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曾对世纪初经济大恐慌这个主题感兴趣，乃是衍生自他个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信念。他还记得7岁那年，父亲曾带他参加当地的马卡斯·加维协会的聚会。因此，他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费边社发行的名为《西印度群岛的劳工》的小册子。该书叙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会运动的崛起，特别是30年代工会与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该书并不是宣传手册，而是根据报纸的报道以及和工会领袖的访问对话汇编而成的。他在伦敦遇见了在全球各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同志，并着手对英国殖民帝国及其统治措施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如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又如在肯尼亚严禁非洲人种植咖啡，迫使他们投身于劳力市场，以赚取缴税所需的现金。到了大战期间，人们可以感觉到整个气氛在转变。在和许多反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工党的国会议员交换意见之后，刘易斯感觉到权力核心已经对维系帝国失去兴趣，也准备逐渐放弃。1943年，他还受殖民办公室邀请，担任新成立的经济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他的建议之下，该委员会对各个经济部门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化的调查。在这个过程中，刘易斯才清楚地了解到，作为政府官员哪些是该做的事，人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1946年，伦敦经济学院为来自各殖民地的社会工作者开了为期一年的特别课程，刘易斯应邀讲授基本经济学。但他实际讲授的是经济政策。他记得，有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痛斥英国派驻该国总督的某些政策。刘易斯打断了他，并且说：“假如你是贵国的部长，你会怎么做？你的国家将会在10年内独立，那时你可能担任部长或部门主管。数落英国政府的各项罪状，并没有任何意义，你需要拿出一套积极的方案。你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这一年，就是让你有机会学习如何面对各种棘手的问题。”刘易斯对时间的预估稍微偏早，这位学生的国家是经过17年而非10年才宣告独立，但除此之外他都相当正确，该名学生后来真的成为了部长。这段故事可以用来阐释刘易斯著作中的一个重点，即对经济成长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将自己拥有的资源发挥到极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因素。经济发展的专家应该要能提供给官员务实的建议。然而，刘易斯本身却没有严格遵守这样的信条。他对历史有兴趣，偶尔也涉猎国际经济秩序的哲学思维，但其实思考与著述最勤的，仍是国内政策的课题。
1948年，刘易斯前往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正教授，开始有系统地讲授发展经济学的课程。该课程特别强调政策面，因此必须对社会学与政治实务要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实务上，有些经济学家太强调价格机能，而忘却了有时从制度层面着手改变可能比价格的改变更易解决问题。同样的，也有若干结构派经济学家，极力避免使用价格作为政策工具，因为它可能对所得的分配与波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两派经济学家之间，刘易斯算是立场中立。1955年，他出版了《经济成长理论》一书，目的之一即是要具体说明这些论点，同时对经济面有兴趣的人，也会发现到该书对社会面作了完整的铺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