学家如果会沟通，走遍天下都不怕。我的学生就有了这个能力，去泰国做两个月的田野，本身机会就不多，他就充分调动自己的关系网，找自己泰国的老师、同学。经他们的帮助去图书馆找资料，了解泰国的水上人家。住在人家的仓库里，花了不太多的钱在泰国住了两个月，做了很好的调查报告。麻国庆很欣赏他的硕士论文，可见沟通能力很重要。我的学生学会了沟通，他们遇到了一个道姑，多次交谈后，她就把她全部的经书都交给我们录入电脑。现在南宁的道姑要经书都会找我们要电脑打印的版本。你沟通得好，人家愿意把东西给你。沟通能力是我们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非常重要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