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说，福兮祸所伏。也就是说，在你愉快的时候，不愉快的事就会接踵而来。不幸的是，古语所说，往往准确。
刚到江西来时，父母亲每月工资仍按被打倒前一样照发，父亲是行政二级，四百零四元（“文革”前规定，中央一至四级工资都是四百零四元）；母亲十二级，一百二十元。但1970年1月，他们收到的，却一共只有二百零五元。妈妈请黄干事问问怎么回事。经江西请示中办，答复说不是减工资，是改发生活费，其余的钱暂时由中央办公厅代为保管。
在“文革”中，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代表政治，工资发放问题的处理，也是衡量政治问题严重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人，一般来讲可以分几个档次进行处理：停发工资，或改发生活费，或只给没有工作的孩子发点生活费，或连生活费都没有。我认识的人中，许多家的父母被打倒后，都停发了工资，改成只发生活费。而一些人家则工资全扣，什么生活来源都没有，有的人靠变卖家中东西，有的人靠亲戚接济。有一些“黑帮”子女更惨，父亲被关，母亲被逼自杀，孩子们无依无靠，境遇十分悲惨。好几位“文革”前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家，都是这样。这些家的孩子有许多是我们从小就认识或一起长大的朋友。原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家父母双双被抓，薄一波、李井泉、刘澜涛家父亲被抓，母亲则被迫害身亡。比起这些人家，我们家的处境，相对来说还是好的。在从中南海被赶出来后，虽然没钱的时候也卖过东西，但我们还领过一段时间的生活费。插队后，我和飞飞的生活费停发了。我们靠自己劳动吃饭，大学分配后有工资的姐姐们还可以接济一点，总算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地步。父母到江西后，工资照发，也可以和我们联系了。可以说，这是我们家自“文革”以来过得最宽裕的日子。而偏偏在这个相对稳定的时候，工资停发。
在北京被批斗得最凶的时候都没有减少或扣发的工资，到江西两个月后突然扣发——或者照上面的说法，改变为生活费，按“文革”以来处理政治问题的一贯做法，这一定不只是个钱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发生，让人不禁要联想许多。这是不是政治问题变化的新的风向标？是否还会有更进一步的政治动向？这个政治动向又会是什么？
工资改成生活费，在1970年一开年，便给我们全家带来了不安和猜疑。
2月9日，父亲提笔再给汪东兴写信。
信中首先通告情况，父亲写道：“上次写信后，到现在又有两个多月了。这期间，我们的生活、劳动和学习情况，同上次报告的没有什么变化，每天仍是上工厂（劳动时间减少了一小时），看书，读报，听广播。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
“文革”中，父亲给中央写信，除了有关的政治问题外，凡提出要求，就是为了孩子。在这封信中，他写道：“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团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他写道：“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二十八岁了，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在为孩子的事提出请求后，父亲提到了生活费的问题。他写道：“从今年1月份起，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二百零五元，1月份，曾请省革委负责同志向你请示，这个数目是否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未见复示。前几天又收到2月份的，还是二百零五元，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我们当照此规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三十五元左右（吃饭二十五元是医院规定的，抽烟及零用约十元），两个大学生每月三十元左右，三人即需约九十至一百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一百元开支。此外，我的小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其他需用也要适当补助。再者，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路远，每人来往约需一百元左右）和回来时的伙食费（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以及每年总要补充一点衣物日用品。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一百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这句话既是对组织上说的，也是对他自己讲的。信写完后，父亲意犹未尽，他提笔再写，提出：“小孩回来一次花钱太多，也很不容易，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
信的结尾，父亲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读了上述信，即使是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可体会到当时那充满父亲心头的忧思。比起与亲人隔绝的禁锢关押来说，现在能与子女相聚，已是奢望所及了。但是，政治前景的不测，全家生活的担当，仍使他心头重负不释。他不能不有所思，不能不有所想，不能不为了全家，为了子女，去请求帮助。
此信送走，虽没有得到答复，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政治变化。
政治上没有不好的变化，是好事，但经济状况改变，家中的生活也必然有所改变。
首先，父母亲在平时就已相当俭朴的生活开销上，进一步节省。肉，儿女在的时候，要吃。儿女不在，尽量不吃。再多养几只鸡，可以有鸡蛋，又可以吃鸡肉。每顿如有剩饭剩菜，留着下顿再吃。还有，就是从父亲多年的生活习惯中节省，茶叶，太贵，以后不喝茶了。酒，就只买江西本地出产的便宜的三花酒，而且只在劳动回来的午饭时喝一小杯。烟，抽了几十年了，一下子戒不了，但可以减量。省革委会可以帮助买平装无过滤嘴中华烟，每月最多只买一条，控制三四天抽一包。上午去工厂一根不抽，午后和晚上抽几根，按时按量，绝不多抽。
光是节流不行，还得开源啊。
寒冬一过，初春刚来，父母亲就在我们住的院子里“开荒”种菜。战争年代，他们在延安开过荒，在太行山开过荒，现在，他们要在自己家里开荒了。只有自力更生，才能丰衣足食。爸爸妈妈开荒种菜，我和飞飞插队学过农活，正好派上用场。飞飞有劲儿，自称“种庄稼的老经验”，“开荒”自然是他的事儿。他把草绳子往腰上使劲一扎，故意把锄头抡得老高，一副从“大寨队”出来的壮劳力的样子。他一边使劲地挖，一边嘴里不停地说：“我们大寨队，就得这样把地挖得深深的！”看着他挥舞锄头，土坷垃四溅的样子，奶奶在一旁急得直说：“哪用挖得那么深，不就种几样菜嘛！”没多久，地就挖好了，爸爸用锄头把地修成垄分成畦。妈妈搬个小凳，坐在地上一点一点往外捡石头砖头。奶奶再把涮锅涮碗的水，全都倒在地里。全家合力，院子前面一大块地不久就开好整好了。战士小贺帮我们买了些菜籽，有辣椒、蚕豆、豇豆、西红柿、茄子、小白菜等等。我们挖好小坑，撒上菜籽儿，一畦一样，盖上土，再浇上水。新开出的菜地，散发出阵阵泥土的清香。在院子后面的小柴房前，我们也开出一小块地，种上了丝瓜和苦瓜。新买来的几只小鸡，跟在大母鸡的身后，叽叽叽叽叫得欢，原来空旷的院子，顿时充实生动起来。想着不久就会从土中冒出的嫩绿的小菜苗，想着不久就会听到长大的小鸡下蛋时咯咯嗒的叫声，我们已经开始憧憬着那收获的喜悦了。
我们家的人，不管境遇怎样不好，总的来讲，都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尽可能地去寻找乐趣。经过“文革”的各种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磨砺后，我们从父母亲身上和实际生活中学到了很多。我们明白，欢乐与幸福，要自己去寻找，自己去争取。困难和忧伤，要用自己的坚强和努力去克服。乐观主义，在逆境中更要保持。还是《国际歌》中的那句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节俭，劳作，当然都是好事。不过，父母亲，尤其是父亲，有时节省得太过分，有的方式也使人不能接受，因而免不了时常发生分歧和争论。比如，剩饭要吃，我们是赞成的，但如果稀饭馊了爸爸还要喝，我们就坚决反对。不过他却说：“有什么关系？烧开了，细菌就杀死了，我肚子好，吃了没事！”碰到这种事儿，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气得干瞪眼。还比如说，想让菜呀苗呀长得好，我们没有意见，但让我们自攒“农家肥”，我们就坚决不从。再和谐的生活也会有磨擦，再平静的水面也会有涟漪。唉，没办法！
江西的春天，不是阴，就是雨，一点儿不像北方那样阳光灿烂。不过，春天一到，在冬季里萧索寂寥的步校校园，一下子便活跃了起来。那无休无止的春雨，点点滴滴，淅淅沥沥，滴到叶上，润到土里。墨绿色的冬青树上，顿时发出一层鲜嫩嫩的小叶子。红土地里萎黄的枯草上，也迅速地冒出苒苒新绿。那坡上，那丘上，平时没人注意的山桃树，刚才发出骨朵，不知何时，一下子便绽开了花瓣。那粉粉的、红红的、艳艳的山桃花，一团团，一片片，烂漫无际，如云如霞，在绵绵细雨中开放得那样的兴高采烈，那样的无拘无束。噢，还有栀子花，雪白的花尖儿已从深绿色的护蕾中探出头来，马上就要尽情开放。细细的雨水珠，长时间地沾在发出清香的白如润玉的花瓣上面，不肯滴下，显露出了无限的依恋。
南国的春天，就这样地来了。
春天来了，一家人团聚已经三个月了。其中之喜，其中之乐，可想而知。在此期间，江西省革委会曾经示意，孩子们是否呆得时间太长了，我们全然不予理会。
不过，相聚欢乐，终有别时。
3月来了，北方的春天也将来临。春耕春种在即，插队的学生开始陆续返回所在的公社大队。飞飞也要走了。妈妈和奶奶为飞飞收拾行装，破旧的棉衣棉裤也已经全都洗好补好。走的那天，飞飞一身干净，腰上又系上了来时的那条草绳，在农村晒得黑黑的颜色已经褪去，脸上露出健康的红润，浓浓的眉毛在眉心连成了一条，嘴唇上方长出隐隐一片短短的胡子。告别了父母家人，飞飞转身走了，步子又大又踏实。
儿子，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但父母亲，依然离情难却。妈妈自然是控制不住，早已眼泪涟涟。而父亲的伤怀，却是内在的。他还是那样无言，还是坚持去工厂劳动，却在劳动时突感不适，脸色苍白，满额沁出了冷汗。妈妈闻讯，赶忙和工人们一起扶他坐下。妈妈知道父亲一定是犯了低血糖的老毛病，她问旁边的工人，有没有白糖，说喝一点糖水就会好的。女工程红杏赶快回到在厂区的家中冲了一杯糖水拿来。父亲喝了后，略感好转。工厂内没有汽车，陶排长找了一辆拖拉机，自己开着，把父母亲送回步校，并将父亲扶送上楼躺下休息。
我们把窗帘拉上，让父亲静静地休息。我们都知道，父亲这次犯病，完全是因为儿子走的原因。在父亲的心中，家庭、亲人、孩子，是他最珍贵的，也是他现在所唯一拥有的。儿子远行，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他虽口中不说，却不能不思，不能不想，不能不忧。
飞飞走后不久，我也要回陕北去了。我真不愿意走呀。一个人走，要走那么远的路，回到只有我一个知识青年的生产队里。干农活，吃黑糜子馍吃杂面吃糠，这些，我都不在乎。我所担忧的，只是他们三个老人。我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孤独地禁锢在这个步校的小院子里。我们一走，留给他们的，就只有离情，只有期盼，只有无尽的挂念。走在陕北高原绵延不绝的黄土塬上，我心所思，我心所想，就是一个念头，时间快快地过，快快地过，到了秋天，收了庄稼，就赶快回家，像空中的飞鸟一样，插上翅膀，飞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