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种田最没意思，简直就是“混阳寿”。不像现在，国家政策向农业倾斜：取销了农业税（全世界只有中国农民才交农业税），粮食价格放开，减免各种收费保护农业，还要求“工业反哺农业”。
说实话，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政府一直是亏待农民的。不仅农民种田要交农业税，还把粮食价格压得很低，同时从上到下，各级政府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说不清、道不白、数不完的收费，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
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农村基层的腐败也比较严重。由于农村基层组织瘫痪，干部素质低下，吃喝之风尤其盛行，光一个小小行政村的招待费用能有十几万块钱。那时流行一句话：“嘴里没有味，下去开开会；肚子缺少油，下去走一走！”这更如雪上加霜，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可以这么说，养活了全中国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二的农民却“养不活自己”，他们纷纷东奔西走、被迫外出打工。有一句形容农民当年处境的最经典的话叫：“六顶大盖帽，围剿一顶破草帽。”真的是这样。
种田仅仅只能糊口，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经常看到大片大片的良田抛荒，令人揪心！
一位船老板，为了不耽误生产队农忙进度，一把火把自家麦田长势虽然不好，但已经成熟的麦子烧个净光。“放火烧麦”，是春生印象当中，目睹“消极种田”最极端的事例——
春生他们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全家在苏南“跑大船”（苏北里下河地区把搞水上运输叫“跑大船”），平时没有人在家，荒芜了田间管理，野草比麦子长得还高，而麦子则像癞子头上的毛——稀稀拉拉，眼看他们家那一片麦田就要上水沤田栽秧，船老板才匆匆忙忙从苏南赶回来。
为了不影响别人家沤田栽秧，船老板匆匆忙忙和大家打过招呼后，大手一挥：“放火烧！”
船老板亲手点燃自家麦田里等待收割的麦子，火苗舔着干透的，变得枯黄的麦秸杆，舔着耷拉着脑袋，熟透了的麦穗……
“财大气粗”的船老板毫不在乎，站在麦田旁边神态自若，一边若无其事地“观赏”着冲天大火，一边和观围的村邻们谈笑风生，轻描淡写地说：“反正长得又不好，也打不到几个麦子，更不值几个小钱，别把劳功夫浪费掉，还不如一把火烧个净光来得干脆！”
很快，一大片长满麦子的麦田被焚烧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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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不能再呆在家里“混阳寿”了，但是在出去找工作之前，必须消除后顾之忧：解决女儿入学问题。
春生想让女儿提前上小学一年级，虽然学校早已经开学，但是春生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找村里小学校长协商通融，也许能行。
晚上，春生夹着两条香烟去校长家拜访。
“你女儿岁数太小，按规定够不到上小学。”听完春生说明来意，校长连连摇头。
“还请校长高抬贵手，网开一面，”春生说，“规矩都是人定的，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校长肯帮忙，我相信总会有办法的。”
经不住春生软磨硬泡，校长终于松了口，说：“只怕你女儿太小，跟不上趟。”
“这个校长不必担心，我女儿聪明得很，懂事着呢，保证不会拖学校的后腿，请您一百个放心，校长！”春生连忙说。
“说不定将来还能够为学校争光添彩呢，”未等校长开口，春生又说，“或许将来到时候出个少年大学生，女博士什么的，也未可知，真要是那样，可全都是校长您的功劳，您的大恩大德。”
春生极尽所能，展现昔日在引江电机厂跑外勤练就的口才。
校长被春生半真半假的玩笑话逗乐了，犹豫了一会儿又说：“我怕别的想上一年级的家长有意见呢。”
“那我们多缴些学费还不行吗？”春生迫不及待地说。
春生知道，多缴钱是解决女儿上学问题的唯一办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那时候，农村学校普遍经费少，不但学校自已没有钱用乱收费，还要帮助主管部门，甚至地方政府收费（各种摊派集资）。只要有钱，不要说上学的问题，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什么都好办。
校长见钱眼开，果然松口了。
“那就这样吧，明天你带女儿到学校多缴两百块钱学费，这样别人问起来，我也好堵住他们的嘴。”校长最后说。
听到校长说出这样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春生才如释重负，放心地告辞回去。
就这样，春生多缴了两百块钱“学费”，把6岁的女儿送进校里办的小学上一年级。
女儿的班主任是春生当年的启蒙老师，这让春生放心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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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好女儿上学的问题，春生下面可以安心考虑自己下一步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事情？
女儿上学要钱用，在家种田肯定不现实，肯定不行，那么进乡镇企业上班呢？那几年乡镇企业一直不景气，处于学、潮后的恢复期，调整期，春生家乡大多数乡镇企业都是半死不活（半停产）的状态，下岗待业人员特别多。唯一能够解决春生“要钱用”燃眉之急的办法，就是出去打工。
春生觉得还是出去打工比较靠谱，那么去哪里呢？
“再去南京。”春生想来想去，只有再去南京打工这一条路比较靠实。
谁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的？那是因为他们运气太好！
春生决定再去找南京《雨花》杂志社的陆明老师，再请陆明老师帮忙。
没有见面礼，上次欠陆老师的人情还没有还，怎么办？春生忍痛割爱，狠狠心、咬咬牙把爷爷留给自己的几件老古董拿出来，带到南京去，准备送给陆明老师。
“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春生来到六朝古都、省城南京，把爷爷留给自己的几件心爱“宝物”统统奉送给陆明老师，聊表心意谢意。其中有：
一方砚台。最大、最重的就是砚台，大概由于过去经常使用，砚台研墨的部位已经磨损得非常厉害。
一只雕花笔筒。表面雕刻松、竹、梅，岁寒三友图案，旁边还镌写着一首古诗，字体为草书，字迹清秀、洒脱、奔放。
还有一只紫砂茶壶。茶壶小巧玲珑，做工精致，光洁的壶面透着光泽，唯一的缺限就是壶盖上有个小小豁口。
春生当时觉得最难拿，携带最不放便的是砚台，最漂亮，最舍不得送人的是雕花笔筒，最没用，最不值钱的是小茶壶。
春生觉得小茶壶既不实用，也不敢用——像出土文物似的。死人用过的东西，春生觉得不卫生，甚至担心有毒，而且小茶壶的壶盖上有个小小豁口。
可是谁知陆明老师对紫砂茶壶情有独钟！
陆明老师只是把砚台与笔筒略微看了一下，问了春生一两个小问题，就放到旁边去，不再“研究”。
陆明老师唯独对紫砂茶壶爱不释手。
陆明老师双手捧着紫砂茶壶，左右把玩，小心揣摩。
陆明老师两眼发光，一边仔细端详，一边口中喃喃自语：“美中不足啊，只是有一个小豁口，可惜啊，太可惜啦！”
陆明老师也许感到自己有些失态，便转过脸来，目光对着春生，问春生：“你这壶哪来的？”
“我自己家的，”春生轻描淡写地说完，又补充一句，“祖上传留下来的。”
陆明老师“哦”了一声，就不再言语了。
春生的爷爷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春生说过，他们家原本也是书香门第，祖上是读书人，据说后来家道中落，也是因为屡试不中，读书读穷的。
凭心而论，说实话，年轻无知的春生当年是不懂得这些老古董价值的，不懂得什么叫收藏，否则他也不会把祖宗留传下来的东西随便送人。
一直到若干年之后，春生才知道后悔，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败家子！
可是后悔已经迟了。春生甚至曾经想过去找陆明老师讨回，可以送给别人的东西怎么能够好意思再要回来呢？常言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出尔反尔，反悔的话，春生是无论如何也开不了这个口的。
这件事情也怪不得人家陆明老师，要怪只能怪春生自己不识宝。所谓宝物也要在识宝人手里才能收留，不识宝的人是收留不住宝的，就像春生一样。
春生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把这几样东西送给陆明老师，送给一个识宝藏宝的人，一个真正爱宝懂宝的人，也算是为爷爷留给自己的东西找到一个好的归宿。虽然对不起爷爷，若老人家九泉之下有灵有知，也许会原谅自己孙子的无知与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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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将爷爷留给自己的三件“宝物”送给陆明老师后，说明自己的来意：“还想再到下关涂料厂上班，再请陆老师帮一回忙。”
陆明老师二话没说，连忙打电话约上宁生，然后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崭新的《秦淮名妓董小宛》，陆明老师签上自己的大名，带上春生赶往下关涂料厂。
陆明老师亲自出马，为春生找工作奔波，令春生非常感动。
陆明老师和春生赶到下关涂料厂，宁生早已经在学校大门口等着他们。三人一齐来到金老板办公室，恰好金老板在办公室里面。
“这是《雨花》杂志社的陆老师，”宁生把陆明老师介绍给金老板。
陆明老师和金老板握过手，双手郑重地捧着自己签名的书：“拙作敬请斧正。”
陆明老师赠书给金老板，出乎金老板的意料，金老板有点受宠若惊，大眼晴笑得只剩下一条缝。
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大作家的面子不能不给，金老板看在大作家的面子，再次收留了去年春节后不辞而别的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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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陆明老师亲自出马，将春生再次送进南京下关涂料厂。
再次来到下关涂料厂打工，春生没有再下车间做工人，金老板安排春生发货。发货虽然不是什么关键工序，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很重要。
其实当时这样的小涂料厂也没有什么技术可言。有的个体小涂料厂甚至连生产设备也没有，因陋就简，用自来水兑兑，木棍子搅搅，反正总比刷白石灰水强许多。当然，非过来之人，非亲身经历者，是不能了解其发展过程与其中内幕的。
——当时的涂料市场，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品牌，这么多五花八门，各种功能用涂的建筑涂料；更不像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既要质量好，还要价格低，还要服务好，还要环保。
发货其实是为涂料厂把门，为金老板为关。在春生未来之前，发货的是一个小姑娘，金老板夫人的亲戚，经常出错。而在小姑娘之前，是一个下岗的老会计，这个老会计居然与外人勾结，里应外合，合伙诓骗走金老板几十吨涂料。发货这一关一度成为金老板的心头之患。
——主要还是金老板没有用对人，没有遇到好人。
春生去年在涂料厂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金老板对春生印象不坏。
一次车间晚上加班，正好外面又送来一卡车原材料（碳酸氢铵粉），本来晚上加班人就少，人手不够用，只抽了春生一个人来卸货。春生一声不响，一个人把一卡车的碳酸氢铵粉卸完。虽然满头大汗，累得半死，但春生没有一句怨言。
“这个小伙子还不错，虽然白白清清的，不像吃过苦的，想不到还蛮能吃苦的，而且没有听到他一句怨言，牢骚话。”望着春生走向浴室，浑身湿透的背影，有一点点感动的金老板嘴上不说心里说。
金老板看在眼里，当时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后来还是在一次车间人员会议上表扬了春生。
还有一次下班后，别人都走了，春生还在打扫卫生。
“企业就需要这样的人啊，这个小伙子可以用。”金老板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春生这两件事情都给金老板留下很深的印象，金老板从此开始关注，有意观察春生。
金老板特别崇尚日本人的敬业精神，金老板在日本留过学，打过工，对日本人的敬业精神非常佩服，赞不绝口。
“你对企业负责，企业就一定会对你负责。”金老板常常这样对员工说。
金老板用自己亲身经历来教育员工，要大家以厂为厂，学习日本人的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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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春生的工作比较照顾，金老板对春生的生活也非常关心，问春生适应不适应现在的工作环境，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的尽管说。
春生内心对金老板充满感激之情。不仅如此，春生还十分敬佩金老板。
春生为什么选择重返涂料厂呢？除了生活所迫，也源于内心对金老板的敬佩，春生敬佩金老板的创业精神，敬佩金老板创业的胆识和超前意识。
春生也是在乡镇企业摸爬滚打过好几年的人，深知办企业的艰难，更何况金老板一个人从原来的企业里跳出来创业，不用说，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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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老板看重春生，主要是因为金老板的企业里缺少像春生这样既有一定文化水平，又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农民工。
涂料厂除了退休下岗的老工人，就是年轻的农民工。农民工大多数能够吃苦，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尤其是安徽淮北一带的农民工（在南京打工的安徽人比较多），有的小学都没有毕业，不堪重用，无法胜任管理工作。
根据经济学的“水桶论”，水桶水位的高低是由最短的一块木板决定的，产品质量的提高要靠员工整体素质的提高。金老板忧虑员工的素质，是金老板意欲培养春生，也是后来提拔春生的主要原因。说实话，当时像春生这样的农村高中毕业生出来打工的人并不多。因为当时农村高中毕业生本来就不多，虽不是凤毛麟角，但物以稀为贵，他们在农村也还是比较吃香的，一般都会在家乡找到合适的事情做。春生这是跌了跟头才不得不出来打工的。
金老板觉得更难得的，春生还有在乡镇大企业工作的经历与经验。
金老板决定找春生好好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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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是人生的老师。春生的人生之路下一步该如何走，以后何去何从，且看他后面在下关涂料厂的工作与生活。
延伸阅读：
放火烧麦（大耳郎原创散文）
一
我种田是“半调子”，常言说得好：“满瓶不动半瓶摇。”
我至今还种着二亩半田，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我这样一个怕吃苦的人，为什么还要种田？也许种几亩田，能现体我一个一事无成，“半调子”农民的价值？
我种出来的麦子和水稻能养活多少人我没算过，我只知道，我如果仅仅靠种田，是无法供女儿上学的。
以前我父母种十五六亩，种这么多田能养活多少人我也没算过，我只知道，我勤劳的父母就靠种田供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上学读书，把我们培养成人。
要知道，那时候粮食才几毛钱一斤，除了农业税，还有这个费、那个费！
我种二亩半田尚且嫌苦，我父母种十五六亩要吃多少苦？！
二
那时候种田最没意思，简直就是“混阳寿”。不像现在，国家政策向农业倾斜：取销了农业税（全世界只有中国农民才交农业税），粮食价格放开，减免各种收费保护农业，还要求“工业反哺农业”。
说实话，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政府一直是亏待农民的。不仅农民种田要交农业税，还把粮食价格压得很低，同时从上到下，各级政府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说不清、道不白、数不完的收费，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
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农村基层的腐败也比较严重。由于农村基层组织瘫痪，干部素质低下，吃喝之风尤其盛行，光一个小小行政村的招待费用能有十几万块钱。那时流行一句话：“嘴里没有味，下去开开会；肚子缺少油，下去走一走！”这更如雪上加霜，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可以这么说，养活了全中国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二的农民却“养不活自己”，他们纷纷东奔西走、被迫外出打工。有一句形容农民当年处境的最经典的话叫：“六顶大盖帽，围剿一顶破草帽。”真的是这样。
种田仅仅只能糊口，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经常看到大片抛荒的良田，令人揪心！
一位船老板，为了不耽误生产队农忙进度，一把火把自家麦田里长势虽然不好，但已经成熟的麦子烧个净光。“放火烧麦”，是我印象当中，亲眼目睹“消极种田”中最极端的事例——
事情就发生在我们隔壁村。我的家在江都最东面，我家东面的祁西村属于兴化。祁西村有一户人家在苏南跑水上运输（里下河叫“跑大船”），由于平时忙，荒芜了田间管理，野草比麦子长得还要高，而麦子则像癞子头上的毛——稀稀拉拉。眼看着他们家那一片田地就要上水，船老板才匆匆忙忙从苏南赶回来。为了不影响别人家沤田栽秧，船老板匆忙和大家打过招呼，然后大手一挥道：“放火烧！”亲手点燃了自家麦田里的麦子。火苗舔着早已干透、变得枯黄的麦秸杆，舔着耷拉着脑袋、熟透了的麦穗……
“财大气粗”的船老板毫不在乎，站在麦田旁边神态自若。一边若无其事“观赏”着冲天大火；一边和观围的村邻们谈笑风生，轻描淡写地说：“反正长得又不好，也打不到几个麦子，更不值几个小钱，别把劳功夫浪费掉，还不如一把火烧个净光来得干脆！”
很快，一大片长满麦子的麦田被焚烧得干干净净……
其时我的女儿已经上小学，为了供女儿上学我也唯有出远门打工。
三
不平则鸣。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里不能不说到一个人，一个农民，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多次冒着一定风险上书党中央、国务院，反映农村问题。
“六顶大盖帽，围剿一顶破草帽！”这句后来流行全国的话就是从他嘴里第一个说出来的。这个人为《农业法》的制定立下汗马功劳。
这个人也是我们江都人。一个曾经非常有名，令人敬佩的农民，他的名字叫费桂龙。
尤其是我们中国当代农民不能，也不该忘记他。他对“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数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一如既往的关注与研究；他为减轻农民负担奔走呼号，为广大农民过上现在不交税、不交费的幸福生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为。
总之，费桂龙功不可没！
拓展阅读：
附：城乡差别拉大收入差距
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一直在扩大，从1978年前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1:1（还不包括公共服务的差距）。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那么，是什么让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倾向于农村、个体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政策取向由扶持个体私有制转向扶持国有经济。
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那十年也是中国脱贫成就最显著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那段时间共有1。44亿人脱离贫困状态。到了90年代，农村居民的收入从80年代的两位数字增长急剧下降到4％，脱离人口也只有6200万人。
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城市化会促进家庭收入的增长，进而刺激消费的增长；但中国的城市化把2。3亿农民变成“农民工”，却没有拉升中国的消费。
“农民工”把打工收入的40％存进了银行！
“农民工”比城市居民收入低，却比城里人更爱储蓄。
城市化带来的增长之所以没有在消费行为中体现出来，是因为公共服务的欠缺抵消了这种增长。“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
城市和农村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人口密度高，消费需求集中，能够减少交易成本，有利于发展服务业。这种经济上的规模效应是近代以来全球性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城市化往往带来消费上升。
但中国是个例外！
“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其主要消费还是在农村。他们挣钱、存钱主要用于供子女上学和在老家盖房，仅前者一项，就占到“农民工”总开支的三分之一之多。如果“农民工”的子女也能够像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一样，进入收费低廉而资质更好的公立学校读书，“农民工”的实际收入就能够得到显著的提高。所以，城市如果能给有职业、长期居住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就能够降低他们的储蓄率，从而促进消费。
重庆的人均收入比上海的人均收入低很多，不是因为重庆城市居民收入比上海城市居民收入低很多，而是因为重庆的农村人口比重比上海高很多。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东部省份，收入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背后是城乡收入差距。
这是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
现在许多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贫困差距缩小了很多，到90年代却急剧扩大。
中国本来有机会让工业分布在农村，提高农民的收入，同时让更多人在城市生活，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可是现实却是，2亿以上的“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奔波，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发展失衡是当今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之一，城乡差距的显著扩大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难题。
中国错过了缩小城乡差距的机遇！
在过去的几十年，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如何增长经济，但分配和增长同等重要。
改造分配现状需要很长时间，但政府各部门的表态、规划和政府表明，改变分配不公的现状已成为中国当前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
经济总量的急剧膨胀往往带来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类似的情况在几乎所有经历过快速增长的国家的历史上都出现过。各国处置的方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有一些国家成了当今世界上的“成功国家”，另一些国家要么陷入动荡不安的泥潭，要么重新回到贫困的深渊。
改革考验政府的意志、勇气和能力。
导致贫富分化的因素很多，关系到中国深层次的问题，专家也有不同的观点，而且还在争论。
QQ：635906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