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4月21日,毛主席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当天早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4月23日,一举攻克南京,红旗插上了伪总统府,宣告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
随后,上海、武汉解放,我们师即将横渡长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下江南”。五
宣传队先在汉口小住,然后转移到武昌。
进汉口,这是我们部队南下后第一次在大城市驻扎。进城前,师部宣布了若干条纪律,保护城市建筑,讲求文明礼貌,保障人民安宁,尤其对驻地的各种设施不许有任何损坏。
我们的驻地是一座三层楼房,敞亮的大房子里有沙发,温馨的小房子里有转椅,地上铺了木地板,那才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地道的一座小洋楼。我这个“土包子”,头一天就出了个洋相。
上厕所解手,人家告诉我,便后别忘了放水冲洗,拉一下身后那根绳就行了。我解完手,拉绳放水,粪便冲净了,松开绳子,水还不停地冲,再拉再松开,水仍然流个不停。糟糕,我也没乱动什么,它怎么就坏了?想不到,进城第一天我就违犯了纪律。不敢怠慢,我赶紧去报告马队长:我把便所冲水那玩意儿弄坏了。
马队长皱皱眉头:“你怎么总是毛手毛脚的?”他跟我走进便所,奇怪,水怎么停住了!马队长一看笑了:“你这个‘土包子’,哪里是坏了,你搬把椅子上去看看嘛。”
马队长的话,让我放心了。我搬把椅子爬上去看个究竟,原来水箱里有一个球体,堵住水口,一拉绳子,球体浮起,水流下来。刚松开绳索时,球体仍浮在水面上,水继续往下流。只有水箱的水流尽了,球体落下重新堵住水口,水箱就不再哗哗流水了。
头一次使这种东西,它就跟我开了个玩笑,害得我傻乎乎做了一顿检讨。不过这事也给我敲了警钟:进了大城市,好多东西都很新鲜,千万别乱鼓捣。
半个月后,我们进驻武昌,那时长江江面没有桥,只有大大小小的船只,人和汽车过江靠轮渡,连火车过江也要靠轮渡。我们宣传队就住在江岸边。大部队南下,天气热了,再一次轻装,武昌江岸,沿途卸下的军大衣、棉袄、棉被足有一里路长。师供给处没有库房,只好临时堆放在江岸。
在武昌小住几日,宣传队排了几天戏,又继续向湖南岳阳进发。我因为腹部中弹感染化脓,暂留在武昌治疗。留在武昌的还有师政委的老婆杨洁茹和她不到一岁的儿子。
我除了每天换一次药,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就到江岸去看过往船只,享受江风的凉爽。一条条鼓满风的帆船,南来北往,船工们弓着腰,迈着沉重的脚步,奋力拉着长长的纤绳。船工号子回荡在宽阔的江面上,给人一种苦难感。
有时也同杨洁茹的勤务员一起读书看报。勤务员崔谷雨比我大一岁,可他识字没有我多。我俩天天读《长江日报》上马铁丁写的“思想杂谈”。他不认识的字,我教他。我俩都不认识的字,就去请教杨洁茹。马铁丁的思想杂谈常常引经据典,引马列的,引古典文学的,也引鲁迅的。记得马铁丁写过一篇关于说服教育的杂谈,文章大意是: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成千上万的农民拥进莫斯科,他们恨透了沙皇,一定要烧掉沙皇住过的皇宫。有人把这事报告了列宁,列宁说不要强迫命令,要向农民说服教育。但是一连进行三次教育,农民都不听,非烧掉不可。最后列宁亲自接见农民。列宁说:“你们先听我讲两句话,然后再烧行不?”农民说:“可以。”这时列宁问大家:“沙皇的房子是谁造的?”农民回答:“我们造的。”列宁又问:“我们自己造的房子,不让沙皇住了,让我们的代表住好不?”农民回答:“好。”列宁最后问:“那么房子还要不要烧?”农民觉得列宁说的道理对,同意不烧房子了。文章最后说:列宁没有下什么命令,也没有强迫农民不许烧沙皇的房子,而是用道理说服农民,不仅保住了建筑,还使农民从这件事情中明白了一个道理。
马铁丁的文章,我感到很亲切,它思辩的锋芒,平和朴实的风格,对我后来五十多年的文字生涯不无裨益。
我住处的隔壁,是一家理发店。湖北人理发的手艺是数一数二的,在东北,不论沈阳、哈尔滨,凡是理发店,一律打“湖北理发馆”的招牌。我隔壁这家理发店,老板见人三分笑,是个“笑面虎”,还有两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小徒弟年龄跟我差不多,人长得又瘦又矮。他每天除了手指夹一根筷子当做剃刀,练习手腕,练手劲,再就是拉“土风扇”,从没见他剃过头。
“土风扇”就是吊在屋棚下的布帘子,一条一尺多长、两米多宽,固定在一根木板条上,拴着两根绳子,绳子穿在滑轮上。小徒弟两手交替着拉那两根绳,布帘就在空中来回移动,像大扇子似的送下阵阵凉风。我给它起名叫“土风扇”。
当时南方的许多小店铺,都有类似的“土风扇”。我看那布帘子飘过来飞过去,甚是有趣儿,有时也替小徒弟拉绳。理发的顾客见一个穿军装的少年干这活,都用好奇的目光瞧我,我却愈拉愈起劲,直拉得满头大汗,才让小徒弟接手。我从中体会到学剃头也挺不容易。
有一天夜里,崔谷雨跑来跟我闲聊。他说白天有个鬼鬼祟祟的人,跟理发店老板在一起喝酒,他们叽里咕噜说湖北话,他也听不懂,可是有一句话他听懂了,老板交给那人一封信,然后说:“亲自交给联络员。”他怀疑理发店老板是特务。我很天真,觉得崔谷雨有些疑神疑鬼:
“哪有那么多特务?老板总是笑呵呵挺进步的,昨天还贴出告示:‘本店拥军,军人理发免费’。”
“可不能大意,前几天马铁丁的文章不是还说,解放了,却不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要睁大警惕的眼睛嘛。”
“你别听风就是雨,对谁都不相信,好人是大多数。”
“我打小受过骗,那你说,老板的事要不要向上级报告?”
“你啥证据也没有,报告啥?”
我这里正好为人师地“教育”小崔呢,猛然从江北岸传来轰隆隆的爆炸声,不到一分钟,又是一声巨响,火光把屋内照得如同白昼。我俩跑出去观看,是停泊在江北的一艘装满汽油桶的大船失火了,汽油桶一个接一个地爆炸,大火熊熊,江面已成一片火海。
就这样每隔一会儿一声炸响,江面上火势不断蔓延,顺流而下,映得两岸一片红光,长江几乎成了流火的长江。一直到深夜,大约所有的汽油桶全爆炸了,才慢慢平息下来。
这是武汉解放初期,货运码头发生的一次震惊全国的事件,有人说是责任事故,也有人说是特务蓄意破坏,众说纷纭。我天天看《长江日报》,不知是我漏看了,还是报纸压根儿没报道。
不管爆炸原因如何,这件事还是教育了我。第二天一早,我爬起来就把小崔叫到屋里,悄悄对他说:
“谷雨呀,我想了半宿,觉着你说得对,要提高革命警惕,你还是去报告吧。”
小崔问:“报告谁?我也没拿到证据。”
“就报告给政委老婆,她知道该汇报给谁。”
我本来想检讨自己,可话到嘴边又改口说:
“谷雨,你虽然还是个新兵蛋子,可警惕性很高。”我还以老大自居地嘱咐他,“记住,再不要跟别人说了。”
这个理发店老板果然有问题,第三天傍晚,武昌市军管会开来一辆吉普车,下来几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在老板房子里搜查,翻出几件可疑的东西,连人带东西一起带走了。
第二天,杨洁茹他们被转移到东湖,说那里条件好些,也安全。我的伤口恢复得差不多了,就跟政治部的一个干事去追赶大部队。六
政治部在岳阳没住多久,就开进了衡阳。我赶到衡阳时,宣传队正在抓紧《李闯王》和《血泪仇》两剧的最后排练。这期间我们师又接收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京剧团,经过一周的改编教育,他们已经投入了新戏排练,准备在衡阳上演《逼上梁山》。
衡阳地处“南北要冲”,“扼两广,锁荆吴”,是江南主要商品集散地之一。衡阳历史悠久,是造纸术发明家蔡伦、大思想家王船山的故里,也是我们四野政委罗荣桓的家乡。
《血泪仇》有个小角色,是王仁厚的“孙子”,原来的演员岁数偏大,个子也显得高。我归队后,队里决定改由我扮演。又是演“孙子”,真没劲。去年演《抓壮丁》,我演那个偷吃猫食的小孙子,过了半年多,连队的干部、战士见了我,还取笑说:“你不就是那个在王保长家偷猫食的嘛!”
没劲归没劲,还得乐呵呵参加排练。上午是演员自己体会角色、背台词,或是几个角色一起对台词。下午集体排练。我是最后一个进剧组的,要比别人更抓紧些。在剧中我的“爷爷”王仁厚,由叶勃扮演,我的“父亲”王东才,由马桂林扮演。用当今时尚的话说,叶勃、马桂林都是戏剧队的大腕儿,跟他们同台演出,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我的毛病是喜欢“独立思考”,在别人习以为常或不容怀疑的地方,也想有一点自己的发现,有时别人就觉得你“拧”。就说王仁厚的一段唱词吧:
“王仁厚走遍了前后村没有人烟,几辈子没碰上这样的荒旱……”
我问叶勃:“你不觉得这句唱词有毛病吗?”
“有什么毛病?觉不出来。”叶勃不以为然,“这是大手笔写的剧本,能有啥毛病?”
我说:“大手笔咋的?大手笔也不是圣人。”
“那你说说有啥错?”
“‘几辈子没碰上这样的荒旱’,王仁厚只能活一辈子,怎么能是‘几辈子’?该改成‘一辈子’。”
后来我们请示了导演,还真的把“几”字改成了“一”字,那句唱词便成了“一辈子没碰上这样的荒旱。”
初到南方,一是不服水土,最常见的是拉肚子;二是十有八九都发过疟疾,当地叫“打摆子”。我可好,一“劫”也没逃过去,先拉肚子,后打摆子。打摆子特难过,先发冷,后发烧。冷起来,盖两床厚被还打哆嗦;烧起来,恨不得跳进冰窖里。打摆子挺规律,每天都准时发作,我发作的时间是下午四点钟,戏排到下午三点五十分,我就悄悄走到导演身边,低声说:“我到点了。”然后赶忙跑回宿舍,蒙上两床厚被,等待发作,先冷后热,前后要折腾两三个小时,才能过去。天天如此, 一折腾就是一个多月,把人害苦了。
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是奎宁,当时这种药有限,只有重病号才有保障。我年纪小,受优待,刚患上疟疾就服奎宁,几天后脸黄得像涂了蜡,尿也是黄的,简直像患了黄疸病。
我们即将上演的《李闯王》、《血泪仇》,已经在衡阳大戏院挂了牌,没想到突然接到命令,全师进军广东。为了不失信于衡阳百姓,师领导让我们送票不售票,为衡阳军民义演两场,然后入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