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极为有利。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分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入院造茶，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廷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通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廷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和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凤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赫。成品茶按质量好坏分成十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宋代茶学专着，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至元明，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清代，我国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形成了以产茶着称的区域和区域化市场。如福建建瓯茶厂不下千家，小者数十人，大者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又如江西《铅山县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茶业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48家。”清代前期，虽然采取历代产茶州定额纳贡制，但到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及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贡茶制度则随之逐渐消亡。
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贡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直至清代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贡茶才随之消亡。悠悠数千年，贡茶对整个茶叶生产和茶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2.榷茶制度
“榷茶”的意思，就是茶叶专卖，这是一项政府对茶叶买卖的专控制度。“榷茶”，最早源于唐代。在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在大和九年十月，颁布榷茶令，但在十一月，王涯即被杀，榷茶刚刚诞生便夭折了。到了宋初，由于国库欠丰，极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积弊，便开始逐步推出了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两项重要的国策。
我国几千年的产茶历史，名扬海外。但在古代，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却极为缓慢，到唐代，才得到迅速发展。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理论和策略，保持了唐代一个多世纪的民富国强，政治上的稳定，促进了经济上的繁荣，也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茶叶生产的发展，促进了茶叶商业的繁荣。江南出现了很多大茶商，北方出现了茶栈茶肆。有的商人缺少资本而又求财心切，竟见利忘义，铤而走险，抢劫他人财物，入山贩茶，把南方的茶叶运到北方。贩运茶叶可获得厚利，茶叶贸易兴旺发达。
盛唐之后，由于政治动荡，直接管辖区缩小，税源锐减，而且藩镇割据，截留中央财税，因此，国库财源日益枯竭。唐王朝看到茶叶生产发展了，物资丰富了，商人贩茶可以致富，而国家又出现了财政危机，因而效法禁榷制度。度支侍郎赵赞建议税天下茶，十取其一。贞元九年，盐铁使张滂创立税茶法，形成定制。“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自涯始也。”到武宗时期“禁民私卖”，榷茶形成制度。
唐代榷茶最主要的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晚唐“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四川茶利足以弥补唐王朝巨大的军费开支。第二，榷茶是为茶马互市。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第三，榷茶是为抑商。禁榷制度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其理论在西汉建立起来之后，即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赞赏并竭力推行。
宋代榷茶始于宋太祖乾德二年。朝廷在各主要茶叶集散地设立管理机构，称榷货务，主管茶叶流通与贸易；在各主要茶区设立官立茶场，称榷山场，主管茶叶生产、收购与茶税征收。榷茶制度在唐代形成之后，即为历代相沿袭，直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中叶才告消失。
3.茶马互市
在茶叶历史上，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各族的传播，主要是由于两个特定的茶政内容而发生的，这就是“榷茶”和“茶马互市”(也称茶马交易)。我国封建社会茶马互市贸易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在茶叶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茶马互市贸易始于中唐。据《封氏闻见记》和《新唐书》记载，“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初期的茶马互市是作为对少数民族进贡的回赠，以后逐渐转变为商业性的茶马交易。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大发展时期之一，也是茶叶生产高速发展的新时期。贡茶、榷茶、税茶制度相继建立。唐朝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实行比较开明的政策，采取和亲、互市、朝聘、册封、招抚等举措，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习惯诸方面，从而赢得了边疆少数民族对唐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宋朝时期，茶马互市贸易得到较大发展。宋太祖为了用兵契丹，深感战马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且唐朝已有以茶易马之事实，于是治令置“提举茶马司”实行以茶易马。太宗继位后，为了宋王朝的发展，励精图强，巩固国防，抵御强敌，大力充实战马，加强以茶易马。
此时正值茶叶生产大发展时期，具有雄厚的基础，可以以茶易马，并且认为以茶易马较之以铜钱、帛及其他物资易马更为合算；而少数民族又“不可一日无茶”。在此情况下，宋代的茶马贸易在规模上大有发展，政策和措施上亦进一步完善。明朝曾提出“茶马国之要政”，宋代对此虽未明确提出，但对茶马贸易所推行的政策和措施，实质上已视为“国之要政”了。
元朝时期的茶马互市贸易出现停顿。元朝是以蒙古族贵族为主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蒙古族本身产马，加上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均属元朝版图，马源十分充沛，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格，所以没有沿袭宋朝茶马互市贸易。从朝贡与赏赐的物品看，元朝仍有茶马互市贸易的痕迹，只是它是一种变相的商品交换，其地位和功能及其意义已大大地淡化。
“茶、马，国之要政”，明朝始终处于战争环境中。古代作战，战马多少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也是运输的重要力量。马匹短缺，对军事上危害极大。而明朝兵多将广，缺少的就是战马，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明朝对茶马互市贸易进行了变革。明朝继元朝将西藏正式纳入版图，对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贸易往来无论政策、制度和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茶马互市贸易既体现明朝中央政策对西藏的经济交往，是一种经济关系，又体现对西藏的统治关系，而且是属于第一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