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企业环境中个体抱怨的水平得到研究，特别是得到足够多的样本的话，它也可以成为用来衡量整个组织健康水平的标准。
——亚伯拉罕·马斯洛
事物发展进程的一般原则可陈述如下：人们可以在动机层次下过各种不同水平的生活。他们可以过高水平的生活，或者过低水平的生活；他们可以在丛林中过勉强维持生存的生活，或者在开明社会中过非常富裕、所有基本需要都能得到满足的生活。在开明社会中，他们可以过更高水平的生活，可以思考诗歌、数学或其他类似事物的本质。
判断人生动机水平有多种方法。例如，可以根据引起他们大笑的幽默类型来判断人们的动机水平。那些生活在最低需要层次上的人们往往觉得充满敌意的、残忍的幽默非常逗乐，如正在被狗追咬的老太太，或正在集镇上被一群孩子戏弄的傻子。亚伯拉罕·林肯式的幽默——富有哲理和教育意义的幽默——使人会心一笑而不是捧腹大笑，也没有丝毫的敌意或征服。这种更深刻的幽默很难被生活在最低需要层次的那些人所理解。
表露自身所有各种征兆和表现性行为的投射测试也可以作为了解我们生活在哪种动机水平的方法。罗夏测试常用来暗示被试者实际上在为什么奋斗，他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和渴望得到什么。已经得到完全满足的所有基本需要往往会被个体忘掉并在意识中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得到满足的基本需要完全不存在了，至少在意识中不存在了。因此，一个人渴望得到的、需要的和想要的往往就是在他的动机等级中处于优先位置的需要。突出这种特定需要表明所有低层次需要已经获得满足，它还表明更高层次的、超出个人渴望得到的需要对他而言还没有成为可能，因此他根本就不加以考虑。这可以根据罗夏测试做出判断，也可以根据梦和对梦的分析做出判断。
同样，我认为抱怨的层次——也就是一个人需要、渴望得到和要求的水平——也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人生活动机水平的指示器。如果企业环境中个体抱怨的层次得到研究，特别是得到足够多的样本的话，它也可以成为用来衡量整个组织健康水平的标准。
例如，对在专制的企业环境中工作的工人来说，害怕、缺乏甚至饥饿，由上司决定工作选择和工作方式，工人只能唯命是从和接受，是完全可能的。这些抱怨或发牢骚的工人常常是基本需要没有获得满足，处在动机等级的底层。处在这样的最低层次上，意味着抱怨都是和寒冷、潮湿、危险、疲劳、住房等所有基本生理需要有关的抱怨。
在现代工业环境中，如果一个人偶然发现此类抱怨，那它必定是极其不良管理和组织尚处在极其低层次生活的指示器。即使在一般的工业环境中，这类牢骚、这类低层次的抱怨也难得一见。就是说，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代表希望或优先需要的抱怨现在尚未获得满足——这些是接近低层次的需要。那就是，墨西哥的工人可能会为免遭危险和安全受到威胁、为被任意解雇或因为不知道这份工作还能干多久而不能计划家庭预算等类事情而发出积极的抱怨。他也许抱怨工作缺乏保障，抱怨工长独断专行，抱怨为了保住饭碗而不得不蒙受侮辱，等等。我认为我们可以将那些来自生理的需要、来自安全层次的需要，也许还有来自合群层次的需要和归属非正式社交群体的需要，称为低层次抱怨（low grumbles）。
更高的需要层次主要是在尊重和自我尊重层次上，涉及尊严、自主权、自尊、受人尊敬、受重视，涉及因为成就或类似行为受到赞扬、奖励和信任。在这个层次上的抱怨可能主要涉及丧失尊严、自尊或威望受到威胁等类事情。至于超越性抱怨（metagrumble），在此我打算将它用于自我实现的情形。进一步说，这些可以概括为B－价值观念，它被写进了我的著作《宗教、价值观念和高峰体验》（Religions，Values and Peak－Experiences）。这些追求完美、追求正义、追求美、追求真理或类似的超越性需要在极度抱怨无效率（即使这并不会影响抱怨者的荷包）的工业环境中也会出现。事实上，他是在说他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但这不是自私的抱怨，而是非个人的、无私的哲人的抱怨，人们几乎都是如此）。他也可能抱怨不了解全部事实，抱怨不掌握全部情况，抱怨自由交流受到阻碍。
但是，对真理、正直和全部事实的偏好是一种超越性需要，而不是一种“基本”需要，在这个层次上极度抱怨的人肯定生活在高层次的生活水平。在一个愤世嫉俗的社会，在一个小偷、专横之徒和卑鄙龌龊之人横行的社会，一个人不会有这样的抱怨，而只会有低层次抱怨。对公正的抱怨也是超越性抱怨。在一家管理良好的企业，我看见在工人所写的报告中有许多此类的抱怨。他们爱抱怨不公正，即使这种不公正对他们的个人利益有利。还有一类超越性抱怨是抱怨美德没有得到报偿，恶行反而受到奖赏，即有失公允。
上述分析非常清楚地表明，人总是会抱怨的。没有伊甸园，没有天堂，也没有极乐世界。不管得到什么样的满足，他们都会完全满意，这是无法想象的。这本身就是对人本性的最高境界的否定，因为它暗示在此之后不会再有改进。当然，这是一派胡言，我们难以设想再经过一百万年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到达完美的境界。无论什么满足，无论什么恩惠，也无论什么好运，人总是能够将其都藏在衣襟下面。他们完全会因这些恩惠而高兴一阵子，但很快他们就习惯了这些恩惠，忘记了这些恩惠，开始把手伸向未来，要求得到更多的恩惠，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可以得到比现在更完美的恩惠。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面向未来永无休止的过程。
因此，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在管理文献中，我看到太多的失望和理想破灭，偶尔还会看到要求放弃整个开明管理哲学、倒退回专制管理的主张，因为当境况得到改善时由于缺乏感激之情和持续的抱怨而对管理完全失望了。但是，根据激励理论，我们永远都无法指望抱怨停下来，我们只能期盼这些抱怨的层次会越来越高，即他们会从低抱怨层次向高抱怨层次发展，最终达到超越性抱怨层次。这与我提出的人的动机不会终结，只会随着境况的改善向更高层次一直发展的原理是一致的。这也符合我的挫折层次的概念。就是说，我否定了挫折必定有害的简单看法；我假定挫折是有等级的，假定由低挫折层次向高挫折层次发展是恩惠的标志，是好运气的标志，是良好社会条件的标志，也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如此等等。在我居住的城市，许多妇女团体抱怨园林规划，她们激烈地抱怨公园里的玫瑰园没有得到充分的照料。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因为它表明抱怨者生活在高水平生活中。对玫瑰园的抱怨意味着你吃饱肚子了，你有理想的栖身之处了，你有火炉取暖了，你不再恐惧鼠疫了，你不再害怕被人暗杀了，警察局和消防队真正起作用了，政府作为了，学校作为了，地方政治作为了，以及许多其他前提已经满足了。此处的关键是：不能把高层次抱怨简单地等同于其他抱怨；要使这种高层次抱怨成为可能，所有前提必须已经得到满足。
如果能够深刻领会开明和明智管理的上述所有道理，那么，这样的管理将可期待，即条件的改善将如上所述的那样提高抱怨的层次和挫折的层次，而不是期待条件的改善将使所有的抱怨消失。在为了改善工作条件需要付出更多工夫、金钱和精力时，并不会出现他们将变得失望和愤怒的风险，只是抱怨会继续下去。记住，我们期待的必须是，这些抱怨的动机层次上升了吗？当然，这才是真正的检验，这才是要期待的一切。此外，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为这样的事情欢呼喝彩，而不仅仅是满足。
在这方面的确存在一些特殊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公正和不公正的问题。拿一个人的私利与别人的私利进行比较，当然会有许多小抱怨——也许某个人有一个更漂亮的打火机、有一把更漂亮的椅子、工资略高一些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些事情极其琐碎，有人抱怨办公室的办公桌的大小，有人抱怨花瓶里插了一支花还是两支花，等等。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经常不得不为此做出判断，这是超越性需要的公正层次，还是仅仅是优势等级和该等级向前发展以试图抬高声望的表面迹象，又或者，这也许是一个人在说这显然是安全需要。多尔顿在其著作中举过属于这种情况的几个例子。我记得有一个例子是说他观察到，如果上司的秘书以友善的方式对待一个人，以不理睬的方式对待另一个人，这意味着后者可能要被解雇。也就是说，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推测一个人的动机层次。
或许另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是尝试从动机的角度分析金钱的意义。金钱在动机等级中几乎意味着任何动机。它可能意味着低层次价值观念，也可能意味着中等层次或高层次的价值观念，还可能意味着超越性价值观念。在我尝试明确说明具体的需要层次时，不可否认我遇到了一些我无法解释的事例。出现这种情况，我只好随它们去算了，就当这些事例毫无价值，把它们搁在一边，而不会尝试将它们列入动机等级中去。
当然，还有其他事例难以归入动机等级。最谨慎的做法或许是不去尝试为它们定级，把它们当做毫无价值的资料搁在一边。当然，如果一个人在进行大规模的、严谨的个人研究，那么他可以重新去与那些人访谈，看看他们的抱怨（比如对金钱的抱怨）到底表示什么动机，但就现有的研究来看，这样做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如果我们为了试验的目的而用相同的评定标准评估过去的两家公司，即管理良好的工厂和管理差劲的工厂，情况尤其是如此。
恶劣条件的意义
让我们想想恶劣条件是个什么样子吧。在管理文献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连每个临时工和非专业工人都熟知的、条件差到接近内战边缘的恶劣条件的事例。或许我们可以把战俘营、监狱或集中营看做是动机等级末端的例子。或许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竞争激烈、残酷的国家中挑选一家只有一两个雇员的小企业。在这个小企业，几个小钱都将无比重要；在这个小企业，老板只有榨干雇员的最后一滴血、让他们绝望到不得不辞职的程度才能生存下来；在这个小企业，老板只有想尽办法尽可能长久地留住雇员并在他们辞职之前让其为企业赚取更多的利润才能活下来。希望我们没有造成错觉，以为相对来说管理不是那么良好的大公司“条件差”——条件根本不差。让我们记住吧，在我们这个国家，99%的人是在管理最差劲的大公司中度过了他们的有生之年。我们需要更宽松的比较标准。我认为从我们自己的经历中挑选一个恶劣条件的事例开始这类研究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另一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