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全国迅速普及的开明管理哲学也是如此，它必定改变整个社会，使之得到改善，因此必定会被认为是一场革命。
——亚伯拉罕·马斯洛
我对整体理论持十分严肃的态度，它不但与作为个体的人有关，与社会和文化有关，而且与其他任何有机体也有关。因此，社会改良的理论也必须是整体的。这句话的意思主要是，假定把社会变革的过程视作一个整体或一个单元，那么，这个社会内部的每个组成部分与其他组成部分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启动一个按钮，制定一部法律，调整一个机构，单独改变政治制度、更换领导人，或者采取诸如此类的其他行动，都无法改良任何社会。我不知道有哪一项单一的变革能够必然地改变整个社会。（虽然从整体上来讲，任何单一的变革都将影响到整个社会，即使这是非常微弱的影响。）这句话的意思也是，变革社会的方式必须是在所有方面，在所有的机构，甚至最好是这个社会的每个个体，同时进行变革（当然，前提是假定变革是得到支持的，是可接受的，也就是它不是暴政）。
那么，第一个信条就是进行社会变革要全面发动，全社会的每个机构及其附属机构都要参与变革。某些机构比其他机构在更重要或更主要，在这一问题上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这是确实的。我还肯定地认为，在美国文化中，最有影响、最主要、最强大的机构通常是企业，这与其说在理论上成立，不如说只在实践上成立，也是确实的。作为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学家，我肯定地认为企业的变革要比其他任何机构的变革会产生更广泛、更大反响的影响。同时，我不会忽略这条原则，就是其他所有机构必须进行变革，即使仅仅为了使企业变革本身成为可能。例如，显而易见的是，除非社会为此做了准备，除非经理们为此做了准备，除非主管们做了准备，除非工人们做了准备，政府官员们做了准备，学校做了准备……否则开明管理不会得到传播并在企业中形成力量。今天，在任何专制的社会里，开明管理事实上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在开始考虑开明管理之前，必须大大地减少专制主义。这仅是一例，还有其他例子。
第二个信条是承认缓慢而不是快速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如果任何机构的变革，只有在所有其他机构得到充分变革后，才能使这个关键机构的变革成为可能，那么，这种全面的影响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过去的革命者们希望的要缓慢得多。事实上，每当我们在思考社会改良时，我们可能就是革命者了。可是，那些为社会改良工作的人必定是与以前的革命者完全不同的革命者，他们必须完全接受、完全理解和完全赞成缓慢而不是快速变革的必要性。（可以举出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在使变革成为可能之前，改变机构内部人们的思想认识是多么有必要。）
第三个信条是，根据上述两点必然得出依靠知识、依靠意识控制、依靠意识设计与计划、依靠科学变革的必要性（这也是唯一合情理的可能性）。变革很快会使我们接受复杂的社会改良理论，而不是简单的、按钮式的社会改良理论。有些人相信或认为变革十分容易，他以为只要你通过了某些具体的法律，或者修改了《宪法》的某些条款，整个社会将会发生变革。为什么这些按钮式的变革理论过去能够被人接受？一个原因是它们能被愚笨的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理解。因此，他们宁可接受更复杂的社会变革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更正确和更符合实际。社会变革必须整体进行这一事实，实际上决定了变革过程必定也是非常复杂的，实际上决定了它将难以被未受过教育的人所理解，决定了它肯定不会很快地被任何人所理解，不管他是一个聪颖的人还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也许它永远不可能被我们人类中的任何一个完全理解；也许只有在实行劳动分工的大型专业团体里的成员能很好地理解自己所在部门的社会作用。这是社会改良或缓慢变革的科学、研究、教育、学习和教学等等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对要求人们做好战斗和杀戮准备的传统革命的改变。在任何社会改良当中，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也许需要军人，但更需要的是社会科学家，至少对任何直接的、自觉的社会改良而言是如此。
第四个信条有关实际的政治条款的可行性和适用性。显然，在不同的社会，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时代，形势是不一样的。变革社会的最好方法当然不是滥用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发挥一个人的力量去影响或尝试改革、改进、改造做好了充分的变革准备、呼唤变革到来的机构及其附属机构。例如，在我们这个社会，事实上有些机构在寻求变革，有些机构即将进行变革，有些机构处在变革过程中，并没有遭到来自任何人的反对。例如，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护士学校扩招和培养训练有素、具有发展观念的护校教师，是一场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幼儿园政策也是如此，务实的进步教育也是如此，各类家庭教育、母亲培训、婴儿健康诊所等等也是如此。目前在全国迅速普及的开明管理哲学是如此，它必定将改变整个社会，使之得到改善，因此必定会被认为是一场革命。上述分析可以概括为如下的建议：“与缓慢的整体变革同时进行的是有意识地运用经过检验的知识影响所有方面，向最薄弱或最易进入的地方渗透。”
第五个信条是关于变革希望的。只要我们接受缓慢变革的必要性，并且对此表示完全赞成（或者如果我们十分聪明，十分有远见，由于合理的技术原因而喜欢缓慢的变革），那么，在意识到作为单一个人，我们在社会中只能发动不起眼的变革时，将不会感到失望和沮丧，不会失去自尊，不会觉得无助和无能为力。如果我们充分地理解这种情形，我们会为由单一个人发动的变革之合力而感到十分自豪，因为如果上述一切都成立，单一个人在其中的表现就是最主要的。那就是，一个人无法完成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这个道理用另一种更恰当的方式说就是：单一个人无法完成超出单一个人能力的事情。这会使这个单一个人意识到，在强大的使人无所作为的社会力量面前，自己的力量与他感受到的一样强大（也不会比这更强大），而不是更弱小和更无助，也不是因为弱小、无用和无助而完全受人操纵。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是人们对原子弹、大型国际会议、冷战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事实感到无助，特别是那些十几岁、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因此，人们易于去过完全自私的、与世隔绝的生活，这种生活被赖斯曼（Reisman）称之为“隐遁主义”。他们自私到逃避生活，完全不关心他人，只求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在所有人被杀死之前尽可能多地享受。在科林·成尔森e提到的做英雄和做虫子的选择中，许多人选择了做虫子。他们不抱希望，他们对一个人的能力缺乏认识，他们青少年时的理想破灭了，因为当一个新法律被通过时，当人们拥有两辆汽车而不是一辆汽车时，当妇女可以投票时，当工会有权发展工会组织时，当参议员直选时，当累进所得税实施时……全世界并没有发生改变。通常，正是这种理想破灭经常打击着社会改革者、空想社会改良者和好心人的热情。因此，当年纪大了，他们感到疲倦、无望和心灰意冷，便会采取隐遁主义，不再关心社会改良。
作为人，我们反而必须学会，当我们参与其中的社会发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改良或改进时，也要自豪起来，也要兴奋起来，也要产生强烈的自尊感和成就感。例如，如果我们设法推举一个更理想的代表进入州议会，或者进入本地的图书馆委员会，或者进入本地学校的董事会，又或者如果能拨给图书馆更多经费，如果我们设法为本地的高中推荐更优秀的教师，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善举，我们都会有成功感。
第六个基本信条是要认识到将全部精力和努力集中在具体的局部任务而不是高要求的广泛性任务上的必要性。这是导致理想破灭的另一个因素，因为在复杂的世界性问题面前，一个人根本做不了什么。例如，可以举一个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例子。这是一个年轻人，一个被派往墨西哥的公益会（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教徒。他在那里待了数年，为的只是挖深井，让墨西哥的一些村民能够喝上洁净的水，而不是他们以往饮用的被污染的水。他设法挖了三口井，每挖一口井，他都要花费大量时间教村民们要饮用洁净的水，不要饮用被污染的水。他一直这么做。这意味着各种教育，在某些情况下还意味着修建小路和道路。我还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年轻人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修理挖井用的设备，因为这些设备不好使了，而它们属于墨西哥政府所有。最后，他设法修复了这些设备，还可以用来挖掘很多井，可这花了他几乎一整年的时间。当看到称赞他干了一件大好事的报纸时，他一定会感到惊奇，但关键在于这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一水平上的所有各种工作，是从事世界上其他更高水平工作的前提。显然，在美国，我们可以从事许多更高水平的工作，比如创办大学。可是在墨西哥，在我们开始考虑建造大学和高中之前，完成所有各种前提工作是必要的，诸如修筑道路、挖井、建造医院、建立有效率的行政部门，以及其他类似的工作。墨西哥尚且如此，更别提像刚果那样的国家了。花一年时间在墨西哥为修理挖井设备忙得团团转的人，与在一个更先进的社会从事更高水平工作的人，都是在改变世界。多数人倾向认为，完全认可上述信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这类浪费时间或没有希望的工作。那就是，分步骤循序渐进地进行社会改良是完全必要的。一个人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修筑一条山区小路，与一个人在另一个国家完成一件更高水平的工作，同样显示了爱国精神。我认为，完全实现是可以达到的，至少对聪颖的、有洞察力的人是如此。基本前提是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前不会出现高层次的需要。他们能够将他们的精力倾注在任何层次的社会改良的任务上，而不管水平高低。
应用于企业环境，情形也是如此。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工厂能够实现从低层次需要的激励水平或专制水平，向高层次的激励水平或民主的、开明的管理水平转变之前，许多小步骤，许多小规模的委员会会议，许多微不足道的谈话是必要的。每一个这样的小步骤都是完全必要的，每一件这样的细小任务都是在完成一项伟大任务，如改善美国的工业这样伟大的任务，也是由成千上万细小的任务组成的。除了所有这些细小任务的总和之外，并没有什么伟大任务。还应该予以强调的是，特别是针对年轻人，他们中有的会坐等某些伟大事业以参与其中，坐等值得去干的大事，坐等能引起他们热忱的某些伟大的爱国行动。通常，他们愿意为国家献身，但却不愿意为国家洗碟子，不愿意为国家操作油印机。在此，教育学生把伟大的、崇高的、响亮的语言，如爱国主义、民主和社会改良等，转变为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日常任务，应该成为教学工作的一部分。这些日常任务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为此要做的事情就是非常清楚地了解所有工作的目的或目标，以确保所有手段都指向正确的方向，都指向正确的目的。人们在战时的表现就是一例。在战争期间，人们充满了爱国热情，他们愿意挖地洞，愿意铆接钢板，愿意去做削土豆皮、拖地板等诸如此类的最枯燥乏味的工作。人们完全明白，所有这些细小的任务汇集起来，就能完成一件大事。在理论上，和平时期这么做也是有可能的。
社会改良的整体理论的第七个信条是，没有哪一个人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必须永远放弃存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或者先知、某些伟大人物的观念。在完成社会改良的全部工作中，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掌握一切，能够立刻出现在所有岗位。领导人能够做的就是将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所有各类专家、理论工作者等召集在一起，建立一个协调良好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