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这次二下赣南，一共十天。一路风尘仆仆，终于回到了南昌。
见到家人，特别是小孙女，父母亲十分欣喜。妈妈给我们讲述一路见闻，说爸爸重回老区，感触很深。老区的干部对他们接待得十分热情，想得也很周到，所到的每一个地方，连盖的棉被都是新的，他们很受感动。
父母亲回到南昌不久，在天津的奶奶和小姑姑邓先群，带着小姑姑三个月大的儿子丁丁，还有在四川的二姑父张仲仁，一起来到了江西。这时我和大姐邓林到北京去了。我是利用放寒假，去看贺平和已经从干校“牛棚”中出来回到北京的公公婆婆。邓林是在朴方的安排下去北京，看介绍人给她介绍的对象，也就是去“相亲”。在江西的家里，仍有父母亲、邓楠、飞飞和小家伙眠眠，还有公务员老吴夫妇等七个人。这次奶奶、小姑姑和二姑父等，一下子又来了四个人。我们那个步校的小楼，简直可以称之为“人满为患”了。整个小楼两边的楼上楼下，全都挤满了人。小姑姑和邓楠是我们家有名的两个大嗓门，站在楼外老远就可以听到她们的声音。两个小家伙只差两个月，丁丁是个男孩儿，个头儿又大，相比之下，眠眠简直就是个可怜的小不丁点儿。爸爸做饭手艺虽然不错，但总比不上奶奶吧。奶奶回来了，大家又有好吃的了。饭厅里一个小方桌，每顿饭都挤得满满的。小姑姑和邓楠生完孩子后，本来就一个比一个胖，还都借口要补充营养，每顿总想多吃点儿。邓楠被妈妈看着，老是受到限制，不让吃不让喝的，说是不能再长胖了。而小姑姑则不同，有奶奶的纵容，可以无拘无束地敞开了吃。邓楠觉得太不公平了，整天价发牢骚讲怪话。
二姑父张仲仁是个老实厚道的人，干了一辈子档案工作，光会干活儿不爱说话。这段时间，常在家的，只有父亲和二姑父两个男子汉，可偏偏这两个男子汉都是不爱说话的。也难怪，话都让家里的“姑娘”们说完了，哪儿还有别人说话的机会呀。奶奶总是用她那口好听的四川话说：“我们邓家屋里头的姑娘，简直厉害完罗！”其实不光是我们几个姐妹，连我们的两个姑姑也是“厉害完罗”。我们的两个姑夫则都是老实人，自从“随”了姑姑们进入我们邓家，时常会受点儿“欺负”什么的。不过“有压迫就有反抗”，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忍不住发点牢骚。每当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便会立刻遭到我们几个“邓家屋里头的姑娘”七嘴八舌的集体“批判”。当然，姑父们也有救命稻草，那就是他们的大哥大嫂。妈妈这个当大嫂的，总是要顾全大局出面干涉一下了事。
唉，我们这个家，很少有个安静的时候，总是这样吵吵嚷嚷、热热闹闹的。父亲这样一个严肃严谨的人，怎么会带出这样性格与他截然不同的一家人来啊。其实，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家庭气氛的形成，责任还是在父母。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纵容。都说父亲为人严厉吧，连他的老部下都说怕他。可跟我们这些孩子在一起，他就没辙了。从在江西时期开始，我们都亲昵地叫父亲“老爷子”。我们说：“老爷子，看我们多热闹，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嘛。”他会说：“哪有那么多说的。”看我们闹得太不成样子的时候，他也会说一句：“胡说八道！”算是把我们骂了。不过，闹归闹，对于父亲，我们其实是敬重有加的，在他认真的时候，我们都会百分之百地绝对服从，没有一个人敢“奓刺儿”的。
当我们一家人在江西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在北京，周恩来不顾江青一伙的重重阻挠，正在殚精竭虑地为解放干部做着不懈的努力。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原铁道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害。毛泽东于12月18日作了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毛泽东的批示，给周恩来抓紧进行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提供了更大的支持。
1972年结束了。虽然天上仍是阴云密布，但一线阳光已从天边透出。
1973年来临了，形势依旧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毛泽东继续坚持“文革”极左错误；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和进行解放干部的工作。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是既不满意，又离不开。不满意的是，他觉得周恩来与他的一些想法相距甚远；离不开的原因，是到了此时，整个党、政、军包括外交方面的工作，以及台前幕后全国大局的维持，全靠着周恩来以其耿耿忠诚和超负荷的辛劳极力支撑。偏偏在这个时刻，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周恩来生病，对于命运多舛的中国来说，真好似屋漏又遭连夜雨。运动要搞，国家的日常工作也总得要有人来维系呀。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作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的最后决定。
1月的一天，江西省委常务书记白栋材委托省委书记黄知真来看望父亲，告诉他中央通知他于近期之内回北京。这一消息使父母亲及我们全家喜出望外。大家虽有预感，认为父亲的“问题”快解决了，但没有想到这么快地解决，而且马上要回北京。
要回北京了，全家人都很高兴。父亲当然也很高兴，但是，他的高兴不是外在的，而是蕴于内心的。父亲从来遇难不惊、遇喜不亢，但此时，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一举一动之中，体味出他心中的欣悦。“文革”被打倒以来，六年多了，他时刻期盼的，难道不正是这一天的到来吗！几年之中，忍受了多少不白之冤，克服了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历了在中南海内外的各种人生磨练，为了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和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几年之中，他以劳动锻炼体魄，以博览陶冶心灵，以和工人们的直接接触体味着人情与世情。寒冬，他每日坚持洗冷水澡。酷暑，他流着大汗坚持上工劳动。在家里，他生火、做饭、砍柴、种地，尽着丈夫、父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也密切地关注着世上的风云变幻，注视着政坛的跌宕起伏，关注着国家的经济情况，关注着人民的生活状态。他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不管事态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他都从容以对。他从来没有因个人的遭遇而消沉，而悲观，而失望。他一直坚信，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他坚信我们的党，坚信我们的国家，坚信我们的人民。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已经做好准备，回北京以后，他要以他的信念和热忱，报效党，报效国家，报效人民。
要回北京了，马上就要离开江西了。虽然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对于这个羁居了三年多的地方，总感到一份眷恋不舍之情。父亲说：“不忙，过了春节再走。”他还要在江西、在步校、在我们这个小楼的家里，过最后一个春节。
2月3日，是1973年的春节。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在步校的小楼中度过了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节日。春节过后，父亲兴致很高，提出再出去走一次，去著名瓷都景德镇看看。在江西省委的安排下，大年初六，也就是2月8日，父母亲携同二姑父张仲仁，北上赣北。
汽车离开南昌不久，进入进贤县境界。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就在这里。父亲想着自己的老秘书王瑞林。王瑞林1952年二十岁时来给父亲当秘书，直到“文革”爆发离开，现在在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父亲一到进贤便想起了他，想要见一见他。父亲对陪同他的警卫人员说：“在进贤我没有别的事，就是想见见我的秘书王瑞林。”陪同他的人说，这一事需要请示中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