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这篇声讨帝国主义的檄文，锋芒所指，无一不击中要害，使帝国主义分子闻之丧胆，惊惶万状。那个被马克·吐温点了名的美国传教士梅子明更是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博恒理（H·D·Portor）牧师在为梅子明写的《传记》中这样描述了当时梅子明的丑态：“当马克·吐温在《北美评论》发表的那篇文章传来时就像一声晴天霹雳。我记得当时我正到梅子明牧师的书房找他商谈一件要事，发现他坐在桌子旁边好像发了心绞痛病。我惊叫起来，‘你怎么啦？是病了吗？’他对我说：‘如果我是像那个人所说的那种人，我是不配和你谈话了！我感到我似乎应该逃走，躲进山洞，永远不再见人。’我想他是发疯了。”
美国基督教各差会（所谓“差会”，即是各教会派驻国外传教的组织），特别是公理会差会的领袖们更是张皇失措，等到惊魂稍定，他们决定采取几项补救措施：一是赶紧打电报到北京要梅子明“核实材料”，在回电文稿中做手脚；二是在美国各大报刊登启事和公开信，矢口加以否认，企图消除影响；三是直接向马克·吐温施加压力，强制要他向公众发表公开道歉。
但马克·吐温并没有畏惧，而是坚持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勇敢地进行了回击。他除了先后在美国《民友报》、《论坛报》等报刊发表文章给予批驳外，又在《北美评论》四月号上再次发表《答传教士对我的妄论》的长篇文章，痛斥教会势力的反扑和攻击。
对公理会差会负责人史密斯牧师要他“撤回”对传教士的揭发，还要他写出“一份道歉书”的无理要求，马克·吐温摆出证据一一予以驳回。对梅子明牧师并没有否认他向中国农民勒索附加罚款，而只是将13倍改为三分之一倍，马克·吐温指出性质并没有两样，同样是勒索。马克·吐温巧妙借用了对方提供的词汇，反戈一击，嘲讽说干这种勾当就是“史密斯牧师窃贼”或是“敲诈”。至于带了侵略军队去向农民勒索附加罚款，性质只有更恶劣。虽然梅子明特意为此打了一个电报给史密斯牧师说：“这一回我提议不要士兵或使馆的帮助自己去解决问题。”但仍然于事无补，只不过反证了过去美国传教士是以武装部队为帮凶在勒索赔款的。既然事实俱在，而传教士们又抹杀不掉，那么揭露者又何必道歉，试问：“向谁？又为了什么呢？”
马克·吐温最终坚持人道的信念，指出用勒索来的不义之财去“传播福音”或“接济寡妇和孤儿”，实质是对人道主义的一种嘲弄，是对一切真心做善事的人们的一种侮辱。正因为这样，“接受审判的应该是美国教会的差会部”，因为被派遣到海外去活动的传教士也好，还是在美国的基督教各差会总部也好，他们都背叛了基督的仁爱精神，接受了国家政府的狭隘利益支配；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实际上给耶稣基督的普世信仰抹了黑。
在马克·吐温看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干扰，基督教业已从它原有的崇高位置跌落下来，堕落成海盗兼媳妇一样的角色。他的游戏笔墨之作《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致祝词（由马克·吐温速记）》替这个堕落的角色勾勒了一幅肖像，全文如下：
兹将这位名叫基督教的贵妇托付与你。她对胶州、满洲里、南非及菲律宾进行了海盗式的袭击，刚刚归来，满身污秽，退里退还，声名狼藉。她的灵魂充满卑吝，她的口袋塞满贿金，她满口虔诚的伪善之辞。给她一块肥皂，一条毛巾，但镜子得请你藏起来。
对基督教如此的不恭，对它表面道貌岸然实质声名狼藉的揭露，对它像海盗一样掠夺中国和亚非国家的罪孽的讨伐而又以嬉笑怒骂的态度处之，在以清教文化为主流的美国不啻掷下了一枚炸弹。有意思的是，这篇小文章发表后，曾被各报广泛转载，说明马克·吐温的斗争是卓有成效的，他倡导的人道主义和仁爱精神也是深得人心的。那是真正的基督的教诲。
马克·吐温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来华传教士的罪恶行径的无情揭露和抨击，不仅使各国人民得以了解事实的真相，有助于人们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同时有力地声援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当然，马克·吐温所批判的传教士的罪恶行径，并不是指所有的传教士，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传教士都参与了直接镇压义和团的罪恶活动，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包括西方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大部分本着虔诚的信仰，从事宗教、教育、出版和医疗等文化方面的活动，在传播西方文明的先进因素方面作出了贡献。马克·吐温的伟大在于他在坚持社会公平的同时，又将基督教文明的极端伪善和野蛮征服的另一面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为全面估价西方文化提供了一面镜子。
一个世纪后，当21世纪的曙光普照着太平洋两岸，我们回想马克·吐温当年对列强的声讨和对中国人民的声援，仿佛又听到了那个正气凛然、震撼世界的呐喊，不由得倍感亲切。这不仅因为中国人民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彻底地摆脱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压迫，取得了独立和解放，还因为中国日益繁荣昌盛和强大，有足够能力保障海外移民和侨胞的生存权利，而且也投入了确保人类社会的公正的正义事业。这正是马克·吐温当年所期盼的，如果他九泉之下有灵，当会感到无比欣慰。而在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曲折历史上，哪怕黑云翻滚的日子里，天宇中也将永远屹立着这位国际主义“义和团员”的崇高无畏的身影。
3.傲慢与偏见：杰克·伦敦的兽性视野
19世纪中叶以来，一些美国作家从不同角度纷纷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们遥望大洋彼岸的文明古国，笔端流露出离奇的想象，虽饱含意识形态和情绪化的虚幻因素，却也从特别的角度折射出某种真实。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是相当具有个性的—位。
杰克·伦敦自喻为“马背上的水手”，这概括了他西部旧金山的出身和青少年时代驾小船偷采牡蛎、当水手远航日本、徒步旅行走遍美国和加拿大的传奇经历。在他身上有一股野性和蛮力，与其说他是他自诩的那种盎格鲁一撒克逊的超人，还不如说他是从阿拉斯加回归的一匹“北极狼”。
1897年，年轻的杰克·伦敦被又一轮淘金热潮卷到了美国极北地区的阿拉斯加州，尽管他一无所获，回来时行囊空空如洗，但他在那里找到了比金子更宝贵的文学宝藏。这在以后不仅替他带来了财富，使他爬上了梦寐以求的社会上层，也构成了他的想象的王国。北极光下冰封雪藏的万古荒原，人迹罕至而群兽出没的白茫茫的极地，尚未开发的丰富资源和表面的死寂，人类在极端困苦的自然环境下求生存的成功和失败……所有这一切交织成一个神秘莫测的阿拉斯加，令他梦魂牵绕，浮想联翩。在那里，他体验到一种人在原始自然状态中的悲剧美，他内心固有的野性同最基本的动物本能一拍即合，他难以驯服的灵魂寻觅到了远离文明社会的避身处，并化身成了游弋在那个更淳朴和更原始的旷野里的一条狼。
由此才能理解，杰克·伦敦为什么会有《狼的儿子》、《野性的呼唤》等关于“狼”或“狗”（在他笔下“狼”或“狗”实为一体）的一系列小说，甚至有了耗费七百万美元巨资建造的一座名为“狼居”（Wolf—House）的豪宅。他的艺术审美目光里也体现着狼性的层次。一方面，来自底层的生活经历使他经常为穷人的悲惨、失望和被剥削、被蹂躏的痛苦所感动，对他们求生存的挣扎寄以同情；另一方面，他又以超人自居，自命为人类社会的统治者和救世主，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面对下层人民，同情中往往掺杂着蔑弃，经常把他们描写成丑陋、野蛮、强暴和寡廉鲜耻的下流种。他既以强大的个人主义冲动创造着关于“狼”的神话，又用弱肉强食的眼光扫视着世界，向弱者投去无尽止的不屑。
由此也可以开始明白，为什么当杰克·伦敦面对挣扎在美国最底层的中国劳工这一外来族群时，他的鄙视会膨胀到极点。在他为数不多的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品里，他怀着非常厌恶的心理，将中国人视为“劣等的民族”，并加以淋漓尽致的渲染，这在美国经典作家中是罕见的。过去，出于某种历史原因，而不是出于纯正的文学批评，杰克·伦敦曾被我们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有“美国的高尔基”之美誉，这在今天看来，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荒谬。
兽性的凯旋
要真正懂得杰克·伦敦看待中国和中国人的特殊视野，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他的出身、经历和思想。
杰克·伦敦亲身营造了一个神话，一个从穷孩子到百万富翁的典型美国梦。但这个神话和梦的实现，却无论如何抹不去笼罩在杰克·伦敦心头的一团浓重的阴影：他是一位星相占卜者的私生子。这个无法回避且无法更改的事实，一生都沉重地压在杰克·伦敦的心上，并对他人格特征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他竭力要从近乎卑贱的普通人身份中挣脱出来，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那种永远没法摆脱的耻辱感酿成了他终生的悲剧意识。
杰克·伦敦的继父憨厚勤劳，他所做的和期望的全部就是能养家糊口。但杰克·伦敦的生身母亲原来出生于富贵之家，她的世界观、价值观都直接受到那个特定阶级的感染，现实的反差带给她的失落感使她强烈地追求她曾经拥有的一切，结果使整个家庭加倍陷入困境之中。母亲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与继父所能提供的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催生了杰克·伦敦渴求成功的欲望，母亲无可奈何的不平衡心理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打下了烙印，他要成为尼采式超人的最初冲动，便是要实现母亲未能实现的梦想。同时，对殷实善良的继父的同情，又孕育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即对广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情感。面对着无法抗拒的命运和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构成的庞大社会结构，杰克·伦敦艰难地抬头仰望，企图通过努力，找到一条通往上层阶层的途径攀缘而上。也因为如此，达尔文、斯宾塞、尼采、马克思都成为他信仰的上帝。
但杰克·伦敦只能有两种极端化的选择：要么逃避工业社会文明，生活在更为原始的社会外围；要么投入到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去，登上成功的顶峰。个人主义的奋斗是获取成功的唯一的途径，但要从根本上保证人的奋斗有成功的可能，摆脱这种你争我夺的人间地狱，也许唯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对杰克·伦敦来说，消灭尔虞我诈的社会基础，不过是为个人主义的伸展开拓了更广阔的天地。在杰克·伦敦矛盾的思想中，个人主义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超人哲学和社会主义不过是他实现个人目标的必要手段。有时他尚能将这些相互冲突的思想调和起来，但个人主义最终成为他的信仰和表达的首要方式。当贫困和私生子的羞辱感和负罪感同他矛盾的思想倾轧在一起时，便成为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实现自我的原动力。在他以后创造的神话中，他渐渐将自己的真实生活隐蔽起来，让人感到神秘莫测。在创作中，杰克·伦敦极力夸大自己早期奋斗中所遭遇的挫折和不幸，以显示他在艰难困苦中的卓越之处，同时在母亲种族偏见的影响下，他夸耀自己是一位盎格鲁一撒克逊良种，以此用一种种族自豪感去取代私生子的羞辱感，这正是杰克·伦敦近乎变态的种族主义的根源。
杰克·伦敦一生短暂（他只活了40岁），经历却极其丰富，在反复寻找实现梦想的拼搏中，干过海上营生、参加过社会主义运动、淘过金、于贫民窟栖过身、做过日俄战争的采访工作……他亲睹和经历的生活现实的残忍性和不公平，不断地增强了他对社会的敌对情绪和反抗意识。他清楚地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他应该接受文化教育以从事脑力劳动，这样才不至于会被以后更年轻力壮的‘工作野兽’（WorkBeast）所淘汰。第二，社会是野蛮无情、不公平的，一旦榨干了他最后一滴血，便会将他扔进‘垃圾堆’里，挨饿受冻直至腐烂。第三，所有东西都是商品，人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不是顾客就是老板。”这种弱肉强食的哲学思想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一直处于人性和兽性的激烈拉锯中。
杰克·伦敦晚期创作的那篇甚受好评的著名小说《热爱生命》（1907）就是这种哲学思想的极端个性化。雪原上人和狼之间展开的一场生死搏斗，揭示了人对生命的热爱无异于动物的求生本能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艰难地爬行着的主人公和那一直尾随其后的饥饿不堪、奄奄一息的狼，面临着同样简单清晰的选择：要么战胜对方生存下来，要么被对方战胜沦为牺牲品。杰克·伦敦总喜欢把动物和人联系在一起，塑造超越人类和环境的英雄形象。更早时候写的《野性的呼唤》（1903）塑造了一条具有灵性的狗巴克（Buck）。巴克原是一只狗，后来被卖到阿拉斯加州拉雪橇。在与野蛮的同伴的不断角逐中，它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而成为那群狗的头目，继而几经易手最后落入一位“绝好”的主人手中。为了报恩，巴克救过主人两次性命，并为他赢得了一千美元的赌注。当主人被印第安人杀害后，巴克为主人报了仇，最终成为一只狼。这个故事从叙述层面看，描写了狗的返祖现象，和狼同属一类的牧羊犬巴克学会了在狼一般的生活环境生存下来的本领，并最终演变成一只狼。但它的深刻寓意，却象征着人（包括杰克·伦敦自己）为获得成功和支配地位必须学会暴力的法则；在杰克·伦敦身上，意味着兽性终于打败了人性。
与此同时，小说还演绎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在意蕴——人们只有设法适应远比自己强大的社会和群体，才有希望求得生机。在这个适应过程中，人和动物不仅在体能上要适应自然性的弱肉强食的法则，而且在精神上也要如此。贪婪、强夺、奸狡、暴力和自私自利，都是力量和技能的展示，凭借着它们就有能力猎食那些比自己弱小者。杰克·伦敦透过一只生性暴烈残忍的野兽是怎样通过力量和骗术进行搏斗和征服的，洞察了人类文明的虚饰，撕掉层层文明的包裹，裸裎的便是人类赤条条的远古兽性，只剩下“狼性”的“人”。值得注意的是，《野性的呼唤》并不像通常那样以拟人方式把野兽人格化，而是将人和动物进行无区别的刻画，人性沦为兽性，兽性也等于人性，从中让人体验到的不是自然界中野兽的搏斗，而是人类的自相厮杀。“野性的呼唤”，意味着兽性的凯旋和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