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生有死。生，是人生的开始；死，是人生的归宿。每个人，都在不自觉中生来，又在不自觉中死去。生来死去，构成人生的历史；生生息息，世代繁衍，构成人类的历史。
生如歌，死亦如歌。生是喜庆热烈的歌，死是悲凉壮烈的歌。生死之歌，都是慷慨深沉之歌。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信奉者在葬礼上唱赞美之歌，营造欢乐的气氛，送逝者之灵升腾于天堂。我国纳西族的东巴教认为，本民族是从北向南迁徙的民族，人死了，就是沿着祖先的来路徙回去，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安度太平的日子。在我国，生与死历来被称为“红白喜事”，丧事为“白喜”。老庄学说认为人是从“气”里演生出来的，死了就回到“气”里去。庄子家里的人死了，许多人前来吊丧，表示哀悼，惟独庄子显出高兴的样子，坐在门口“鼓盆而歌”，庆贺其死去的家人终于找到一处永久宁静的栖息之地，可以永无忧虑地安息了，而那方净土正是家人所来之处，是永恒的归宿之地。庄子的这种观念和英语中关于死的概念竟不谋而合，英语认为，在地球上，历史累积的死人总比现存的活人多得多，因此，死亡不过是少数人向大多数靠拢的过程。这是史实。这种死的概念显得必然而轻松。因此，死亡决不会孤独与寂寞。
洪荒大造先，浩浩无穷纪。太始未有人，谁人为父子？《清顺治皇帝醒世碑记》中写道：“来时糊涂去时悲，空在人间走一回。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也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悲欢离合多劳心，何日清闲谁得知？”消极却又清醒地提出对于生命行程与生命本质的疑问。谁是我？我是谁？为何而来为何去？这亘古的天问谁来回答？我们，我们每个人。
生命的死亡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旧约·约伯记》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亦必赤身归回。”希腊人说：“既已降生，就必须死。除此之外，没有更确实可靠的事。”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也发出深深的慨叹：“熄灭吧，熄灭吧，瞬间的灯火。人生只不过是行走着的影子。”
人生必死。死是人生最严峻的考验。面对这一无法回避的严峻考验，法国人魏尔伦道出一些人的心声：“我渴望随着命运指引的方向，心平气和地，没有争吵、悔恨、羡慕，笔直走完人生旅途。”当然，经典的回答还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也不因虚度年华而痛悔。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希望，是人生不可或缺的旅伴。英国人波普指出：“人们心中永远沸腾希望的热情。人总觉得眼下并不幸福，总是寄希望于将来。”法国人拉罗斯福哥也说：“希望是个了不起的谎言家，它能经过愉快的小路把我们带到人生的终点。”人生最惧怕的是绝望。布朗宁在《复活节》中写道：“就是一切都失掉了，也不要告诉我。请别让我跟绝望这个尸体般的新娘结婚。”人的一生，正如德国谚语所说：“欢笑着过日子也是一生，哭丧着过日子也是一生。”我们应当在生活的海洋中鼓满希望的风帆，充满乘风破浪的欢乐！
但是，对于生的希望与欢乐，并不就能够自然消除对于死的恐怖与悲哀。不管我是谁，谁是我，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每一个人，不论对生命的态度如何，迟早都会面临着死亡的残酷考验。死亡的本质是什么？是了结？是虚空？是沉沦？还是安睡？是解脱？是升华？每个人怎样面对自己的死亡？怎样以理性的态度直面人生的必然归宿？于是，死亡教育自然成为人生必修课。生活中的人们虽然厌恶并本能地回避死亡话题，然而西方的许多国家，死亡教育课程都常常受到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热烈欢迎。一些大学心理学教授研究的结果表明：死亡教育不但可以使人勇敢地正视生老病死，使中老年人冷静地面对衰老与病死，而且可以使青少年学会珍惜生命与时间，逐步消除对死亡与病老的恐怖心理，使他们强化生的精神支柱并弱化死的消极影响。
在中国，许多人仍然持有“好死不如赖活”的传统消极观念，惧死、憾死的原始意识与本能表现普遍存在。因此，必须加强死亡教育，使人们逐步达到正视死亡的无憾境界，当死亡不可避免地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能够视死如归，无怨无憾，安详地告别依依眷恋的人世。这，当然不是容易办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