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9年4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大会有两大“成果”，一个是通过修改党章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极左路线；一个是通过人事变动确定了一大批“文革”势力人物的政治地位，特别是确定了林彪为毛泽东的正式接班人。
毛泽东认为，在召开这样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基础上，“文革”的伟大历史任务就可以光辉地结束了。他完全没有想到，以后竟然会发生那么多出人意料的事件。更没有想到，林彪会阴谋政变，最后自爆身亡。离“九大”召开不过短短的四年，九届一中全会所选出的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已有七名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首脑和骨干成员。政治局现在仅剩下十三个人，缺额达三分之一，难以正常工作。同时，林彪自爆，造成了接班人位置的空缺，也使人们对于“九大”乃至整个“文革”路线的正确性产生了质疑。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提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林彪事件带来的诸多“后遗症”。
为准备“十大”的召开，中共中央于1973年5月20日至31日在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十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决定从湖南调来的华国锋和上海调来的王洪文，与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德，三人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工作；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等起草政治报告等“十大”重要文件，由王洪文负责主持修改党章的工作。这次会议的一个积极成果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十三名老干部。
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参加了此次会议。在会议期间，周恩来郑重地向与会者强调，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经过三个月的仓促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京召开。
会议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三、选举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通过了由张春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十大”政治报告。该报告承袭了“九大”的错误，再一次不容置疑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的错误。会议通过了新的党章。与“九大”党章相比，除了删掉了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外，基本上继承了“九大”党章的内容。大会选出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与“九大”相比，“十大”的组织路线也没有多大变化，更多的追随中央文革的投机人物和造反派人物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唯一让人庆幸的，是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其中有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李葆华、秦基伟、杨勇、王诤等。
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召开。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
党的主席：毛泽东
党的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分析以上名单，虽然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中增加了一定数量的老同志，但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势力却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其中，上海大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和阴谋家康生成为党的副主席，中央文革主要智囊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整个中央机构中，基本形成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两大阵营。
在这一次人事变动中，最为醒目的要算王洪文。王洪文原为上海一个工厂的保卫干事，“文革”中，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迅速成为上海最大的造反派“工总司”的大头目。后来，他像暴发户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曾经以一手制造了上海最大规模的武斗“上柴事件”、打死打伤无数人而名噪一时。
林彪事件后，党的接班人问题再度突出。毛泽东此时的心情已经相当复杂。这个接班人，选也不是，不选也不行。思来想去，毛泽东找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选一个年轻人进入最高领导层，但不确定为接班人。这样，可以一边使用一边进行观察。毛泽东选定了王洪文。毛泽东认为，王洪文工、农、兵都当过，又是由“文革”造就出来的，可以继承和坚持“文革”路线。继承和坚持“文革”路线这一点，对于毛泽东来说尤其重要。毛泽东后来说过，他的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战胜了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进了北京；另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来说，“文革”是绝对不能否定的，这是一个关系到他本人一生的作为和历史功绩评价的大问题。选择接班人，首要的条件，就是要忠于毛泽东和他的这条“革命”路线。在毛泽东的这一考虑下，王洪文，这一个无才无德、造反起家的暴发户，便一跃进入了中央的最高领导层，而且成为仅次于周恩来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为了扶植这个“新科状元”，毛泽东特意安排，让王洪文在“十大”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由此，这个“文革”起家的造反人物，一下子青云直上、沐猴而冠了。
王洪文的发迹，为江青集团大大地增加了实力。可以说，至此，在党中央内部，形成了一个由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所组成的“四人帮”集团。
“十大”之后，叶剑英向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
“十大”开过了，对林彪集团的处理已经完成了，党章修改了，人事也定下来了，可毛泽东的心，仍不安定。林彪事件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也可以说，由林彪事件所引发出来的事情太多了。首先，是接班人的问题。虽然提拔了王洪文，但并没有正式冠以接班人的名义。虽然恢复了邓小平的工作，但对这个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人，究竟可以使用到什么程度，仍需认真观察。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林彪倒台，使这个问题上升到最为重要的地位。
要坚持“文革”路线，就要坚持斗争，坚持批判，批判一切与毛泽东“左”倾思想不符的所谓“右”倾思想。“十大”前后，在批判林彪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批判两千年前孔老夫子的儒家学说，并由此又展开了一轮新的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央文革一伙趁火打劫，借此掀起轩然大波。10月，江青在清华、北大发起了教育界所谓的“反击右倾回潮运动”。纠正极左做法、解放老干部的春风刚刚吹过，秋日批判的肃杀之气就直逼而来了。
父亲到国务院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日常工作，并开始介入有关的外事工作和会见外宾。
1973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的时候，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在日本大使馆官邸举行纪念活动。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出席了本次活动。邓小平的出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和兴趣。当时在日本外交部任职的国广道彦也参加了这一活动。他原以为，经过一番被打倒的经历，邓小平一定是一副很“累”的倦容。没想到，出现在人们眼前的邓小平，神色很好，也很健康。邓还在纪念册上签了名，小川大使视为珍贵的历史见证，至今保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