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到这里已经筋疲力尽，拐了一个弯，水流舒缓了许多。就在河湾的北面，有一家用土坯盖的小饭店，没有招牌，没有店幌，只是迎面的墙上写着“船工饭堂”四个大字。
店主人是位美貌中透着几分野性的女人，很少有人叫得出她的名字，当地人叫她马兰花，其实她并不姓马，只因为她长得俊，像一朵春花似的，黄河岸边又盛开一蓬蓬“马兰”，人们就叫她“马兰花”，外地的船工和筏子客们，不分长幼，却一个声地喊她“老板娘”。
马兰花服务周到，可很少面带笑容。饭店的墙上，插着几根穿好青线的缝针，那是给剐破了衣服的船工准备的；抽屉里有阿司匹林和胃得安，谁感冒或胃痛，准知道到哪里去找药；最底下那格抽屉还放着几贴伤湿止痛膏和创可贴，不过那不能自己随便拿，奸猾狡诈的家伙不仅拿不到，还往往要挨一顿骂，只有那些马兰花认为忠厚的人，才有资格使用。船工和伐子客都说马兰花是“刀子嘴豆腐心”。
一大碗温酒驱散三月的春寒，驱散沿途漂流的疲惫；几盘素菜两条小鱼一碟辣椒，包含了水上生活的全部韵味儿。那些制伏惊涛骇浪的黄河水手，那些为了区区小事动刀子骂娘的粗鲁的船老大，他们似乎有些野蛮，甚至暴烈，不习惯讲道理，仿佛道理都在拳头和刀刃上。可是当他们一走进船工饭堂，一听见马兰花那声并不温柔的问候，一个个顿时变得异常温顺，像些听话的乖孩子。他们有时为了争夺靠窗户的座位，彼此捋胳膊挽袖子，大吵大闹。可是当马兰花从厨房走出来，打量一下吵得难解难分的两伙人，然后断喝一声“别吵了”，接着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你们几个坐里边，你们几个靠窗户坐。”说也奇怪，不论两伙人原来吵得多凶，都会乖乖地按照马兰花的吩咐，顺从地落座了。
马兰花的男人也是个船工。有一年公社修“大寨田”，派他从上游运砌梯田用的条石。那天大雨滂沱，黄河猛涨，沿途几个靠崖地段，发生了特大泥石流，载满条石的木船顷刻沉没，一个远近闻名的最优秀的船工竟不幸葬身河底。
马兰花同她男人共同生活了十四年，留下一个男孩，名叫大江。也许是命运吧，就在她男人去世的那年冬天，雪特别大，这一带整个冬季没露出黄土来，雪覆盖了所有的高山平原。一天，马兰花让大江去河北岸背洋芋，太阳冒红时出门，本该吃晌饭时回来，可是直到掌灯时分仍不见大江的踪影。
这件事惊动了方圆几十里，尤其是那些船工筏子客们，听说马兰花的孩子丢了，心都着了火，一个个放下手中的活，停下航行的船，分头寻找马兰花的宝贝儿子。一连几天几夜，人们随时都能在山里川里听到呼喊大江的声音。
“大江……你在哪里？”
山谷的回音传得很远很远。一切努力都没有回应，始终没有找到大江，好端端一个十来岁的半大小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失踪了。马兰花一年之内失去了两个亲人，从此她命运的天空布满阴云，人们再没有看见过她脸上的笑容，再没有听到过她哼的“花儿”。
马兰花一个人苦守着孤独的船工饭堂。她以一刻不停的劳作摆脱思念，整天忙忙碌碌，不给寂寞留有折磨人的空隙。开头几年，马兰花总是梦见自己的男人和儿子，可这些年却一次都没有梦见过。她再也没有亲近过别的男人，人们说她的爱情也随同她丈夫一起被黄河埋葬了。有的船工跟她说一两句猥琐的话，有的船工酒后跟她动手动脚，这些家伙都一无例外地领教过她的烧火棍。
马兰花也并不永远横眉冷对，对一些老实诚恳的筏子客，她也曾有过偏爱，她的偏爱就是炒菜时多滴几滴胡麻油，加上少许味精，或许再赠送几盅泡了枸杞的白干酒。
马兰花也有七情六欲，每当月色从黄河对面漂流过来的时候，每当一伙船工嬉笑着顺流远去的时候，她守着孤零零的黄土坯盖的小泥屋，守着冷清清的灶台，一丝淡淡的哀愁爬上心头。忙忙碌碌时，马兰花觉得日子挺好打发，一天一天过得很快；一旦闲下来，她度日如年，觉得活得很累很不耐烦。有时她半宿半宿睡不着觉，两只眼睛在黑暗中瞪着房梁，远的近的，喜的哀的，想过的，没想过的，都像一部部翻转片浮现在眼前。这时候，马兰花总是神不守舍，浮想联翩，或许是一种潜意识中的渴望，或许是一个朦朦胧胧的追求，或许是忧虑今后漫长的岁月，或许是一个激活了的念头，使她思念一个缺少勇气的男人。也许这一切让马兰花产生了一个念头，一个孤身女人的生活，应该抓住点什么……
这一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早了一些，黄河可能要提前结冰，船工也将要提前上岸。这预示着船工饭堂也会比往年提前进入淡季。马兰花不怕累，单怕闲，淡季早早来临，意味着她一个人的世界、空虚孤寂无奈也将早日来袭。马兰花用了一整夜的时间，翻来覆去地想，凡是能预想到的，几乎都在脑海里过了一遍筛子，还用纸牌算了一把命。
马兰花对着墙壁伤心地哭了一场，最终做出了命运的抉择，把自己的后半生全押在一张纸牌上。
船工食堂的一切如旧，墙上仍然插着穿了青线的缝针，抽屉里照样放着阿司匹林和胃得安，唯独不见了刀子嘴豆腐心的女店主。打鱼的老汉说，一天傍晚，马兰花跳上了一只木船，跟一个虎背熊腰的水手走了，走得很匆忙，连店门也没来得及锁。筏子客说，在一天清早，马兰花背着羊毛口袋朝山那边走去，身后跟随一个担着行李卷的男人，爬到山腰时，马兰花还唱了几句女孩子悄悄唱的那类“花儿”。摆渡的大嫂说，马兰花被一个粗壮的猎户背走了，她又像情愿又似不情愿，反正硬是被人背过了河。
关于马兰花出走的说法有多种版本，谁也说不清她究竟去了哪儿，谁也不知道，等待她的是“天堂”还是“地狱”……
黄河流到这儿已经筋疲力尽了。船工食堂的女店主，将十几年的疲惫留给了没有上锁的黄泥土屋。
（原载《四川文学》2003年第8期）那片淡淡的白云
已经是秋天了，天还这么热。
从黄河西岸的上空，飘过来一片淡淡的白云，它好像凝固在牛首山头上了，一动不动。
一艘摆渡的汽船靠岸了。
从船上走下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人。他西装革履，风尘仆仆，一迈下那长长的跳板，便立刻放下手中的旅行包和小提琴盒子，双手在前额处遮成个凉棚，翘首远望。他这样望了许久，就像一个天真的小孩看一件什么有趣的事物那么入神。最后，他把视线移到牛首山头，凝视着那一片迟滞的白云。
不知是什么缘故，他感到那片凝固的淡淡的白云，是牧人放牧的一群滩羊。
他是个漂流海外三十多年的游子。解放前夕，他父亲带着历史的偏见，也带着极大的痛苦，舍弃家业，带着独生子离开了故土，远涉重洋，漂流国外。如今，他父亲的尸骨怀着无尽的惆怅远埋异国，他则定居在一个山峦起伏、瀑布奔泻的国度，在那里的一所世界瞩目的音乐学院任教。
牛首山头这片淡淡的白云，仿佛给音乐家那颗近一个月来始终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心，凭空抹上了一缕淡淡的忧伤。他想起父亲那双经常攥紧拳头的真正男子汉的大手，在临终时还握着一张飞机票，无力地轻轻地颠抖；他想起父亲生前最珍爱的一件工艺品，那是一只烧瓷的白滩羊，洁白似玉，只有脑门和四蹄是黑颜色的；他也想到了自己，自从他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小提琴演奏家以来，几乎是二十年如一日，每当日历掀到十二日（他离开家乡的那一天），总要把泪水和惆怅一齐糅进弓弦里，以复杂变化的指法拉一曲深情的“花儿”……那些感情，那些泪水，那些希冀，难道就是为了今天站在黄河岸边，看一眼牛首山上这片淡淡的白云吗？难道就是因为命运中有这样一片洁白的云彩吗？好像就是如此。
这片故乡的白云，似乎也理解了游子的悲哀，它以不动的凝视回报游子的多情。
他这次来故乡，好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一个月来，他已经游览了祖国的许多地方，可是他总感到还没满足，心灵深处的某一个角落还没有填满。于是，他不顾“西北暂不开放”的禁令，还是求了有关部门，请求网开一面，允许他回故乡来看看，尽管故乡已经没有他活着的亲人，他也记不得哪一位乡亲了。
幼年的时候，常听到人们谈论他家的富有，到底有多富？他说不清楚。他只记得，方圆几十里的人家，包括一些数得着的大户人家在内，房子都是用土坯垒的，屋顶是平的，稍有坡度，每年要上一次房泥；只有他家的房子是用青砖砌的，起脊的屋顶挂着瓦，青砖墙勾着白灰缝，看起来是那般清爽漂亮，又庄严，又显赫，简直就像牛首山下的一座宫殿；时间的河从他生命的河床上流过了三十多年，他在海外见过无数座摩天大厦，住过的花园洋房也不下十几座，可是他却始终淡忘不了故乡的用白灰勾缝的青砖房。
是的，在他的记忆中也留下了一位故乡人的影子，那是一位使羊皮筏子的回族艄公。
1949年秋天，他跟父亲匆匆忙忙地离走。当他们父子来到黄河岸边时，滔滔的黄河拦住了去路。那会儿的黄河，既没有连接两岸的桥梁，也没有摆渡过往行人的汽船，全靠羊皮筏子沟通两岸。
他父亲冲着幽暗混浊的黄河皱了皱眉头，连连打着唉声。他让儿子留在河边看着随身携带的细软，自己到距河二十多里路的柳树湾，请来一位使羊皮筏子的艄公。那人是个回回，个子很高，有一个鼓突而又宽阔的胸脯，近似紫铜色的脸膛，凝聚着苦难岁月的风霜，显得那么持重和冷峻。那年他大约还不到四十岁，可已经留起了连腮胡子。据说此人水性极好，一口气能在水里潜泳二百米，因此得了一个绰号“浪里白条”。
那天他父亲的心情一直不好，脸色阴沉沉的难看极了。当老人扶着儿子踏上羊皮筏子时，两条腿不停地颤抖着，眼睛里含着泪花，泪花又闪着金花。
那羊皮筏子原是用十几个羊皮气囊连接成“册”字形的渡河工具，整个筏子除了几根连接气囊的柳杆以外，再没有多少重量，因此吃水浅，不怕黄河里的浅滩，可以把行人一直送到岸边。筏子上没有座位，也没有踏板，人只能蹲在筏子上。胆小的人不敢坐它。
筏子像一支射出去的箭，飞驰向前。黄河用它的波浪不断地把像个树叶似的筏子托到空中。艄公呼喊着注视着航线，仿佛要用自己的喊声压倒咆哮的巨浪。一个风头扑来，筏子顺从地倾斜起来，风把浪花溅起一人多高，艄公和乘客的衣服全都打湿了，甚至还洗了脸。
年仅十七岁、又是头一次乘筏子的他，既感到新奇，又有些害怕。往前看，河面上重重叠叠的浪涛，不时筑起一层层崇山峻岭，一道道万里长城；往后看，皮筏子犁出一条起伏、弯曲的河路，一直向着遥远的天际伸延。眼看筏子快到了对岸，他想轻松一下早已蹲酸了的双腿，不料一个大浪扑来，他的身子失去了平衡，心一慌乱，一头跌进河里，
当回族艄公“浪里白条”把少年从黄河里救到岸上时，他像个魂不附体的水鸭子躺在沙滩上发抖，牙齿咬破了舌尖……
“我怕呀，我怕……怕死了，我不去了……不走了……”
他用感激和求援的目光看着艄公，用阴郁和恐惧的目光看着父亲。
从此，一张饱经风吹浪打的艄公的脸庞，就一直印在他记忆的底片上了。
他提起旅行包和小提琴盒子，又看了一眼那片淡淡的白云，便向牛首山下走去。
他背着一轮火红的辉煌的夕阳，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他的前方。那影子像一个漫长的梦。
地方上给他派了一辆吉普车，一位有耐心的司机拉着他跑了许多地方。
他访问了几十位民歌手。他把随身携带的全部磁带都录完了，录下了足有几百首“花儿”和其他民间小曲。
“您录这么多……乡间野曲，有用吗？”
司机是个不大喜欢音乐的中年人，他不理解这位不远万里而来的客人，为什么要跑到这偏僻的乡寨，录这些在他看来远不如他那汽车喇叭动听的东西。
“不，不是野曲……”音乐家为司机认识不到他这次采风的价值，多少有一些扫兴。“这是艺术，是人类音乐的母亲。”
一阵轻微、凉爽的河风扑进车窗，吹拂在音乐家燥热的脸上，撩开了他的衣襟，撩乱了他的长发，他感到一阵爽快和舒畅。
汽车离开了河岸。
路不那么平坦了。车身不时地剧烈地颠簸着。尘土从车窗钻进车子。
“明天可以起程了。后天有银川到北京的班机。十天，十天以后，我就能站在讲台上，向我的学生介绍祖国丰富的民间音乐了。”
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有意说给司机听的，让他理解自己采风的意义和心情。
司机并不健谈，脑子也不像一般驾驶员那么机灵；他根本没有理会音乐家话中的含意，只是礼貌地“嗯”了一声。
吉普车拐进一个河湾，向着前方的一个矮小的柳树林飞驰而去。
“前面就是柳树湾了……”
“噢？柳树湾是个老地名了，怎么，为什么柳树才长那么高？”
“别提了，学大寨时砍了。”
“真不幸！”
“现在又栽上了……”
“那也可惜呀！”
“……还栽上了果树。”
“唉！那位‘浪里白条’……”
“公社说，有个筏子老人，住在柳树湾，不知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什么‘白条’……”
吉普车在柳树湾秦渠边上的一座红砖房前停住了。
“浪里白条”的真名叫马水生，今年已经六十九岁了。
四五十年的水上生涯，使他老年时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五年前，初冬的一个黄昏，河岸朔风凛冽，时而可闻护岸林中的树木的折裂声，严寒冻结了树液，树的僵硬的纤维一条条地折断了。生命不容他从黄河岸走到柳树湾，他就像一座山似的倒下了，无可挽回地瘫倒在田野里。人们把他抬回家，至今差不多有五年光景了，再没有下过炕。近两个月，医生说他的风湿影响到了心脏，生命已经有危险了，叫家里为老人准备后事。
论年纪，马水生可以称做高寿了。论光景，生活真正一年好过一年，儿孙都会过日子。照回族人的说法，他无常（去世）了也再无牵挂，满可以无忧无虑地离开顿日（人世）啦！
但是，人们却并不了解马水生心灵深处的痛苦。作为一个水手、艄公，他的世界是黄河。黄河上的惊涛骇浪把他抚养成人。那狂涛怒吼，那激流旋涡，给过他斗争和拼搏的欢乐。他像熟悉他自己的血脉一样熟悉黄河。混浊的黄水，野马似的冰流，撒欢的浪花，甚至每一滴水珠儿都系着这位回族艄公的命运。那裂岸的惊涛，是安慰他灵魂的乐章；那无穷无尽的层层微波，是他书写生命的五线谱。五十年的水上生活，使他与黄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五年了，他已经五年没有见过黄河的奔涌和壮阔了，没有听见黄河的欢腾和愤怒了。谁能想象到他的心情呢？谁能掂出他内心痛苦的分量呢？
“人在顿日间的一生，过得太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