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开通，并不是一人一时之力的结果，而是各民族长久以来不断交往的必然。作为中西文明交通的大动脉，丝绸之路在当时及此后的千余年间，一直发挥着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是中西友好交往的历史象征。
■命名由来
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李西霍芬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贸易通道，从今天的西安出发，经新疆分南北两路，越过葱岭，到达中亚、西亚各国，再由这些国家转道至欧洲。其实，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物品远不止丝绸一宗，但以丝绸最为有名。从公元前2世纪起以后的千余年间，中国的丝绸通过大宛，源源不断地经由这条商路远销地中海世界，成为国际市场上闻名遐迩的畅销商品，此路故而得名。早在张骞通西域前，西域绿洲诸国为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必须谋求各个绿洲之间的合作，互通有无，无形中沟通了绿洲之间的交通路线，形成相对稳定的商道，奠定了丝绸之路的雏形。张骞通西域，使绿洲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又借汉朝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加强，使丝绸之路得到实质性开发。东西方彼此间物质、技术、文化的互相需要，是丝绸之路得以开通的根本性原因。各国商旅的贸易往来，使节的频繁交通，都对丝绸之路的实质性进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繁盛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及其他手工艺品输入西方；中亚和西亚的一些植物品种，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等，盛产于康居等国的皮毛，月氏、安息、大秦的毛织品及各种珍奇异兽，如琉璃、琥珀等也输入中国。精通天文、农业、水利、冶金的各种技术人才移居西域地区，对于推动当地生产技术和科学进步，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西域地区的具有波斯、印度风格的乐舞、美术、生活用品，如胡坐（靠椅）、胡床（折叠椅）等，一时间也引得都城皇室、贵胄、官僚的竞相效仿，风行一时。西域南北两道城郭诸国在丝路贸易中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得中国与西方文明频繁接触，交流持续不断，而西域则成为各个文明交汇融合之地。汉代，不仅有陆路丝绸之路的开放，几乎同时也有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东南沿海擅长航海的百越民族，沿着大陆边缘的海岸，经过长途航行，到达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汇聚地南印度洋海岸，进行各种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易。随着历史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
■佛教东传
两汉之际，产生于印度的佛教辗转传入中国。相传东汉永平年间，明帝梦见一位神人，身上发出金色霞光，在朝殿中现身，而后又向西飞去。明帝询问群臣，一位官员解释说：“天竺国有得道高僧‘佛’，可在天空飞行，身有神光。皇上所见的，可能就是‘佛’。”明帝于是派遣中郎蔡、羽林郎秦景等12人前往西域求佛法，在大月氏抄写佛经。或说永平十年（67），蔡等人于大月氏遇见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到佛像经卷，因而用白马驮回洛阳。为了接待天竺客人，明帝令人仿照天竺祗园精舍，特为他们建立住所，是为白马寺。据说，他们在寺中翻译佛经《四十二章经》—中国最早的汉译佛经。江苏连云港东汉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则证明佛教也可能是从海路传入。佛教传入内地后，最早的信奉者多是王公贵族，如楚王刘英等。佛教东传，佛经的翻译成为当务之急。只有把梵文、西域文佛经译成汉文，实现天竺智慧形式的汉化转换，才能推动佛教的传播。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安息僧人安世高到达洛阳。在此后的20多年间，他翻译佛经30余部。佛经的翻译，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到了桓帝、灵帝时期，“佛学在我国成为道法一大家”。献帝初平四年（193），丹阳人笮融建造佛祠，铸造佛像，广招信徒，这是史籍中关于佛教造像立寺的最早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