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曾祖见到我二祖父的时候，看着泪流满面，无助的父亲，二祖父没有流露出惊讶，他平静替父亲擦去眼泪，一样无奈的说，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跟你一样改变不了。这一天呵，早晚都会发生。
曾祖说，惟有你是老大的救星呵。
他轻轻的摇头，缄默半天又说，你以为你儿子是谁呵？我不想救他嘛？这是政治斗争，跟抗战没关系。
你认识那个白志沂嘛？
二祖父点头。
那你跟我回去一趟呵，在他跟前，给老大求一人情。
眼跟前就打仗了，我回不去。请假，那长官也不准呵。二叔的眼泪，突然掉落下来，呜咽道我救不了我哥。
曾祖只带了一封信，那是一封写给白志沂的信。满怀希望的祖父，把那封信毕恭毕敬的呈递白志沂，这位高干撂在公案上，笑得祖父毛骨悚然。
民国三十二年的蒲县，共产党建立的组织，已经荡然无存了。经过晋西事变，和两次肃伪运动，共产党人幸存者极少，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对被捕的同志，无力组织有效的营救。尤为重要的是，中共西北局未派人，重新组建蒲县县委，领导蒲县的抗日和革命。而蒲县这一时期的反共肃伪，成为了第二战区的模范县。蒲县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都是在这一时期，被捕牺牲的。
惟一被保释的席俊，在三联中学校长刘春浦，和全体师生的竭力担保，其父席道正利用其影响，多方奔走呼吁，席俊最终获释出狱。翌年，在领导那场向临汾军事指挥部，请愿的学生运动中再次被捕。民国三十七年，临汾解放前夕，被秘密杀害。
祖母前后探过三次监，还带我的父亲去过一次。那时候祖母对祖父，不再抱生还的希望了，每一次都哭得悲痛欲绝。祖父也预感到了去日不远，不管那最后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都注定了生命的寂灭。那庸常的流光，因了短暂异样的珍贵了。他很想留下一些文字，却没有纸笔。在疙瘩山蝎子沟，那个临秋的八月，充满了血腥和悲壮。在枪声响起的刹那，他思想着什么，是否看到了那梦想的风景。
祖父牺牲后的几天，或两天或三天，或是更的时间。祖母才得到枪毙的消息，便带了人步行六十余里来到县城，在蝎子沟的一处草洼里，扒出了被掩埋的祖父。之前，祖母找到看守所的一个伙夫，请他转告这一消息。那伙计也是北塬人，叫郭福奎。他答应了祖母，并且冒险做到了。
找到掩埋尸体的地方，已经有了刨挖的痕迹。是狼或野狗的咬吃，大腿上的股肉，遭到了破坏。当那具残缺的尸体，抬回仁义村，曾祖抚摸痛苦，一村人都哭了。祖父表现的很坚强，他那宁死不屈的精神，成为北塬永远的辉光。
闾长成福挺说，那天他跑掉了，不会死的。
一村人问，他为甚不跑呵？
几十年后，我听到他们的讲述，在祖父的故事里，一样有这样的疑问，他为什么不跑掉呢？因为那是生与死的选择。
目睹祖父最后离开村庄的人们，说祖父月色下的背影异样的从容，和他们熟悉的步履一样，充满了自信。
或许祖父没有想到，再也回不到北塬。或许祖父那从容的步履，是与他热爱的故土，完成最后的作别。
我无法准确的设定，祖父真实的心境。但为了他奋斗的梦想，那短暂的二十九岁的生命过程，充满了理性的传奇。我不知道他生命中的遗憾，是否在寂灭后释然，但在那个世界里，他肯定拥抱了梦想。
民国三十五年，也就是日军投降的第二年，祖母在祖父守望了三年多的北塬，在那棵枝繁叶茂的黑槐树下，终于等来了一个陌生人。那是一个差不多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穿一件北塬常见的紫布马褂，背着行李和雨伞。他小声问祖母，有一个叫成怀珠的人，住在哪儿？祖母说他死了。
他怎会死了呢？年轻人愕然了。
政卫营枪毙的，说他是共产党。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那年轻人又问。
我是他的妻子。
春天来了。
突然听到那萦绕梦境的话儿，祖母愣住了。没有听到回答的年轻人，转身缓慢的离去了。只迈两步，蓦地听到了应答。
冰雪融化了。
他惊喜的回头，看到了祖母萦满眼眶的泪花。
年轻人是来蒲县，与地方党组织接头的同志。中共晋绥分局第九地方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孙先余。祖母带了他，走进了成得子的窑洞。而后由成得子负责联络，把蒲县幸存下来的党员组织起来，恢复了党组织的建设。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蒲县委员会成立，地委宣传部长孙先余，兼任县委书记，恢复蒲县的革命事业。
假如祖父没有在第二次肃伪运动中，被捕牺牲，假如亲自应答了那句，冰雪融化了的接头暗号，假如祖父参预了中共蒲县委员会的再度组建，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那一腔热血和忠诚，那献身的革命事业，永远有多远。
但这假设的一切，都与他的梦想紧密联系。
曾祖对我们这个尘埃落定的家史，有过追根溯源的设定，假如我的祖辈们，在河南那个陌生的故土，有一个温饱的生存环境，也就没有了那一次，改变生存环境的迁徙。那李姓到成姓，一个简单的改变过程，蕴藏去了一个家族，辛酸的奋斗，或自强不息，或悲壮或凄凉。从对土地渴望的梦想，到认知世界，爱国报国的情结，那样的波澜壮阔。曾祖说他在历史的选择中，是有错误的。我了解那个遥远的选择过程，却不知道曾祖所谓的对与错，假若让他重新作一次选择，他会怎样纠错呢？
曾祖说他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
父亲说他的祖父和父亲，是那个黑暗时期，北塬的骄傲。因了那些奋斗精神，一个革命者必然的悲壮，为家族带来了永远的辉光。
抗战胜利后，二祖父退役回到了北塬。他对当局充满了失望，也带了对祖父的内疚，离开他曾经金戈铁马的军界。他跪倒在祖父的坟前长歌当哭，在一九四三年的那个秋天，他是祖父生还的唯一希望。但他却救不了胞兄，甚至没有胆量踏上北塬一步。其实，他那悲痛欲绝的忏悔，对于老去的曾祖，那样的无所谓了。他了解二祖父的心境，有着少校军衔的儿子，是另一个儿子，生与死之间的一根救命稻草。在即将失去亲人的惶恐中，伸向那根稻草的手，并且纂牢它，是自然中的必然。也是祖父身陷囹圄后，惟一的营救计划。但又是一次注定失败的营救。
曾祖带着宽容的心境，对待那些尘埃落定的历史，对待他的亲人们。当二祖父告诉他，退役的消息。曾祖的表情和庸常一样的平和，说你个自选择吧。你也用不着忏悔，我明白你救不了他，那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希望……
二祖父做了一个教书匠，他酷爱法书，楷书很有造诣，为北塬人喜爱。寡言少语，永远是一副生病的模样。
他病死那年三十多岁，曾祖最后守望他的时候，怀疑那泪水模糊去的目光，是否出现了幻觉。停止呼吸的二祖父骨瘦如柴，怎样也无法与，保定军校毕业的一个英俊的少校，联系在一起。一如白发人送黑发人，一样充满了悲哀。
那时候的二祖父，是曾祖心目中的脊梁，他生命中最后的过程，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但那脊梁，猝然垮掉了。
没有了寄托的曾祖，似是突然走进黑暗中去。
若干年后，坐在窑前晒日头的曾祖，直面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静静的回忆中，对二祖父的早逝，多了一层复杂的联想，那些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与一个国军少校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活到今天的少校，肯定被一脚踏倒在地，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跟那些牛鬼蛇神一道，游遍北塬的村庄了。
一个儿子是烈士，一个儿子是国民党少校，曾祖不知道，那因了抗日救国，分化出去的历史，为这个世代贫农的家庭，带来了复杂的矛盾。假如二祖父还活着，他们会为这个家庭，划定一个什么样的成分。
因了那场不期而至的文化大革命，二祖父的早逝是幸运的，至少回避了一个家族的尴尬，维护了这个家族的荣誉。曾祖说不管甚运动，也不管我的儿子是共产党或是国民党，他们都为抗日作出过贡献。历史那是否定不了的。
红色和白色，在一个家族同时存在，在那个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并不少见。但他们选择的初衷并不是这样，而是带了一腔热血，和抗日救国的牺牲精神，投身那个波澜壮阔的战争中去。他们不知道那个两党合作，最后的结果，那不同的信仰和主张，体制和分化，令他们的生命，异样的脆弱。
在曾祖的记忆和印象中，那尘埃落定的历史，惟余一声叹息。对与错，苦难与悲伤，那样的无所谓了。
祖父就义那一年，父亲十岁。
其实在祖父被捕前后，家境彻底败落了。祖父差不多把能够捐献的东西，全捐出抗日了。曾祖日夜在塬上耕作，祖父不但很少参加劳动，还经常往外带粮食，往家里带人。在营救祖父的过程，欠下了很多外债。为了支持儿子，曾祖陆续卖掉了一些田地。那些曾经给过他无数梦想的土地，在离开他的时候，是怎样的无奈和伤心。三百亩土地，最后剩下不足十亩土地。曾祖在最后一块土地上，坚守着他对土地的梦想。我想那一定包括，重新拥有那些土地，和土地里的梦想。
祖父的那口棺材，是赊来的，折合六百三十三斤玉米。十岁的父亲，做了三年的小长工，还清了那口棺材账。十三岁的父亲，坚守着传统的诚信，对祖父死的意义，却是模糊的概念。因为那坚守的诚信，意味着坚守孝道。他没有父辈的幸运，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和败落的家境，接受教育只能是他，一个无法企及的梦想。
一九四六年的初春，退役的二祖父，这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否送父亲接受教育，态度是冷淡的。他说知识在这个年代，没有用处。借用知识看清楚了这个世界后，会感觉人生毫无意义。
不主张父亲接受教育的二祖父，和侄子一样，对刽子手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新中国解放后的一九五一年，蒲县人民政府，召开第二次镇反大会，伪县长郑继文，参预杀害祖父的反动组织头领张新田，等六人接受人民的审判。
那一年父亲二十岁。
父亲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是非分明的青年。
消息传到了北塬。
父亲去学校找到了二祖父，他希望二祖父跟他一块去，参加那场镇反大会。二祖父正在上课，透过窑洞的窗户，看到了情绪波动的侄子。或许在父亲获得消息之前，二祖父已经得到了消息。他一字一句的朗诵课文，那样的从容，似是那镇反枪毙的反革命分子，跟他没什么瓜葛。
父亲等的很着急，当那下课的铃声敲响，他看到抱着教科书的二祖父，一步迈出了窑洞，在喧噪声里问，有事嘛？
县城召开镇反大会。父亲说。
这是好事。二祖父说。
不光有伪县长郑继文，还有那个刽子手李新田。父亲又说。
知道。罪有应得。二祖父说。
二叔，我们一块去。父亲说。
你一个人去吧。二祖父说。
我身上藏一把镰刀，砍死那狗日的。父亲说。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你有这个胆量和勇气，你父亲也该眠目了。二祖父说，县城远了，我走不到地方了。二叔支持你。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这也是政府的口号。你报仇，没有错。去吧。
父亲一个人去了县城，困惑了一路，他不理解二祖父为什么不参预。其实，那时候二祖父的身体，还允许去一趟县城，内心也有着和父亲一样的仇恨。他渴望目睹，那些刽子手最后的下场，但他少校军官的历史，和那不光彩的出现，让他放弃了这最后的快意恩仇。经历了快意恩仇的父亲，还不尽然理解二祖父。又是一个若干年后，老去的父亲回忆那一刻的快意恩仇，突然理解了二祖父的心境。那血浓于水的亲情，在那无奈的拒绝里，充满怎样矛盾复杂的伤感。
镇反大会期间，上台控诉的人很多。没有人注意一个复仇的年轻人，包括负责镇反的解放军战士。父亲突然跳上审判台，抄出镰刀砍去。猝不及防的战士，还是慢了一步，那挥去的镰刀，划伤了张新田的腿部。
父亲不肯罢手。
县长赵正萍问，年轻人，叫什么名字？
成怀德。
你的父亲是成怀珠嘛？赵正萍又问。
是的。
听到回答的赵正萍吁出一声叹息。说我认识你的父亲。他死的很英勇，也很伟大。成怀珠同志，是蒲县人民的骄傲。
我是从祖父那些，差不多同龄人的回忆文章里，或多或少了解祖父的。但更多的是曾祖和父亲的讲述。在彭华纪念文集里，这位曾在抗战时期，担任过蒲县县委书记，解放前后一直担任四川绵阳地区，主要领导人的回忆录中，讲述开辟蒲县党的建设工作，和晋西事变与奔赴延安等章节中，多次提到我的祖父。在祖父的帮助下，安全达到延安的很多前辈，都曾在回忆中，讲述与祖父并肩战争的友谊。
我不知道这样的讲述，是否可以划上一个句号。
或许那些远去的历史，因了这篇回忆的文章，在人们的生活中渐渐清晰起来。在那些陌生的记忆和印象中，或深思或掩卷一声叹息。认知我们的今天和未来，与那远去的历史，其实那样的紧密联系。
我怀念我的祖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