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尚举看出我的心思，用两个指头指着我说：“叫你来是要你调兵遣将，把你们的广播站、俱乐部、图书室、美术组、电影放映，统统调动起来，为全厂职工的体育健身活动鸣锣开道，大搞宣传鼓动，推动体育健身。我们争取把过去医疗费用的一半，花在体育上。”他停顿片刻又补充说，“转移不了一半，能转移三分之一也好。”
从此沈阳第三机床厂的体育健身活动全市闻名，最广泛的是上班前做广播体操和工间操，其他如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摔跤、拔河、单杠、双杠、跳高、跳远等运动项目都陆续开展起来，每年开一次全厂运动会。机床三厂的篮球队、乒乓球队在机械系统、乃至全市都小有名气。几年后，职工体质有了明显增强，医疗费用确实降了下来。
值我国举办第29届奥运会之际，这个记忆给我以很深刻的启示：所有的体育运动、竞技比赛，都应该是为全民健身服务的。从推崇赛场竞技，发展到全民健身，要比夺金拿银重要得多。但愿我国举办这届奥运会能成为一个契机，为体育从赛场走向全民健身起到一次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据知韩国就是通过举办奥运会，促进了竞技体育向社会大众体育的转型。
自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我们历来主张德、智、体教育为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体”是首要的，“体”意味着“生命”。德与智都是“0”，“体”则是“1”。有了“1”，后面的“0”才有位置，没有这个“1”，后面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有一位革命老人，很年轻时就在《体育研究》一文中说：“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他还说：“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令人们痛心的是，如今的家长也好，教育部门也好，实际上重视“智育”大于“德育”，而重视“德育”又大于“体育”。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人，只要“0”而不要“1”，岂不是本末倒置！
因此，今天重提五十多年前那位工人出身的党委书记“医药费‘转移’”的话题，把花费在吃药、打针上的钱，用在体育运动上，并不多余。
（原载《解放日报》2008年9月1日）记忆就是历史
不可想象，假如人类整体丧失了记忆力，天下将会变成一种什么样子。
人们重视历史记载，把历史作为一门重要科学，并加以研究借鉴，就是要增强人类的记忆，社会的记忆。唐太宗李世民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有位教育家讲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不重视学生记忆的老师，就像个喝醉了酒的车夫，赶着一辆满载的马车。他不知道车上的货物没有捆牢，只顾向前赶路，从不回头看看车上的货物是否散失，结果边走边丢，到家时一车货物已经丢光。车夫却不以为然，反而为自己“走了漫长的道路”而自豪。
东北还有一个熊瞎子掰玉米的故事，说熊瞎子先用“右手”掰一穗玉米夹在左腋下，然后又用“左手”掰一穗玉米夹在右腋下，如此反复一夜，最后只得到了一穗玉米。
这两个故事都说明记忆的重要。没有记忆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等于人生阅历是个“穷光蛋”，知识的库存也一定可怜巴巴。
记忆，是人生旅途留下的足迹，是攀登智慧“珠峰”的阶梯，也是人们从未知到已知认识过程的桥梁。凡知识、学问，都不过是记忆的积累。人的一切智慧与本领都与记忆相关，人类所以对错误的实践不重蹈覆辙，对正确的认识传承发展，多是记忆的功劳。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忘记昨天的人，他的知识天地就可能是一片不毛的荒野。许广平在谈到鲁迅的记忆力时说：“他的脑中就是个万有宝库。”鲁迅当年与人笔战时，需要什么资料，俯拾即是，杀将出去，恰中对手的要害。鲁迅对某些健忘的人为之遗憾。
有人总认为记忆力好的人是天生的，其实记忆力主要是后天培育的智慧之花。凡记忆力惊人的，大多是在实践中“战胜忘记”的结果。他们有刻苦精神和坚强毅力，“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是一种超群出众的韧性。这种人珍惜时光，博览群书，广泛汲取知识，勤于诵读与默记，努力把一生阅历锁于记忆的“保险箱”里，让大脑成为“知识存量”丰厚的宝库。
当然，记忆力也有遗传基因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遗传”也是一种物质的反应，并非唯心论。条件反射和抑制反应的形成与稳定性，影响人的心理个性特点，因此记忆有类型差异，强弱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讲，对于绝大多数人，没有明显的先天差异，凡是健全的正常人，一般都可以锻炼成有较强记忆力的人。
记忆是有选择的，哪些东西应该一掠而过，而哪些则应过目成诵，甚至“死背硬记”，是需要加以区别和有所侧重的。“记忆”是大脑的功能，“忘记”也是大脑功能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忘记也就没有记忆。
实践与阅读是记忆之源，抄写有时留下的记忆更为深刻。但是阅读与抄写要有值得阅读和抄写的文本。一些人类走过的道路，经历过的大事件，或功或过，或悲或喜，或战绩累累，或血泪斑斑，都是宝贵的财富，都是后人不可多得的借鉴。现代科学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应该有真实的文字与影像记载。正如俗语说的：“最浅淡的墨水，也胜过最好的记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温故而知新。这些都是中国人有益的格言。
每个人的大脑，都应该留下那些应该留下的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昨天；没有昨天就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后人就可能再次进入“盲区”，甚至出现愚蠢的暂时的倒退。今天，人们大讲文明进步，大讲历史发展，大讲人类智慧，这一切都离不开前人的实践，离不开前人的成功经验与血泪教训。经验也罢，教训也罢，都是人类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过智慧、法理与良知的筛选，剔除了泥土砂砾而保留下的金子，这足以说明记忆的重要，昨天的重要，历史的重要。
（原载《渤海早报》2010年1月3日）
以七龄童为师
孔子是圣人，是智者，可是他却以一个七岁的孩子为老师。
有一次，孔子带领十几个学生去泰山春游。赶车的是子路，他一路不停地向老师指点沿途的风景与建筑，当车子路过一个村口时，突然从路旁蹿出一个孩子，站立车前，挡住去路。子路跳下车，斥责挡路的孩子：“你为什么拦车，妨碍我们赶路？”
那孩子不但不予回答，反而气势汹汹地指责子路：“你们不懂礼貌！”
坐在车上的孔子，十分惊奇地反问：“你说说看，我们怎么对你无礼了？”
小孩说：“老先生，如果您面前有一座城池，是车子绕过城走呢，还是城为车子让路？”
孔子说：“当然是车绕过城走，哪有城让车子的道理！”
孩子向前走了两步，又说：“那好，请看看您的面前是不是有一座城池？”
孔子顺着孩子指的方向，看见约二十步远的地方，果然有一座用泥巴垒筑的小城，小城的面积虽然只有三尺见方，但是高耸的城楼，城墙上整齐的垛口与布局，和那得体的瞭望塔，都显出了孩子的用心良苦。
孔子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走下车子，和颜悦色地对孩子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们没有看见你的城池，我们失礼了，请你原谅！”他说着，便让子路掉转车子，绕过了“城池”。
孔子边走边问那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
孩子回答：“我叫项托，今年七岁。”
孔子抚摸着他的肩头，不无敬重地说：“你刚才讲的道理很对。你年纪虽小，却教育了我，可以做我的老师啊！”
我读了这个故事，对孔夫子肃然起敬。老夫子尊重一个乳臭未干的孩童的意见，实际上是毫不客气地自我批评。孔子不但承认失礼，请求原谅，还虔诚地拜七龄童为师。真是虚怀若谷啊！难怪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他不修炼成圣人，那才是怪事。
智慧与愚蠢的区别之一，仅仅在于傲慢与谦虚。在受到夸奖与赞扬的时候，表示“谦虚”，容易做到，而且有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客气。如果在受到批评、指责，甚至挨骂时，仍不失谦虚之风，那才是骨子里的谦虚。
愈有学问，愈有本领的人，可能愈谦虚。不谦虚者，十有八九是缺乏见识。孔夫子的为人，正如泰戈尔说的那样：“当我们自以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
有的时候，一些人本来也还比较谦虚，但是一发了财、当了官，或得了什么头衔，或靠上了什么阔人，就得意忘形找不着北了，忘了自己到底有多重。正应了那句话，一阔脸就变。有道是：“正经医生从来不谈医学，真正的贵族从来不提家世，有才气的人从来不谈自己的作品。”
还有一个孔子学琴的故事，也令人赞叹与感动。
孔子三十岁那年，拜乐工师襄学习弹琴，老师先教他弹一支曲子，没说那是什么曲子，也没告诉他曲子的作者是谁。
孔子非常喜欢这支曲子，有好几天，人不离琴，反复弹奏，老师觉得他弹得很不错了，就想再教他一支曲子。
孔子学琴不仅仅是学一门技艺，还在学琴的过程中，以补拙和苦学的精神，培养自己好的品德。他把这称为“不弄技巧，以拙为进”。所以他对老师说：“我仅仅是会弹这支曲子了，可是指法并不熟练，还得多弹些时候，才熟能生巧。”
过了一些时日，孔子弹琴的技巧已大有长进，老师又提出教他弹新的曲子。孔子摇摇头说：“不行吧，这曲子虽会弹了，可是我还吃不透曲子的精神，还是让我再弹几天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孔子把曲子弹得十分传神、动听，老师听得如醉如痴。孔子对老师说：“这曲子气势非凡，不是一般人谱得了的。除了周文王，恐怕别人谱不出如此动人又无比精妙的曲子！”
老师听了，肃然起敬，连连向孔子作揖：“您真是个天才，当初我学琴的时候，老师告诉过这曲子的名字，正是叫《文王操》啊！”
今人多浮躁，对于许多事情，刚有个一知半解，就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仿佛已经才高八斗了。有的人写小说，扬言“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一些官员则急功近利，恨不得一锹挖口井，一口吃个胖子。空话大话实现不了，就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有的企业家纳税时拿出的是“赔本账”，表功时拿出的是“盈利账”。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几本账！
“十年磨一剑。”
“一步一个脚印。”
“积沙成塔，集腋成裘。”
“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
有相当一些人，把这些至理名言，或早已忘掉，或视为守旧，甚至讥讽那是“小脚女人”。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切都可以“速成”，一切都应该“马到成功”。最好天下万事都能像“电脑搜索”那样，只要轻轻点击一下，就大功告成，成了全知全能的“圣人”。
可能吗？世界上有那么容易的事吗？
伟大音乐家贝多芬解读过我国的“水滴石穿”这个成语。他说：“涓滴之水终可磨穿大石，不是出于它的力量强大，而是由于昼夜不舍的滴坠。”正是：有耐心，有恒力，无远路。浮躁的结果，往往一事无成。
（原载《石狮日报》2008年8月4日）梅破知春近
听到人大九届一次会议出台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后，我一下子想起了宋人黄庭坚《虞美人·宜州见梅作》中的一句词：“梅破知春近”，国家机关改革的春天离我们已经很近了。
几十年来，国家机关虽然经历了几次精简机构，但是精而不简，机关的板凳越坐越长，冗员与日俱增，内耗愈演愈烈，政出多门，互相掣肘，办事效率每况愈下；对内造成人才浪费，对外塑造和画圆了衙门形象；对上逐日加大财政开支包袱，对下添了许多麻烦许多乱；而且年复一年为助长腐败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垒筑了温床。机关臃肿，官满为患，政企不分，权钱握手，几乎成了不治之症。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一些向来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和靠有数薪金过活的知识分子，不再仅仅抱怨诸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分配之不公，而是毅然决然地走出让人心理不平衡的“衙门”，投进经济建设大潮，终于选择了一展聪明才智的新的利益载体。
这些人在前几年虽属少数中的少数，却是不折不扣的勇敢者，不要小看这一步，官本位是我们这个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当什么官、掌多大权，历来是判断人的价值和表示人的尊卑的重要标志，有的地方不是连和尚、尼姑也要用“处级”“科级”加以界定吗！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人的资产定位，有时连总统也要看大财团的脸色行事。我们由于封建社会的土壤太厚了，几乎至今还是以人们的权力定位，有钱不如有权，有时权力甚至大于法律。尽管这几年各地都或多或少地涌现了一些“头雁”，尽管有为数众多的人望“潮”心动，但是人们在迈出“衙门”口的这一步时，仍然步履艰难，举步如铅。这中间既有自身观念的障碍，也有社会偏见的障碍，要迈出观念、习俗惯性和社会环境反弹这三种障碍确也很难。在我周围的熟人中，因弃官走上经济建设第一线而遭亲朋好友白眼的有之；因失去了“椅子”也随之失去了婚姻的有之；因头上再无乌纱而当即门可罗雀的有之……总之走出的机关越大越庄严越被人们不理解，越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困惑。我们几乎就是一个被习俗弄得大人小孩都喜欢从众的民族，他们对违背或触犯了习惯的事情，比对违背或触犯了真理和规律的事情更为敏感。
观念这个东西是非常厉害的，它最初可能像蛛网一样将人们的行为束缚着，久而久之便成为一条牢不可破的绳索。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从幼年的“十载寒窗”时起，追求的便是“乌纱黄袍”。一举成名之后，好歹总算在某个大机关里熬得一把椅子，怎肯轻易放弃？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所谓光宗耀祖即是做官显贵，而且“升官”又总是同“发财”组装在一起。即使到了今日，大多数人仍然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升官看做“进步”，官做得越大说明进步得越快。这种观念可以一直追溯到封建社会，甚至更遥远一些。到了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市场经济逐步形成的今天，难道“升官发财”的观念还不该改变改变吗？共产党人的“官”是人民的公仆，凡照章办事者是发不了财的。如果谁靠做官发了财，那准是不义之财。据说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达的一些经济特区，人们教育子女已经不再把做官当做“成龙”的目标。他们对儿女说：“你要不好好学习，什么本事也没有，长大只能进机关坐椅子了。”这十有八九是句笑谈。我倒是希望这种笑谈成为真实。对有些顽固的观念，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很难矫枉。
对于习惯势力的惯性也不可小瞧。有些人虽然自身的观念已随着社会进步有所改变，主观上的障碍开始解冻，但传统的习俗惯性死而不僵，仍然阻碍着某些观念的转变。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惯性力有时比物理上的惯性力更为强大，更具破坏力，历史上许多事物在处于重大转折或变革时，总难免受习惯势力的惯性干扰或阻挠。走出机关大门的人，应该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增强主观的自觉和能动意识，抑制惯性影响。习惯能改造人，人也同样能改造习惯。否则，屈服于习惯势力，做枯朽的人生模式的俘虏，就等于生命的沉睡。长此下去，代代相传，生命就等同僵死无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