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名字对于中国学界早已不再陌生，但凡西方哲学史，政治法律思想史，经济学思想史的著作都会提及哈耶克。这位已故的老人的“头衔”实在是不胜枚举：从“一个失败的经济学家”、“极端自由主义者”、“自由至上主义者”、“保守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新右派”、“自由主义者”到“古典自由主义者”、“先知”、“伟大的思想家”，甚至“自亚当·斯密以来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这些“标签”对于中国人来说，要去认真读他一生为批判极权社会主义而作的那些著作，实在是很多人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的。即使最中性的称呼“自由主义者”，也成为阻碍国人了解他的思想和理论的阻力，以至于在国内著名的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中，一些同学甚至不屑于提起哈耶克，事实上，他们中很多人只道听途说过哈耶克的批评者的一些片面之词而根本没有读过哈耶克的著作。但毋庸置疑的是，他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大师，“从任何合理的标准来衡量，哈耶克都算得上一位举足轻重、影响广泛的知识分子，他的影响超越了社会科学的学术圈子，进入了公共政策领域。”哈耶克对公共政策领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国内一位知名法学家曾在一次学术演讲中指出，在我国学术界这些年关于哈耶克的研究成为显学，他初步总结了一下，认为在这方面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研究路径：第一种是知识社会学的路径。他们强调哈耶克的那种理性不及的知识论，然后追溯哈耶克的整个社会观，把法律、政治放在他的社会系统中加以研究，这个路径又与20世纪以来的法国社会知识论的思想叙述结合起来，具有独特的解读价值。这种研究路径在中国影响很大，丰富了人们对于哈耶克思想的理解。第二种路径主要是以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常识来解读哈耶克的。这不是把哈耶克作为一个精深的学术问题加以研究，把握其内在的机理，而是从他的理论中提取一些与自由主义价值谱系相关联的法治观、自由观、市场经济、自生秩序等基本的常识加以发挥，这方面的工作在中国具有积极性的意义。第三种就是政治哲学的路径，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是如何构建一个社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第二是政治与法律制度后面的正当性问题。更多的人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来探讨他为什么提出了一个扩展的大社会的制度架构以及他要构建这种制度架构的正当性问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由市场原则在东西方同时复兴，哈耶克式自由主义得以重见天日，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古稀之年的哈耶克被授予经济学最高成就奖——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与之有相似命运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布坎南等人相继获此奖项。与此同时，在政府治理领域开始悄然发生一场大变革。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里根于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随之在英美国家展开了一场旨在缩小政府职能范围、扩大市场领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治理变革。在我国，90年代初修改党章明确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研究和教育得到重视，出现了“公共管理热”，截至今年，全国共有83所MPA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院校，遍布除西藏、青海、宁夏等少数地区以外的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各级政府甚至还派遣官员到国外挂职锻炼、考察学习和攻读MPA；减少行政审批、依法行政、向地方分权、以法律手段规范市场等等已经不再只是空话。虽然对于这场治理变革的理论定位以及引发的负面效应还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它仍然在持续地扩大影响。虽然最初的改革是由“右派”的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引发的，但其改革政策和方向却在之后仍然被原先的对立党派所继承，布莱尔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改革政策更大地缩小了政府权力边界。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伴随全球化的治理变革中，各国的改革在总方向上是一致的，而且这种趋同似乎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早在英国改革之初，哈耶克就曾被认为是撒切尔改革的“幕后的思想权威”，事实上他就是。只是耄耋之年的思想家已无力去为政治家摇旗呐喊了。种种迹象表明，哈耶克的思想和理论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了这场变革当中，他理所当然被看做是席卷西方的那场亲市场的里根—撒切尔革命的智力教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