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信息的传递，不但要求准确，而且要求快速。对于驿传的速度，孔子曾有这样的比喻：“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驿传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驿传到底能有多快呢？
驿传的速度除了组织系统的效率外，还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信息载体的重量、传输的方式和道路的状况。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都会极大地提高驿传的速度。
在纸张出现以前，简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一般而言，简多用于抄写经籍，牍多于用公文书札，长度均在一尺左右，故称“尺牍”。作为书写载体，简牍的笨重是可想而知的。
西周初期就有这样的诗句：“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秦朝时，秦始皇每天阅读的奏章，总重量有120斤之多（约合今60斤左右）。西汉时，专门有一个接受吏民上书的机构，主持人称为公车司马令。武帝时，有个叫东方朔的人给皇帝写了一封由3000枚简牍组成的信，据说武帝阅读时，须由两个公车令才能勉强举起来。从简牍到纸张的革命性变化，在通信史上引起了一次质的飞跃。纸张不仅轻便且书写方便，极大地提高了驿传的速度。
驿传所用的传输方式，除水路以舟船为主外，大致有三种，即步传、车传、骑传。其中，车传是与简牍书写载体相适应的驿传方式。步传是在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运用的。骑传出现较晚，速度则最快，是在纸张普遍使用后才取代车传成为最主要的驿传方式。传输方式的不同，也直接影响着驿传的速度。
为了加强驿传的速度，保障军政通信的畅通，历代统治者都对交通建设特别是驿路建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中，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发生在秦代。秦统一全国后，颁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律令。不仅在文字上保障了军令的畅通，而且保证了传车的畅通无阻。秦始皇派蒙恬北筑长城，同时为沟通边境地区及其与内地的联系而花大力气修建了“直道”和“驰道”。此后，直至清代，随着交通的发展，驿传的速度不断提高。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现在很难准确地统计出不同时期驿传的速度情况，但从一些记载中仍能发现其大致的发展脉络。
关于先秦时期，卜辞、金文和典籍中有不少关于传车的记载。周建国之初，越裳氏出使西周，周公姬旦派专人驾指南车送他们归国，往返共用了两年的时间。到春秋时期，从宋国到陈国，传车的速度达到每天260里左右，速度已相当惊人了。当然，考虑到当时各国车不同轨的因素，如果进行长距离的信息传递，恐怕很难达到这样的速度。
关于汉代驿传的速度，《汉书·赵充国传》有一段十分珍贵的记载。当时赵充国率军到西域抵御羌人的进犯，驻防在今兰州以西的金城地区。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将拟好的进攻先零羌的作战计划上报朝廷，“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
现在我们进行一下计算。夏历六月戊申，即六月二十八，七月甲寅为七月初五。当年六月只有二十九天，也就是说从赵充国在金城发出上奏，到汉宣帝在长安批复，一共用了六天时间。如果假设奏章在长安未有任何滞留，宣帝也立即审批，共用一天的时间，那么实际在驿路上的时间大约为五天。
那么金城到长安有多远呢？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金城在“洛阳西二千八百里”，而长安在“洛阳西九百五十里”，两地的实际距离应为一千八百五十里。这样算来，每天要走三百七十里左右，速度比之先秦时期，已有很大的提高。当然，这是指紧急公文而言的，不是一般的驿传速度。
关于唐代的驿传，顾炎武《日知录》卷十《驿传》记载道：
“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据《新唐书·百官志》，唐代以三十里为一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威阳，暮及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宫，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
岑参与韩愈说的是官员通过驿路出行，每天可走三百里以上。“安史之乱”时，军情的传报，按所载计算，每天的速度当为四百里左右。
宋代由于战事频仍，不仅驿传系统交由军事首脑机关枢密院掌管，而且驿夫也全部由兵士充任，使之完全纳入军事管理之中。当时对军事通信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北宋时规定，最快一类的军邮必须日夜兼程，每日行程初定为四百里，后增加到五百里。
南宋时规定，从临安（南宋都城，今杭州市）到襄阳为三千一百里，必须在六天又二时（即两个时辰，相当于四个小时）内到达；从临安到荆南（今湖北江陵）二千六百四十里，必须在五天又三时到达，否则按稽延时日论罪。从临安到成都，地形较为复杂，但也要求不能超过十八日，速度是每天四百余里。这时的驿传速度比之于唐代，又有了明显的提高。
清康熙年间，为平定三藩之乱和稳定西北地区，朝廷加强了各地的驿传管理。当时规定，从北京出发，“甘肃西边五千余里，九日可至；荆州、西安，五日可至；浙江四日可至”。后来，在统一台湾后，“琅（施琅，统一台湾的清军主将）由海道报捷，七日抵京师；而姚启圣由内地驰驿，后二日至”。这是清初的速度，到后来则达到了日行八百里的高速度。据何刚德的《客座偶谈》记载：
“咸同（指咸丰、同治年间）之际，军务紧急，朝廷日盼军报。遇有胜仗，即用红旗报捷，飞折八百里驿递。所谓八百里者，真八百里也。驿站遇军务时，每站必秣马以待，一闻铃声，即背鞍上马接递。其忙急至如此。”
至此，驿传的速度达到了人力、蓄力所可能达到的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