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色俩目昆（问候语）。我们是解放军的回民支队，都是朵斯蒂（弟兄），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请掌柜行个方便，帮帮忙。”
老板回了一个“色俩目”，显得无限惊喜：“啊？老总里也有朵斯蒂？快请进，快请进。”老板看我们有十几个人，想了想说，“上车饺子下车面，我给老总们接风。”说着就吩咐小伙计去压面条。我们说自己带着面哪，老板一摆手，“你说嘛呀？这顿饭，我请了。”
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打卤面，一边对老板说：“掌柜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不兴叫‘老总’，叫同志，人民军队和人民是一家人。”
不料我这句话，倒让老板找到了不收饭费的理由，他说：“您还说嘛？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还收嘛钱哪？”
不管老板怎么说，我们硬是把带去的面粉和菜金给他留下了。二
部队在天津休整一天，继续向山东德州进发。因津浦铁路遭到国民党军队破坏，火车停运，我们只能徒步行军，计划走两天到达德州，头一天在沧州宿营，每天大约走九十华里。
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徒步行军。队长考虑我年纪小，把我的背包放到运道具的车上了。空着手行军，我总感觉不好意思。比我大不了几岁的金玉廷，走到我身边撇了撇嘴：“你这也叫行军？”
我头一扬：“不叫行军叫啥？”
“叫啥？最多叫走路。”他故意用腰部往上颠了颠背包，“不背步枪，不背子弹袋，已经不是战士了，你连背包也不背，算哪一路军人？”
“也不是我不想背，是马队长硬把背包扔到车上的。”
“像你这样行军，太没面子，人家也会笑话你。”
运道具的汽车早开远了，想取下背包已经来不及了，我求助似的问金玉廷：“那咋办？变也变不出个背包来。”
看我无可奈何的样子，金玉廷觉得他的目的达到了，便幸灾乐祸地说：“将来你向后辈讲起下江南来，你咋说呀？说当年下江南，我是空着手走的？”
金玉廷的话非常刻薄，让我大伤自尊，于是我不顾一切地往前跑去，一口气追上了队伍前面的警卫连。我选择了一个瘦小的战士，对他说：“你累了，我来帮你背枪。”不等他同意，我就抓住枪背带往下拽。他不但不领我的情，反倒说：“别开玩笑了，你还没有枪高呢。”他背一支日式“三八大盖”，这是步枪中最长的一种。他指了指走在队伍外面的连长，俏皮地说：“你还是去替连长背盒子枪吧！”
“你这小子，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张连长骂了那个战士，算是替我出气解了围。他对我说：“文化教员背两个书包，都是歌本和书，你帮他背一个吧，背那个小的。”
张连长真好。我得意地瞅一眼小战士，昂着头从他身边走过去。文化教员把一个小书包递给我，那书包还没子弹袋沉呢。
太阳压山时，我们进了沧州城。沧州是刘震寰师长的老家，乡亲们提着装满鸡蛋、花生、红枣的篮子，在街道两旁夹道欢迎我们入城，连六十多岁的老阿訇也出来迎接部队。
这支队伍，当年就是在沧州、孟村这一带创建的，番号是“渤海回民支队”，八年抗战，一直活动在这一带，与当地回、汉族群众建立了血肉般的关系。抗战胜利后，渤海回民支队奉命开赴东北，今日凯旋，万人空巷，受到家乡父老的热烈欢迎。
是夜，当地政府召开了“欢迎家乡子弟兵载誉归来”的联欢晚会，军地互赠锦旗，我们宣传队演出了秧歌剧《拥政爱民》，地方上表演了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联欢活动持续到很晚都没有结束，马队长把我和几个女队员叫出来，说明天还要走一百来里路，让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其实我们早就困了。
我刚躺到炕上，还没睡着，炊事班张班长端来一盆热水，让我泡脚。我又困又乏，不想爬起来。张班长说：“起来小子，泡泡脚，解乏，睡得也香，要不明天你就走不动了。”张班长的儿子是突击连的司号员，1945年第一次占领长春时，在攻占飞机场战斗中牺牲了。从此，他把所有的年轻人都当成自己的儿子，年轻人也像尊敬父亲一样爱戴他。我乖乖地爬起来，泡了脚。
“舒服不？”张班长问我。
“舒服。”我眯着眼笑了。
他把我两只脚搬起来看了看：“你小子还行，脚没打泡。”
那天，我是带着张班长父亲般的关爱沉沉入睡的。
次日，我们行军十个多小时，开进德州城已是掌灯时分。
德州位于山东的西北部，自古就有“神京门户”之称。大禹治水疏浚九河，德州就疏浚了五条。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东方朔画赞碑》，一直珍藏于德州陵县。宋人修建的文庙，是德州夏津县的标志性建筑。这些古老的文化象征着德州悠久的历史。
打前站的提前到了德州，号好了房子，宣传队全住在老乡家里。我和金玉廷、小杨住的这户人家只有祖孙二人，奶奶快七十岁了，孙子十二岁，叫门栓子。他家一明两暗三间房，祖孙俩住东边一间，腾出西间给我们住，中间是厅堂。
几天以后我们得知，门栓子爹前年死于痨病，去年他娘改了嫁，丢下孤苦伶仃的祖孙俩，无依无靠。我们把门栓子喊过来，问他：“你和奶奶靠什么过日子？”
门栓子说：“拾粪，一天拾两粪箕子，用粪换地瓜，换小米。”
“能换多少小米？”
“小米换得少，满满两粪箕子只换一斤米，地瓜换得多，一粪箕子，就能换三斤地瓜。”
听了门栓子的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快开午饭时，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找来小杨和小金商量：“房东家太苦了，咱们得帮一帮。”
“你能帮啥？”金玉廷不解地问。
“我有个想法，咱们每次打饭多打些，他家就不用做饭了。”
我们三人中，小杨最大，伪满时读过“优二”，人很善良，他赞成我的想法，可也担心：“炊事班的人可鬼了，尤其是张班长，多打一点饭都看得出来，咱们天天多打，能行吗？”
我说：“我去打饭。张班长总说我‘个子高，吃得少’，这回我就告诉他，我饭量涨了，多给打点。他还会高兴呢。”
他俩表示赞成：“那好，就看你的‘戏’演得咋样了。”
头几次打饭我提醒张班长，后来他就习惯了，有时别的炊事员掌勺，他还叮嘱人家：“小鬼长身体，能吃，多打两勺子。”
起初，门栓子不好意思同我们一起吃饭，特别是夹菜，总趁人不注意时，抽冷子夹一大口菜，放在嘴里，嚼半天才咽下去。没过几天，他就习惯了，有时吃荤菜，他专拣肉夹，还说“我的筷子长了眼睛，一夹一块肉”。头两天，门栓子比我吃的还多，小杨担心他撑出毛病来，到第三天，吃不动了。金玉廷逗他：“吃饱了吗？别装假。”
门栓子知道是逗他，故意说：“今天是周末，下午有牛肉，我得留点肚子。”
老奶奶吃饭慢，一个人在屋里细嚼慢咽，她总夸炊事班的手艺好，炒的菜有滋味。有一天吃炸酱面，老奶奶吃得特别高兴，把我叫到她跟前，说：“你们跟大师傅说说，酱里要多放些葱，俺们小时候吃面，酱从来不炸，小葱蘸生酱，面可好吃呢！”我瞎答应着，心想：跟大师傅说了，不就等于我自己去“投案自首”！
我们在德州城住了三个多月，门栓子家没起过火，有两次是老奶奶特意给我们煮地瓜，让我们吃个稀罕，才算开了灶。
这三个多月，我没少给炊事班打溜须，发的“耕牛”烟卷都孝敬了张班长。宣传队排戏，一般不让观摩，有两次彩排，我悄悄给炊事班透了风。马队长还纳闷：“张班长消息好灵通啊！”
马队长从唐山开滦中学招了三十多名高中生，有特长的留在宣传队，其余的由政治部统一分到连队当文化教员。就在他们集中学习时发生了一件事，可是让人紧张了一阵子。
唐山是华北重镇，解放前城市繁华，情况也复杂。据说国民党撤退时，还潜伏下一批特务。这批小知识分子到部队后，要例行政治审查。学习班开班不几天，队部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行十二个怪怪的字，像个天书，谁也读不懂什么意思。
第一行头一个是倒着写的“天”字，第二个是三个“更”字叠在一起，第三个是繁体“开”字的一半。第二行头一个写的是很小的“奴”字，第二个是倒写的“等”字，第三个是卧倒的“月”字。第三行头一个是“山”字，中间一竖高出一截，第二个是“路”字，“足”与“各”中间有距离，第三个是“信”字，但漏掉了“口”。第四行头一个是“哭”字，“双口”与“犬”断开了，第二个是“肝”字，“干”的一竖拉得很长，最后一个是“木”字，一撇一捺都写得靠下。
马队长、曲指导员、刘队副，三个人横看竖瞧，怎么也看不懂，便产生了怀疑：莫非是特务分子的联络暗号？后来又找来两个学历高的党员，他们反复揣摩，也看不出其中的意思来。于是学习班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曲指导员把我们几个年纪小的队员找了去，很神秘地说：
“给你们分配一个任务，从明天起，到学习班参加学习，跟唐山新兵们编在一起。学习时长点心眼，看看班里有没有反常现象，有没有不正常接触的，例如鬼鬼祟祟，不正大光明的。”
马队长很郑重地补充说：“你们都小，就装作没事儿似的，不要还没发现别人不正常，倒让人先发现你们不正常了。这是政治任务，一定要保密。”
开始我们都蒙在鼓里，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天过去后，什么也没发现，倒觉得这些学生兵都挺“革命”的，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时，比老兵讲得更具体，更生动，有的还参加过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学生，跟特务能有什么瓜葛？晚上汇报时，小金坐在后面不发言，我傻乎乎地实话实说。
刘队副问我：“什么问题也没发现？”
我说：“不是没发现，我觉得他们革命热情很高，根本就没有问题。”
我们正汇报着，马队长兴冲冲地走进来，笑着说：“好了，弄明白了，是两个情人谈对象的‘情书’。”
经保卫部门识别，那十二个字，是一首“谜字”又“谐音”的七言打油诗。马队长把破译的“谜底”读给大家听：
“天到三更半门开，小奴等到月芽歪；山高路远无口信，哭断肝肠无人来。”
原来“天”字倒着写，就读“天到”，三个“更”字叠在一起，就读“三更”，半个繁体“开”字，就读“半门开”，连起就成了“天到三更半门开”。
大家对照一下纸条，恍然大悟。一场虚惊以喜剧形式收场。
德州至济南段的铁路已经修复，通车那天，宣传队带着赶排的节目参加通车典礼。我参加的是秧歌队，扭秧歌的一律化装成工人、农民、士兵。工人手持木制的铁锤，农民举着个像“？”的木制镰刀，士兵却背着真枪。我本想扮解放军，不知为什么，秧歌队的队长一定要我扮农民。我不高兴，化装时跟人家耍赖。秧歌队长说：“工农兵是一对一的，不能两个士兵一个工人，没有了农民。”
“我不愿意当农民，拿把镰刀有啥意思？我想扮成战士。”
站在我身后，听我讨价还价的马队长忍不住了，拍了我一下：“农民怎么了？没有农民你吃什么？你是喝西北风长这么大的？”
我冲马队长眨巴眨巴眼睛，没敢搭腔，乖乖地化装。
通车后，部队继续南下。下一个驻地，可能是郑州，也可能是漯河，有人说是信阳，反正是沿着京广线往南去。
我做好继续南下的准备，把仅有的一件参军时留下来的便服，送给了门栓子。那是一件青夹袄，里子是用几块不同颜色的布拼成的，面子是用我母亲的旧棉袄改的。1946年夏天，我临离开家时，母亲连夜为我缝制的。那天夜里，母亲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边缝衣一边叮咛我：“虽说你爸也在部队，可他不会天天在你身边，自己要学会照顾自己。一早一晚天凉，多穿件衣服。夜里睡觉别总蹬被子。在家里，妈给你掖被，到部队就都靠你自己了。还有别吃凉东西，小心伤了胃。”那天夜里，母亲絮絮叨叨，仿佛把普天下娘要叮嘱儿的话全说了一遍。
母亲缝完最后一针，鸡已经打鸣，见我还没睡，就让我爬起来穿上试试。我穿上夹袄，觉得有一股暖流，一直暖到心窝。这夹袄长短、肥瘦、袖子、领口，都特别合身。我连连说谢谢妈妈。母亲好像流泪了，哽咽着说：“到部队会发给你军衣，可是冬天冷，你把夹袄贴身穿着，妈缝的袄，会保佑你平安的。”
我参军快三年了，几次轻装都没舍得丢掉这件夹袄，一直打在背包里。同志们知道这件夹袄的“身世”后，都说这夹袄不能“轻装”。有秀才之称的马洁说：“这就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小高，你得好好保存这件夹袄。”
门栓子家穷，一老一小，没吃没穿。冬小麦返青，已经长到一尺多高；燕子早就从南方飞了回来，在门栓子家的房梁上垒了新窝；有钱人家的孩子，上个月就换了单衣，可门栓子还穿着多处露着棉絮的破棉袄。看门栓子的可怜样子，就想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母亲倘若知道我把夹袄送给了这样的穷人，也会赞成的，她会为儿子有一颗怜悯的心感到高兴。
门栓子一点也不推辞，接过夹袄就穿上了。他掂了掂换下来的破棉袄：“这破袄死沉死沉的，有好几斤重。”他忘了谢谢我，却想着去告诉奶奶：“你等等，我告诉奶奶去，我也过夏天了。”
目送门栓子连蹦带跳跑进奶奶房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一瞬间，我仿佛又看见母亲在灯下为我缝制夹袄……
第二天，宣传队接到了继续南下的命令，大家一面把服装道具打包装箱，一面打点个人的行装。我的任务是把驻地打扫干净，帮助门栓子拉两车垫茅房的黄土。
出发的头天下午，刘春跑来通知我，说他和我，明天跟马队长一起返回天津，给队里买乐器和演出服装。他向我透露：全队都将配合戏剧队排话戏《李闯王》和歌剧《血泪仇》。
刘春身材短小，精明能干，参军前学过木匠，做过泥瓦工，心灵手巧。因为他在歌剧《白毛女》里演过穆仁智，从此，大家再也不叫他的名字，都叫他“穆管家”。穆管家也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管家”，他在队里又当“保管员”，又当“修理工”，还是“理发员”。
重返天津的消息使我兴奋，天津卫是我儿时就听说过的城市，水旱码头，南来北往，好不热闹，感谢马队长给我一个好好逛逛天津的机会。我把不常用的行李，都打进南下的箱子里，身边只留下牙具和一个挎包。三
在天津，我们住进建设路上的一家军人招待所，白天东跑西颠地采购，只有吃过晚饭才有空逛街。
天津人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夜生活透露出人心已经安定了。除了“租界”外，凡热闹市区，都呈现出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
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家茶馆喝茶，马队长突然问我：“小高，在德州时，炊事班告了你的状，知道不？”
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搞得我一头雾水：“告我的状？不会吧，我没违犯什么纪律！”
“你还敢说没违犯纪律？你天天多打饭菜，搞到哪儿去了？”
原来我们给门栓子祖孙俩打饭的事，被炊事班发觉了，张班长不知这件事做得对不对，就汇报给了司务长。司务长是个“死抠”，只讲原则不讲情面，断言这件事违犯了纪律，当即找到马队长，把他收拾了一顿，并要他严肃处理我们三个。
当马队长了解了门栓子祖孙的身世后，便压下了此事，没找我们谈，却找了司务长的顶头上司协理员，请他让司务长别管这件事。可是今天说起这事儿，马队长还是严肃地批评了我：
“遇到这类情况要汇报给组织，可以由组织出面救济，你们擅自行动，仍然属于违犯纪律。”
我不但没感谢马队长保护了我们，反而不服气地说：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没说不许给困难群众打饭菜呀！”
“你这是强词夺理。你呀你呀，就得告诉你爸爸收拾你。”
“别，别，千万不能叫我爸知道这事儿，他比司务长还不讲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