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晚年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江苏金坛市人。生于雍正十三年，卒于嘉庆二十年。中国清代经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乡试，入都会试，屡不中。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后又为四川富顺、南溪和巫山知县。
段玉裁在京时，得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姚鼐等学者。返里后，又得与刘台拱、汪中、金榜等人相交。55岁时，二次入都，得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乾嘉时代汉学昌盛，段、王两家在音韵学、训诂学方面的贡献极大。
段玉裁博览群书，着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多有成绩。其中《六书音均表》在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江永《古韵标准》的基础上剖析加密，分古韵为17部，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着作。
段玉裁用了30余年时间完成了《说文解字注》，其体大思精，为前所未有。他先为《说文解字读》，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晚年才删去繁文，简约成《说文解字注》。嘉庆二十年(1815)五月全书刻成，风行一时，大为学者所称赞，《说文》之学也由此而盛。《说文》段注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比勘二徐（徐铉、徐锴）本，刊正传写和刻本的谬误。第二阐明许书着作的体例。其三引证经传古籍，解释许说，推求许说所本。第四在许慎训解之外，说明字义的引申和变迁；指出字有古今，义也有古今。第五阐发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根据谐声声符说明音义相通之理。与同时学者桂馥、朱骏声、王筠并称《说文》四大家。
段玉裁注《说文》的成就极大。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其后钮树玉作《段氏说文注订》，徐承庆作《说文段注匡谬》，王绍兰作《说文解字段注订补》，徐灏作《说文段注笺》，虽各有发明，然成就不大，且有以不谬为谬者，转增烦扰。
段玉裁不但在整理文献的实践中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同时他总结实践经验，又提出很多卓越的见解，诸如“改字”问题、误校问题、分别作者之是非与本子之是非等，卓识宏议，发人之所未发，至今为学者所称道。其在《经韵楼集·与黄荛圃论孟子音义书》中有论：“凡宋版古书，信其是处则从之，信其非处则改之，其疑不定者，则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论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适滋后来之惑。”
关于“改字”问题，总的说来，他是主张“勇改”的，认为当改则改，知错不改反而会留下后果。但是他同时又反对妄改、擅改，因为妄改、擅改会造成更恶劣甚至难以挽回的后果。他说：“转不若多存其未校订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而不可治。”甘苦有得之言，发人深省！
段玉裁校书不迷信古本，而是主张依靠自己的学识，善加判断。他分析经书的“疏”与“经注”本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各家所守的“经注”以及单行的“疏”受授不同，其字其说龃龉者多，自《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够识别其源流同异的并不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古本来校勘经书的文字，已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作出抉择。《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指出：“顾自唐以来，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可见段玉裁不独鄙视俗本为不足据，就是通常以为的精善宋本，也亦去其积误而探其义理以定是非，这就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其分析为：“读书有本子之是非，有作书者之是非（按当指立说），本子之是非，可雠校而定之，作书者之是非，则末易定也……仆以为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书者之是非，则存乎识断、审定。”这些议论，给校勘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力和扎实的基本功。
段玉裁在校勘方面的绝诣，有很多校例已为当代发现的敦煌写本、阜阳汉简所证实，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所着《古文尚书撰异》勘正今本误字甚多，当时无别本可参，仅凭理校，今与敦煌写本对校，每多合者。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云：曾以《尚书》残卷《益稷》、《禹贡》两例“持与段氏《撰异》对读”，其中段氏所定“脞字从肉”、“繇字不从草”等例。又如段玉裁在《诗经小学》中判断《诗经·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的“讯”为“谇”之误。
段玉裁高足弟子之中，长洲徐頲、嘉兴沈涛、女婿仁和龚丽正较为知名，长洲陈奂尤其得其学识真传。
段玉裁一生的主要着作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古文尚书撰异》、《经韵楼集》、《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录》、《戴东原年谱》等。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在文字音韵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