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的怀想
时间向来独自赶路，无暇顾及流连的人们。怀想是对过往人事的敬意。没有记忆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的身份意识。我坚信两句话：一句是，永恒的记忆便是现实；一句是，永恒的记忆在于未来。
如果说生活是一条永不枯竭的河流，那么，它的源头就是一件件农事，金豆粒一样紧密排列的农事。
故乡是万物之源，是我永远的心灵子宫、精神胎盘和情感脐带。我越来越觉得身边事物的可贵，无论它诞生，无论它消逝，无论它存在，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但凡令我上心的，我就有责任记述它们，客观地记述它们，尽管很难很难。“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似乎可以这么说，艾青这句名诗替我诠释了全部的创作动机。
故乡曾是活跃农事的大舞台。“一切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诚如普希金所言，关于农事的记忆，它像种子和根，一直蛰伏于我温暖如春的怀抱。即使现在，信步走近一个村庄，或沿着山区公路疾驰，一个寂静到肃穆的村庄忽然跃入眼帘，有如路边踔跃而过的野兔、雉鸡或松鼠，也总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而不是陌生与畏惧。每当我闻到清馨的草木气息，听到昂扬的鸟鸣、虫唱、鸡叫、狗吠、牛哞、羊咩、风吹、水吟、孩童哭泣和“回家吃饭喽”的呼唤，看到古朴的土房瓦厝、勒痕道道而光滑的老井和袅然的炊烟，便拥有回归父母身边的温馨；每当我见到乌黑的、细腻的，蓬松的，发了酵一般的泥土，便浮想联翩—就那么几粒泥土，不知多少年，不知多少代，不知多少人，在那里，一季季耕，一季季耘，变魔术似的，翻来，覆去，种什么，长什么，让人生存，让人发展，多么神奇，多么金贵，真是：“土能生万物，地能发千祥”，“土地是个金饭碗，世世代代吃不完”；每当我面对成堆成垛的收成，便油然而生敬意—敬土地，敬农民，敬农事，敬农具，敬种子，敬庄稼，敬节气，敬阳光雨露；每当我凝视精妙的农具，优雅的劳作，便联想到神圣的文学之母、艺术之母……
然而，“无工不富”的呐喊早已淹没“无农不稳”的嗟叹。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开凿的“农本之渠”几近壅塞，源头活水日趋消瘦。“君知稼穑，则知惧。”“仕知民事，则知愧。”“士之本在学，农之本在耕。”这些命旨深远的理念，渐渐梗阻，不能一以贯之。农耕文明所缔结的人与田园之间如胶似漆的联盟，变得越来越疏远了。简单地说，不少边远村庄的现实便是作家周大新《再爱田园》中那些痛切的比喻：“最初，人们只是不再关心田园里的收成，收多收少与己无关；后来，是像男人不再心疼自己女人一样的不再疼她，任其贫瘠荒芜；再后来，开始对她厌恶甚至有了恨意；最后，像那些对妻子不忠的男人一样对她开始了背弃和逃离。”
“一切的路通往城市。”这位西方诗人的断言千真万确。许多村庄徒存形骸，像冇心的老树—许多人放弃天伦之乐，放弃子女教育，放弃肥田沃园，急切、忐忑而又迷茫地涌入城市，仅凭一腔希冀、一心忍耐、一把苦力，干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吃城里人不愿吃的苦，甚至冒着欠薪的风险，挣来一点无根又无源的工钱。水泥地、高楼、广场、草坪阻断了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与地气的连接。他们每天面对的不再是田园与种子，而是工地、车间或者其他；操持的也不再是锄头与犁耖，而是陌生的机械或生产线。中年以下的，农事常识、经验与技能渐渐贫乏；中年以上的，土地情结也渐渐松懈。他们的称谓变了，形象变了，思想观念变了，生活习惯变了，谋生手段变了，生存状态变了—农民只作为一种身份—农民工而存在，仅与自己的特质有关，仅与自己的习性有关，仅与自己的故乡有关，仅与自己的户籍有关，而与现今的农时无关，与现今的农具无关，与现今的农事无关，与现今的农业无关。如果从长计议，德国哲学家本雅明那句不怎么动听的话，就值得思量再三了：“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的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块铜板。”
于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凸显出来—留守村庄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小孩；精英分子—青壮年越来越少，已成稀缺资源，绝非剩余或溢出。许多农事愈益潦草、日渐消失。许多农具赋闲于某个角落蒙尘生锈。许多原始而奇异的农耕场景如花凋谢，如根腐朽，已成绝响—恐怕今后也不可能重现。大江东去，淘尽多少风物。红杏深花、菖蒲浅芽时节，谁还能这般自觉：“想俺为太守的，深居府堂，那远乡僻坞，有抛荒游懒的，何由得知？”要想领略劝农花酒，只能去看《牡丹亭》第八出了。寻找四时农事之美，务必回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山水国画里去了。
这种趋势或疼痛，早在150年前，敏锐的亨利·大卫·梭罗已经觉察到，并在宁静的《瓦尔登湖》畔流露出深沉的忧思：“古代的诗歌和神话起码让我们看到，农事曾经是一门神圣的艺术；却被我们的不敬的匆忙和草率弄得面目全非……没有节庆日，没有列队游行，没有庆典仪式，就是我们的耕牛展示大会也不例外，所谓的感恩节也不例外。农夫本来是通过这些仪式表示其职业的神圣意义，或者以此来想一想农事的神圣起源的。现在引诱他的却只是收获的奖金和宴席了。”
“人类不止在过渡，而且在转型；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新社会，而且是一个崭新文明的再创造。”我相信未来科学家托夫勒的这一断言。因此，我的看法与农具系列小说《太平风物》的作者李锐相似：“无论以田园的名义，还是以革命的名义，把亿万人世世代代绑在土地上是这个世界最不人道、最为残忍的一件事。”我的身体离开农事多年，但思绪未曾离开须臾，如同庞大蓬勃的错综复杂的葛藤始终不渝地揪着安身立命的泥土—无时无刻，都在期盼那些业已冷清的村庄也能迎来伟大的复兴。
细节大于整体。所以我在记述的时候，总怕漏掉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又铭心刻骨的细节—正是那些细节真实而又生动地呈现出农耕文化的深刻内涵；正是那些没有上过几天学的老农，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老农，讲究自然，讲究完美，奉优良传统为圭臬，躬行“和”之道，“顺”之道，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做给下一代看，说给下一代听，才使生活中最具价值的农耕文明得以戒指似的代代传承，才使许多农耕故事和农耕景象得以日月般的永远存在。
于是，宁愿犯忌，不讲章法，不讲技巧，不惜笔墨，信手写来。“你要描写一个动作，就要找到那个唯一的动词；你要描写一种形状，就要找到那个唯一的形容词。”我深知难得星月之词、云霞之句，但我努力遵循福楼拜这一指示，甚至刻意沿用一些孑遗生物似的简约而传神的方言和俗语，进行原生态表达—让手中笨拙的笔充当傻瓜机，照实摄录—村庄、家园、习俗、土地、农民、农事、农具、种子、庄稼、收成……尽量趋近历史，保全真实，以便观照，以便缅怀，以便感悟。
夙愿既遂，仿佛一位易于满足的农民，历尽艰辛，迎来收成。此刻的感觉，真有点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所说的那样：“……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如蒙披阅，有过相似经历的会说：“确实是这样。”没有相似经历的也会说：“原来是这样！”那就谢天谢地了；倘若因此怀想农耕文明，对农村萌生爱意，也替农业说话，也为农民出力—“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更是倍感欣慰了。
最令我感动的是，当我像怀揣一件收藏多年的古物恳请专家甄别真赝一样，诚惶诚恐地将拙著寄给心仪的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炯先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先生，著名评论家阎纲先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先生，著名作家王朝柱先生，著名批评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顺先生，著名民俗家鲍国忠先生求教的时候，诸位无一不热忱寄语；当书名由《半亩纪事》改为《日落日出》的时候，著名书法家、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朱以撒先生两度题写；当拙著呈送出版社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先生亲切接见……总之，每一缕垂爱的阳光，我都铭之记之；每一滴关怀的雨露，我都念兹在兹！
2010年12月20日于半亩草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