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百无聊赖看窗外的天空时，苏艺成又打起精神说，我家在庆元县城，父母只有我和妹妹两个女儿。父亲在庆元中学教书，母亲是家庭妇女。我们家的经济不宽裕，母亲有时就把我们家乡的上特产香菇拿到杭州来卖。我考进大学的那天，母亲一直把我送到杭州，还把卖香菇所得的钱全部塞给了我。可我入学以后，就不想母亲来找我了。我对母亲说你别来找我了。然而有一次母亲还是忍不住地来找我了。那天我们正好写作课下课，我母亲提着一只大竹篮，穿着一身黑衣裤，一股山里人打扮的样子，大着嗓子在教室门口喊我。我当时十分讨厌母亲，气势汹汹地对她说：“叫你不要来，你还来？快走吧？”后来同学们问我那人是谁？我十分虚荣地说：“是我们家的阿姨。”
“多年来我都不太喜欢与同性交往，我几乎没有一个女朋友；但异性又很难交朋友，他们不是假惺惺爱我。就是想占有我。我交过十几个男朋友，一次次被他们欺骗、强暴；我现在对异性也完全丧失了信心，只有自杀才是逃避人生一切烦恼的最好归宿”
苏艺成很平静地讲着。我觉得格外寒冷，我无法承受她的这种观点。
“自杀很可怕，是吗？”她神情肃然地望着我：“海明威和三岛由纪夫，他们一个在西方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颅，一个在东方用刀剖开自己的腹部。他们都非常残酷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种艺术的残酷。”我说。
“可我不是艺术家。我自杀只是对任何一种男人和女人都没有信心了。我的心灵很黑暗。”苏艺成舔了舔嘴唇，她的嘴唇线条分明，很性感。
“那么你对我也没有信心吗？”
“不，通过这一番聊天，我现在觉得您是我唯一的知心朋友了，您理解我的痛楚，重新唤起了我做人的信心。”
“那感情好。其实你的小说写得不错，你完全可以继续写下去的。我下次来看你时与你谈你的小说。现在你必须休息了。”
“我会等您的，池老师。”
“我会再来看你的，苏艺成。”
我转身要走，她看见沈医师进来了。我说有沈医师给你治疗，你就放心吧！我说完朝沈医师嘿嘿一笑，飞快地走出医院，骑上自行车回家去。
我坐在桌前，捉笔伏案时一种超然的宁静，使我觉得我也早已踏上了一条奇怪的道路。这条道路没有尽头，只有永远的寻找和心中怅然若失的忧伤。这种忧伤虽然不乏畸形的美丽，但若成为习惯，就像患了一种无法医治的疾病一样可怕。
现在我像个傻瓜一样，记下了苏艺成刚才与我说的话，又开始找一本《精神病病例分析》的书，我希望能发现点什么，可我失望了。于是我胡乱翻着，但有一段被我注意到了：“一般来说，精神分析病例不容易描述。要把所有研究、分析、治疗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且完整地报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在我看来，苏艺成或多或少是一个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我觉得她要在分裂中重新抉择，当然这要等她肾功能恢复正常以后。我所能为她做的，只能是以一个女性的角度频繁深入地与她交往，让她感到女人更理解女人。
我在百货大楼逛商场时遇到里安，他正在文具柜台买画笔、颜料，他说他要为刚刚认识的女朋友画一幅画。我说是不是前几天我在你家里遇到的那个叫安峥的女人，他说是的是的。我说安峥打扮得俗不可耐，说话又唾沫星子四溅你怎么会给这种女人画画？
“为什么不可以？你这是嫉妒。”里安刻意挖苦我：“你不肯给我画，你离婚后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我看你已成了一个性冷淡的女人。”
我气得咬呀切齿：“我和周树森做过爱！”
“谁是周树森？”里安问。
“一个侠客。”我说。
里安不吱声了，他讥讽地用眼角膘膘我，猛地拉住我的一只手、往电梯口走。
我们走到武林广场喷水池前的石椅上坐下来，他给我讲述元宵节那天他去柳浪闻莺看灯会时，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踩了一个女人的脚，那女人啊哟一声叫了起来，他本想一走了之，可那女人疼痛得蹲了下去，使他欲罢不能；他只好向她道歉，并扶着她走到一张椅子上休息。这时他才发现那女人穿着件红衣服，绿裤子，鸡窝般的卷发染成红色，人有点胖，看上去活像个地摊上卖服装的老板娘。他心里非常讨厌，但聊着聊着就发现她谈吐不俗，是个很精明能干的女人。你猜她原来是干什么的？
“不是歌舞厅的三流歌手，就是某个单位的供销员。”我说。
“不是。”里安说：“她是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一个老处女，拥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装璜得富丽堂皇，所有的家具都是她自己设计的。”
“真的，怎么一点不像个建筑师？”
“人不可貌相。”里安说，“我要给安峥画一幅裸体画，这幅画很有可能会获得成功，如果成功了我就娶了她。”里安对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一直亮晶晶地对着我。
中国知识分子在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来，所形成的有关“现代化”与经济成长的基本“共识”业已彻底破裂。主流话语与市民社会均十分冷漠，而知识分子内部却在异常激动的大论争中，过去的认同与信念已破尖锐地质问。我们的位置何在？我们的选择与思索的路向何在？在一切看似混乱的声音之中，历史的日程表无情地超出了那些无论是新神学，或是人文精神的狂躁与恐惧，矫情与迷乱。伽里略说：“地球依然在转动啊。”我们的确需要像布、粮食和水一样需要理想。崇高和责任感。但商品化与市场化给我们的文化带来了一些冲击，世俗的文化的确有许多问题缺陷，可这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
当然，目前的文化与文学似乎已在分裂中呈现了自身的形象。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的新抉择，这是面向今天的抉择。
几百万元的有钱人像雨后春笋般地多了起来。徐斌靠做股票发了大财，在南都花园买了一套别墅，又买了一辆桑塔纳小轿车，有了保姆和情人。蔡晓东却靠伍仟元卖女式短裤、胸罩起家，如今他的服装和皮鞋生意越做越大，尤其是芭芭拉女式皮鞋已在全国许多个大小城市经销，成为一流的名牌产品。徐斌和蔡晓东是表兄弟，小时候一起住在外祖母家，后来又一起在一个乡村插队落户，如今都在杭州这个城市发了迹。徐斌。蔡晓东都长得不错，又潇洒又帅。可他们一个喜欢女人，一个喜欢钱。徐斌常常大腹便便手提大哥大带着女人出入宾馆酒店的时候，简直比乾隆皇帝下江南还要风流。而蔡晓东却像葛朗台那样死守着钱财，连老母亲生病了也不肯拿一分钱出来，真他妈的不像话。但蔡晓东很喜欢去图书馆借武打小说看，他看过金庸、古龙的书，也看过王朔的小说。有一回我去他的精品屋买芭芭拉皮鞋，他说你给我写一部报告文学的书，我可以给你一笔比稿费还要多的钱。我听了一阵惆怅，想来想去还是谢绝了他，从此就未见到蔡晓东。后来听说蔡晓东家里遭盗窃，他母亲被人杀害了，我听了戚然。
那天晚上我看到本市新闻联播上，报导了蔡晓东母亲被杀的案例，那惨境让我毛骨悚然。
我曾和家明一起去蔡晓东这里买过一套男式西装。家明一直对蔡晓东没有给他优惠价耿耿于怀。家明曾半开玩笑半诅咒地对我说：“这么吝啬的人，迟早要被人偷盗的。”现在不幸被他言中。
家明自从那天离开我外祖母后，我还一直未再见到过他。这会儿他打来电话中气十足地说：“青青，蔡晓东家出事了知不知道？我早就说过像他这样有钱并非好事。”
“当然钱有时能帮人，有时也能害人。”
我和家明通电话时，达琳正在弹钢琴，家明说：“你总把达琳捆绑在钢琴上，她还有什么童年呢？”
我冲着话筒说：“你别多管了，你还是赶快与那个叫宫雪姣的女人结婚吧！”然后就放下了电话。
达琳离开琴凳，她忽然对我说：“我不弹琴了。”这足以增加了我对家明刚刚打来电话的怨气。
进入春末以来，我住宅街对面的屏风农贸市场，一到黄昏时分就四处堆着菜叶皮、烂柿子等乱七八糟的杂物。我楼下的邻居王大伯退休后每天义务到农贸市场清理垃圾。他原是植物园的工人，市级劳动模范，一生都喜欢助人为乐。他清理垃圾的时候，那些小贩总会说，像他这种分文不取的傻瓜真是越来越少了。现在的人钱看得很重，而情日益淡漠了。
我漫无边际地在大街上行走，时间在流逝，我身边的商店都在摇摇晃晃地发出钟摆摇动的节奏。人欲横流的大街，一张张像患了溃疡病的烂土豆皱皱巴巴的脸，与我擦肩而过；他们步履艰难，心事重重。穿梭往来的“的士”像一个个疲于奔命的妓女，街道怀孕了；小贩的叫卖声与丁香、桃红、月季在街心公园开放着。
周树森骑着摩托出现在中山街的时候，我正从屏风农贸市场提着一块精肉，一袋青椒回家。我看见周树森忽一个转弯往我家的方向驶去，他穿着一件黑衬衣一条牛仔裤，十分潇洒。我故意慢慢地走着，让他多敲一会儿门。
我走到楼道口的时候，看见他正站在我家门口抽烟，他看见我说：“青青快开门，别让我等得太久了。”
我打开门，他先窜了进去。我放下手中的精肉与青椒，还没来得及洗手，他就紧紧地拥抱着我。他吻我的时候，舌尖上的一股烟味儿，直接进入我的肺腑。我脏兮兮的手，在他的黑衬衣上擦干净了。
他抱着我来到床前。
正是上午九点多的时光，楼道里没有脚步声，楼外的阳光被我厚厚的墨绿色窗帘遮挡住了。他像一条饿极了的狼那样飞快地扒下了我的衣裳，将我的毛衣、裙子、短裤、袜子一样样动作敏捷地甩向沙发。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他热血奔腾的身体与我紧紧相挨，迫不及待地表示对我的思念与爱意。此刻，他满腹的热情满腹的欲念都通过嘴唇在我身上流连忘返。我一下子觉得我是他躯体之下的大海，那大海在他攀援我的头颅之巅的俯瞰下，终于让我感动得泪花闪闪。
中午时分，我穿上衣服准备做午餐。他闭目养神赖在床上。我打开水龙头洗菜、淘米心情格外愉快。我做了青椒炒肉丝，糖醋排骨，鱼圆青菜汤。天忽然地暗淡了下来，春末的季节天就像女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我望望窗外，碌碌无为的人，寂寞空虚的人，在街道上晃荡，毛毛细雨悄然落下，那景色实在富有诗意。生活应该是美好的。我想起那篇还没有完成的《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的论文，就对周树森说：“分裂中重新抉择了你，你这个侠客福气不错。”
我吻了他的额头，他搂紧了我，我将脸埋在他的胸上，他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告诉我什么梦？”我说。
“教堂。”周树森说：“我与我的新娘在教堂举行婚礼，我的新娘吻着我的额头对我说：我爱你。”
“你胡编的。”我装做生气地要离开他，可他索性把我的衣服又扒了下来。
我躺在周树森的肘弯里，窗外的毛毛细雨嘀嘀嗒嗒地下着，我们陶醉在一片情爱之中时，他总是睁着一双大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他这样盯着看我是在倾诉：“我爱你，我爱你。”这种倾诉把快乐推上登峰造极的地步。
吃午饭时已是下午一点半了，我把鱼国汤热了热，我们就狼吞虎咽地吃着。我们一边吃一边听音乐。录音机这会儿正在播放那首我非常喜欢的《theendoftheworld》（世界末日）这首歌：
whydoesthesunonshining？
（为什么太阳继续照耀？）
whydoesthesearushtoshare？
（为什么海水还在冲向堤岸？）
don"ttheyknow
（它们不知道）
it"stheendoftheworld……
（这是世界末日……）
这种平静伤感的情调，周树森不喜欢听，他几次要动手关掉都被我阻拦了。我安静地倾听，心里有些沉重起来。
“你在想什么？”周树森说。
“没想什么。”我说。
“那你为什么哭了？”
“谁哭了，我的眼睛不知怎么回事。”
说完，我们谁也没再出声，只是静静地倾听这首歌。
大概是想到了些什么，听着听着我心里莫名其妙地难过起来，而且一哭则停不住，越哭越伤心。
“你究竟怎么了，是不是嫌我欺负你了？”周树森着急地说。
“是啊！你欺负我你这个大坏蛋。”我歪了一下脑袋，抹干了眼泪吃了一口饭说。
“那怎么办？”他吃完饭将一只手悄悄搂在我的肩上说。
我笑了起来，我说我的眼泪其实与你没有关系。他松了一口气说：“你们这种知识女性，到时候总要让人云里雾里的莫名其妙。”说完他站起身要走了。
“树森牌牛仔裤。”我忽然想起那天在新生路服装市场给他买的礼物。
“你说什么？”他停住脚步问。
“树森牌牛仔裤。”我说：“我买了条树森牌牛仔裤送给你。”
我走进卧室，拉开抽屉取出两条牛仔裤。他一看树森牌商标就乐了：“我还以为你跟我开玩笑呢？”
“我讨价还价才一柄元买了两条。”我说：“这牌于不错，它就是你。”
”挺合身的。”他试穿了一下：“谢谢娘子罗！”说完拿着裤子就走了。
我一边收拾碗筷一边想着一些事情。明天我将把《李清照》的电影文学剧本全部校对完毕。回家后把达琳的毛衣拆洗一下。这会儿我想起母亲书橱之巅上的那只良渚黑陶双耳罐，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了。它罐身上的鱼尾纹和沿口的云纹，每到夜晚在那盏柔黄如柠檬的六角吊灯下发出灰黑色浑朴的光圈。我想杭州的制瓷业起源于良渚文化，而到南宋时期杭州的瓷器在全国更是享有盛誉。南宋皇室定都杭州后，集中全国制瓷名工巧匠，开设了官窑，史称南宋官窑。
我下楼去买脱普复活双效洗发水，路过中山街街口的时候，我看见徐斌挽着个漂亮女人，从中山大酒店里出来，我赶紧回避开去。一个兜售珍珠项链的女人问：“五十元钱一串要吗？”我说：“不要。”我继续往前走时，前边街道上挤满了一堆人，我钻进人群一眼见到了周树森正和另一个高个子男人打架。天哪！我惊讶得目瞪口呆。我看见民警把他们俩人都带走了。人群散去后，我捡起散落在地上的那条“树森牌”牛仔裤。
我捧着“树森牌”牛仔裤，气得简直想骂他个狗血喷头；可不知为什么我又祈求上帝，快快把他从派出所放出来。
又是个该死的雨天！我蜷缩在沙发上胡思乱想地喊到累了，有点昏昏欲睡地微微闭上了眼睛。这时我看到一些过去的岁月同尘埃一起升腾起来，一群群昔日的男女朋友披上翅膀从窗前飞旋而过，他们身上的土屑和锈痕抖落在空中，发出跌落的粉碎声。我在记忆的泥潭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个名字忽然被风从寂静中托起；我睁开眼睛，硕大的丽珠从高空跌落时溅进了我的窗内，我关上了半扇窗子，又关上了半扇窗子。
现在整个房间全部封闭了起来，我的思路集中，一下子就想起那个叫山子的男人。我们是在一个晚会上认识的，他从舞池的一角走来，用一种灼热与渴望的目光注视着我。
他说，我们去跳舞吧。
我说，我不会跳。
他说，我教你很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