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之真实性，于卷五十可略见一斑。
司马迁写《史记》恰值汉武帝执政。汉武帝是个骄横的帝王，刚愎自用，盛气凌人。然而，却允许司马迁以董狐之笔对汉高祖大不敬，揭露汉高祖小肚鸡肠、寻机报复的“前科”。司马迁写了，而且在汉武帝眼皮底下通过了，确实令人惊诧。这足以说明，汉武帝之专制，远未达到专制之极致。否则以下记叙绝不会漏网：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风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于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而王次兄仲于代。（《史记·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在帝王家族的传记中，揭老祖宗的底，极尽挖苦讥讽之能事，既表现了司马迁的磊落胸襟，也从侧面反映了皇帝（即使是汉武帝这样独断专行的皇帝）也有其开通的一面，并没有完全把人们的嘴堵死。“羹颉侯”之颉作“刮”义，实际上就是刮锅侯。就因为高祖落魄的时候，大嫂刮锅，以示无羹，高祖怀恨在心，当皇帝之后，将“羹颉侯”如此不雅的称谓赐予了大嫂的儿子信，信无奈只得接受。
这个故事本身小事一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后来的帝王逐渐失去了汉武帝的宽容大度。换一个帝王，“羹颉侯”式的写实，早就被文网捕获了，杀头灭九族也未可知。自汉朝起，“民主”与自由度由强而弱，不是递增，而是递减，这是一个令人汗颜又不能不承认的现实。中国的政治，汉至唐宋，还是比较开明的，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元、明、清以降，一代不如一代（只有元朝比其后的明、清更专制，是个例外）至清末，已经远不如汉唐的民主因素多了。
我们可以从文字狱的视角考察“文明倒退”这一特殊历史现象。按理“羹颉侯”应在文字狱的网罗之列。然而司马迁却得以幸免，实在万幸。若汉武帝大兴文字狱，《史记》就不会有今日之面貌了。文字狱肇始于北宋的乌台诗案，其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于一篇文章而被定成死罪，因一句话被流放或监禁。
形成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秦始皇过度的“严”导致了汉朝相对的宽。而由“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又逼迫统治者不得不一点点把口袋扎紧，避祸唯恐不及，谁还敢“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
大一统皇权专制面临这样一个不可逾越的悖论：统治过于苛严，“水”可以覆舟；统治过于宽松，“水”亦可以覆舟。统治的尺度在“苛严”与“宽松”之间，似“宽”实严，“严”而不过。然而在实际操作上，掌握这样的尺度，又何其难也。所以，大一统皇权专制平稳的时候少，多数场合处于危机之中。这是由这一体制自身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