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期，魏国一度是最强的国家，至战国末期一衰再衰，终至不堪一击。其故何也？司马迁在《魏世家第十四》的篇末论赞中，仰天追心，感慨万端，亮出自己的看法：
（以下变字体）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记·魏世家第十四》）（变字体完了）
无论对“天方令秦平海内”作正的理解抑或作反的理解，都说明司马迁认为秦统一中国是必然的，即使魏国得阿衡之佐，也无济于事。成事在天，谋事在人。秦无德行，但天佑之，岂能不成。
秦统一六国确实具有必然性，然而“必然”是七国共同铸就的，而非天赐。
六国亡于秦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不存在诸侯国和平共处的社会土壤与共同协商的政治氛围（这一点与西方不同，欧洲的诸侯国在大多数时期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从春秋百国到战国七雄，非问罪即杀戮，非攻城即征伐，杀来伐去，最终势必弱肉强食，归于一统。即使秦不消灭六国，也一定有一强者充当这一角色。不仅强国有强烈的争斗意识，弱国同样有争斗意识。六国“合纵”期间仍然纷争不停，一日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合纵”。从未有人认真想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哀民生之多艰”之类比战争重要得多的事情。
钟厚必哑，权重必滞。中国政治为单纯权力支配，缺乏柔韧性。从春秋五霸的霸权之争，到秦国吞并六国之战，仅历数百年，政治格局便难以为继了。
由秦国来瓦解，是一种偶然，这种偶然寓于以下的必然性之中：
——华夏民族内部好为失盗事端，手段奇诡；
——言行不一，言则恃德者昌，行则恃力者昌；
——重特殊，轻一般，政治的最终结果与特殊毫无系累。
以上特性，大体决定了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
司马迁虽然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但他总比许多至今仍盲目歌颂秦始皇的人高明得多。司马迁并不是简单地看待秦始皇称帝，他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结论如何不论，这种思考殊为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