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对于人类学来说是一个基本功，同时也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田野调查中一个很重要的的问题就是如何取得对方的信任，这实际上是田野在线中的生存策略问题。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因为你除了要取得你的访问对象的信任以外，你还要解决你在那个考察点的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吃啦、住啦、交朋友啦，获得您最想需要的所有的材料哇，把这个问题通通概括为生存策略问题。本章以三人对话的方式略谈田野调查中的生存策略。
一、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最近我对生存策略问题的各种不同方面比较感兴趣，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人类学者研究当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因为我们人类学它要研究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心理的关系，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研究人及人的行为方式的学科。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先分两个问题讲，第一个问题就是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我个人有这个感觉，就是人类学这个学科，它之所以是一颗常青之树，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基本方法。作为人类学者，你要有这个基本功，而作为这门学科来讲它要求你最基本的就是田野调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前一辈的老的人类学家们，包括国际人类学创始人，在一百多年以前，他们到了一个完全新的社会环境，好比如说西方的这些人类学家，当时他们有的可能是传教士，有的可能是什么政府官员，或者什么的，他们到了非洲，他们看到的是跟他们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包括人种，在非洲有很多原始的部落或族群，我们大家如果看有一本书啊，我们民研所资料室里面原来就有的，叫《世界民族画册》，六大本，那就有一个非洲的原始部落，他基本上是不穿衣服。
侯井榕（以下简称侯）：因为天气热……
徐：当然这有很多原因而不穿衣服的。如在新几内亚当人类学家到那里去的时候，虽然看到他们没有穿衣服，但是他们发现，除了女的以外，那些男的生殖器前面戴着一个很长的一个东西，他们开始觉得非常奇怪：这些原始民族的生殖器是不是特别长，一直翘在那里。但是走近一看呢，不是生殖器翘在那里，而是带着一个葫芦做的帽子、套子，就是说他对他的生殖器加以特别的保护，他全身可以不穿任何衣服，但他呢，对自己的生殖器有个特别的保护，这些照片你们在世界民族画册上面可以看到，就是说人类学家到非洲这些地方去做田野调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生存下来，他要活着进去活着出来呀。最近《参考消息》上也登一些这样的材料，到亚马逊河去探险，到印第安人那里去，到非洲的什么俾米人那里去，根本就不懂他的话，而且还有很多原始的部落族群有一种猎头的习俗，你外族人来肯定把你的头割下来去祭他们的祖先。所以我觉得人类学这门学问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人类学者们就面临着一个生存问题。所以为什么说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呢？就是这样一些最早的人类学家们，他们到了这些异文化的地方，包括到我们中国来，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是黄皮肤的人，清代来的时候他们是长辫子，男的打辫，但我们现在的人去看，男的打辫子已经是觉得很奇怪了，这个人肯定是有神经病的。性别错位了，对不对？但那个时候男的就是打辫子，他并不是说是性别错位，而女的呢是小脚，三寸金莲，所以到现在为止，西方还有很多的人对中国的印象你叫他说出来，他就是说男的是辫子的，女的是小脚（三寸金莲），现在还有人这样说。所以我觉得最早人类学史，他这一学科的形成，就是人类学家在这种田野调查中把他们看见的异文化的现象描述出来，所以人类学家是不能离开他的田野，人类学一诞生就离不开田野，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体会。人类学诞生以来就离不开田野调查，而且这门学科发展到今天，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作为最重要的基本的方法……
侯：获得第一手资料。
二、所有的实践活动都是田野
徐：对。这是人类学这门学科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而且我现在觉得这种基本方法他不要你单纯从书本上去寻找答案，他要你一切都要到田野当中去，我们中国人讲的熟悉的话是到实践当中去。而人类学用的传统语言，经典的语言就是田野。这个田野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到田畈里去种那个田，实际上就是到现实实践当中去，所以我觉得1995年我参加第一次北大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老先生他就讲，田野不是单纯地指那种特定种田意义上的田野，而是所有的实践活动都是田野，包括我们开一个会来讲，举行这个闭幕式，举行开幕式这也是一个田野，你来参加了就有这个体验，所以我觉得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最基本的方法。正因为长期以来他这个学科以田野调查为最基本方法，所以这个学科最大的特点就是鲜活、开放、发展，这是我对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评价。我在人类学文库总序里面比较详细、具体地论述了这样一个有关方法论的问题，介绍了从西方到中国的许多人类学家，他们都是通过田野调查来发展人类学的，所以对这种情况，跟我自己原来的学术背景有一个对照。我原来是搞民族理论的，民族理论恰恰是没有强调田野，他传统的做法是什么呢？传统做法就是对经典的着作，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对党的方针政策文件，对政府的一些政策加以诠释，所以民族理论很长时间发展下来呢，我个人觉得他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一些突出特点——刻板，非常刻板，不是象人类学那样鲜活，他很封闭，他就是在那些文件里面找来找去，找答案，所以他很矜持，他不能够得到很迅速的发展。所以人类学这颗树，我们讲的是一颗树，他之所以能够保持常青的根本原因就是他坚持以田野调查作为他最基本的研究方法。那既然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正是因为有了田野调查这样一种方法，才使得人类学这颗学术之树保持常青的特点，那我们作为人类学者就不能忽视田野调查，要非常重视田野调查，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田野调查的能力和技巧。
三、南乡田野在线的生存策略
徐：我想通过自己田野调查的实际体验，来总结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生存策略到底是什么？下面我就讲第二个问题：我的田野调查经历。从原来的民族理论研究转向学习和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我的田野调查经历从1989年开始算起，到今天已是12个年头。这12个年头里面我们做的第一次田野调查就是对贺州南乡的田野调查。贺州南乡的田野调查我们开始选这个点也是听到人家说的，讲南乡这个地方是桂东唯一一个壮族聚居的地方，这个壮族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变化，从以前一个穷山庄，变成了一个就是他们当时说的比较富裕的一个壮族乡，我当时正在转型。觉得按照原来传统的民族理论的方法进行研究只能够从书本到书本。我当时已经写了一本教材，就是《民族理论政策简明教程》，我那本书写出来也是费了一番脑筋，这本书的结构、体例都和别的民族理论教材不同，也有一些自己新的看法和观点，新的东西提出来，但是怎么样去看他总还是于巴巴的，说得不好听一点吧，我们民族理论的这些教材我数了一下，大概就是20多本，全部，这20多本教材基本上是“大哥二哥一样的麻子哥——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我想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资料引用的多少，结构的编排不同。而我那个时候正好开始学习人类学的理论，看了一些人类学的着作，就觉得他们有很多的观点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你好比讲，我们现在总是讲我们这个地方啊解放以后的发展啦进步啦，脱贫致富啦，但是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框他们，就是怎么来分析他们呢？我们以前呢，就是从我们民族理论的角度最多只能讲是民族繁荣的表现，再没有别的词可以讲。但是初步学习了人类学理论以后，特别是我们当时学了文化的变迁这些书之后，我们听了当时贺州市文化馆的副馆长刘小春到我们学校来作了一次讲学，他就说那个地方发展变化怎么大。那好呀，我就想，那我们就可以下去调查调查了解了解呀，作一次田野看看，实践一下嘛。那我就和罗树杰老师，当时他刚毕业留校不久，我带他，就算是我的学生吧，和他一起到了贺州，当时叫贺县南乡，我们选这个点就是觉得他既然是桂东唯一的一个壮族聚居的乡，他肯定有他一定的特色，而且据说他保留了很多壮族的特点，而且又发展得比较好，有很大的进步，当时就这样确定了这个点。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1989年春节以前刚放寒假，第一次去呢也是心中无数呀，我们不认识那个地方的人，谁也不认识，那唯一和我们熟一点的就是县文化馆的副馆长刘小春，那么他呢就告诉我们那个地方领导是谁，包括书记呀，乡长啊等等，这样第一次他跟我们去。我们第一次到了这个乡政府，这个乡呢，也刚好改成镇，南乡乡呢改成南乡镇，到了镇里边，我和镇里边所有的人都完全不认识。当时我们申请的经费，就是从教务处师资科那里申请了400块钱，就是路费。我们当时头一天到那里了，住在哪里呀？那还是一个问题，后来说镇政府楼上有几间房子，就是招待所啦，那也好啊！当时我们很关心的就是住在这里他收不收我们的钱，收多少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不是住一天两天呀！我们当时就准备起码蹲到过年吧！我们到那里时正是中午，早上过去吃午饭时就到了，到那里时他们镇政府的人都不在，就有一个镇政府的什么干部。因为他们都下村里去了。但是他们很客气呀，第一餐饭请我们吃，因为镇政府的食堂已经关门了，时间大概已经快2点钟了，就在镇对面的一个市场里面的大排档里吃了一餐饭，这样我们被安排了下来。晚上他们镇里的领导来看我们，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导，就是当时镇里的书记，叫孙孝通，和费孝通差一个字，就是姓不同，这个孙孝通呢是一个很不错的领导，我们就把我们的来的目的讲给他听，我们说想了解你们南乡这么多年来发展变化的情况。他呢是从县政府下到这里来当镇里的书记，当时的镇长呢就是当地的一个干部，壮族，叫何愈松，他们了解我们的意图以后表示非常欢迎。
当时我们怎么说服他们的呢？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生存策略问题，我们要能够说服他，打动他，让他能够支持我们作这个田野。我们就说，你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们如果把你工作了这么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是你们这些领导带领了南乡脱贫致富，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说那对你的政绩的总结一定很有好处，很有用。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和当地的干部接触当中，我们的课题应该对当地的干部有一定帮助，就是起码对当地来说应该有点关系才行。使他认为你是在为他们做事情，而不是你的事情是你的事情，跟他们毫无关系，这点非常重要，在我们今后的实践当中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首先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你不让他们了解你想到这干什么，他最多请你吃一餐饭，然后他就不再管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到他们的认可以后，就把我们的田野考察的计划告诉他们，说我们到这里以乡为点，要了解乡改革开放10年来所有的情况，就是他们的农业、工业，他们有乡镇企业嘛，畜牧业、卫生、教育、文化、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工作，给他们总结变化的情况，还要把他们乡政府的档案材料呀通通都要翻出来看，对于一个本身档案不健全的地方乡政府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难做的事情。第二我们要找乡里比较有名的老人访谈，让他们介绍他们亲眼所见到的这个情况。第三个呢我们还想再通过了解，摘清楚南乡壮族到底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为什么你的四面八方全部都不是壮族都是其他的族群，有瑶，大部分是汉族。所以我们跟干部沟通好，就住下来了。当时收我们的住宿费比较便宜，还是要收，一个晚上我们一个人要交十块钱。
侯：算是蛮高了。
徐：对，当时算是蛮高的了，吃饭呢就在他们乡政府一起吃，就是要我们也是每天交10块钱，20块钱一天搞定。但我们的经费确实是非常紧张的，算下来，我们每天也要花40块钱，由于经费的原因，我们这次田野没有做得很久，第一次去的时间大概半个月，没有能够住得很久，我们就回来了，那么第一次去呢，我们已经收集了基本的材料，就是档案的那些材料，找了些老人做了一些访谈，并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这一次去做田野的主题是什么？很明显，通过初步论证，那就是南乡——一个壮族乡解放40年来社会文化变迁的情况。也就是当时我们学了《文化变迁》这本书以后运用变迁理论来指导我们以南乡为点作这个田野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