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代表们都走空之后，田志远还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座位上，为自己的儿子和隔壁的夏家孩子们高兴，也为全国两千万知识青年中有可能参加高考的孩子们高兴。他想，应该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儿子，同时也应该告诉曹慧，让他们真正地感受到中国的教育制度从此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翻天覆地”，一点也不过分，从这个不平凡的一九七七年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招生将恢复统一考试的制度，这意味着被积压了十几年的几千万中学生，和已到而立之年的“老三届”们，终于等到了一个使人振奋但又伴随着焦虑的历史机遇。这个由邓小平亲自主持的研究高考招生方案的工作会议，应该载入史册。
田志远慢慢起身准备离开会议室时，忽然发现还有个人坐在会议室的一角发愣，仔细一看，竟然是教育部长。田志远走到他身边，说走吧，刘部长。刘西尧轻轻地叹一口气，说，事情是千头万绪啊，工作是难啊，可是小平同志的意见还是对的，他考虑得比我们长远。
田志远说，谢谢你，刘部长。
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在教育部的统筹安排下呼啦啦地向前推进了。各级红头文件的下达，使全国的知青以及社会青年兴奋异常，几乎每一个中国的普通家庭，都被这些突如其来的政策搅动了。各地新华书店门口都排起了长龙，青年们急需数理化的复习用书，但都几乎失望地离去。书店根本拿不出这一类书；去图书馆找，图书馆里的这类书也几乎被糟蹋得差不多了。但是，兴奋和激情依然在所有的年轻人或所有的中国家庭中涌动着。
然而，这项令人兴奋的政策，在贯彻过程中也伴生了一系列令人棘手的问题，比如看似合理的“审查制度”，就把许多渴望上大学的青年学子们拒之门外了。这些被拒之门外的人中，有一位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
邓小平是看到女儿邓榕递来的一封信，才知道刘源被“拒之门外”的情况的。那一天，邓小平正披着毯子，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一边听着王秘书念修改过的招生文件。那文件是这样说的：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严密注视“黑五类分子”。政审结论可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
邓小平听着听着，眉头就皱了起来。妻子卓琳和小女儿邓榕就是这个时候走进办公室的。邓榕递给父亲的这封信，正是刘少奇儿子刘源的亲笔信。
刘源是刘少奇的小儿子，受父亲的牵连被下放到农场，后因肝病被送回北京，身体康复之后又被安排到北京起重机厂当铆焊工。在工厂的日子里，刘源做事谨慎，勤奋努力，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这一次得知恢复高考制度，隐藏在刘源心底多年的大学梦再次被点燃，然而由于父亲的关系，审查无法通过，连参加考试的机会都没有，无奈之下才提笔给复出的邓小平写信。
在这封信的开头，刘源直接称呼邓小平为叔叔。邓小平看到“叔叔”这两个字，心就揪了起来。
刘源在信中说，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就很不服气，何况您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那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刘源的信不长，但字字刺痛了邓小平的心。他离开沙发，在办公室里站了一会儿，又觉得心绪有些烦躁，便走到了夕阳中的庭院里。邓榕主动陪父亲散步，试探着问，老爷子，刘源的权利不应该被剥夺吧？应该帮帮他。
邓小平没有搭话，绕着庭院的“大圈”走。他走过枝干遒劲的“双龙树”，又走过枝叶青翠的樱桃树，然后慢慢停下步子，对邓榕说，不是要帮刘源一个孩子的问题，是要帮助像刘源这样的许许多多孩子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
一听这话，邓榕心里那块石头便放了下来，她刚才拿着这信时还流了好几滴眼泪。
邓小平回到办公室以后，就在那份报给他的招生文件上的“政审条件”旁，重重地批了六个字：繁琐、繁琐、繁琐！
这天傍晚，邓小平的心绪一直波动着，在和全家吃晚饭的时候也照例没有吭声，吃完饭便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坐在台灯下闭眼想了半天。
几天以后，邓小平召开了关于审定高考文件的会议。他提出要对招生条件作修改。他特别强调，关于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么几条就足够了。
教育部的侯主任听着一愣，站起来说，邓副主席，这个政审条件也太简单了吧？政审条件放到这么宽的话，就没必要政审了。除了关在监狱里的，基本上所有人都能通过。
有人附和说，侯主任的意见对，政审说得太简单了，那就干脆不要政审了吧。
邓小平说，就是要简单！
看着大家发愣，邓小平便和缓了口气，缓缓说，政治审查，什么叫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过去几年，我们对于人的评价定了很多条条框框，其中最荒谬的就是“血统论”“成分论”，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
大家默不作声。侯主任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显得很不自然。
邓小平继续说，改变政审条件，就是要为受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之累的可堪造就的青年才俊打破枷锁，给他们平等的竞争机会。
说到这里，邓小平停顿了一下，语气也更加缓和了，说我说过，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不仅招生要这样，将来还要逐渐扩展到征兵、招工、提干等各个方面。
刘西尧坐在一旁认真地作着笔记，不敢漏下任何一句。邓小平这一系列的决策太重要了，他打破的是套在千千万万中国人头上的政治枷锁。多少年来，无数人因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海外关系”而受到了莫名其妙但又如泰山压顶般的牵连，许多可以走的道路在他们面前消失了，应该得到的人生前途变得遥不可及。许多人因此悲观、颓废、绝望，找一条绳子或者找一条大河了此一生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邓小平今天的这一讲话，如果在日后形成了强有力的政策，将会使多少中国人或多少中国家庭因此而精神松绑！刘西尧心里想，太重要了，这些话太重要了。
见刘西尧记录完毕，邓小平眼观全场，继续说，大的原则基本上都确定下来了，今天你们把会上定的政策落实到文件上，晚饭前报给我，我晚上看一下，明天正式报中央。
仅仅过了一天，邓小平就在北京友谊宾馆接见了新组建的全国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邓小平向大家宣布说，同志们，昨天，中央政治局已经正式批准了恢复高考的方案。从今天起，中断十一年的高考制度就正式启动了。
话音一落，全场就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刘西尧的鼓掌特别有力，仅两天的工夫，许多阴霾就在他心头消散了。
待掌声散去，邓小平继续说，大家有幸参加这项工作，很光荣，很有意义，但也很辛苦。时间紧，工作量大，政策性强，牵一发而动全局。我们只有细致地工作，才能不辜负这项伟大的任务。这里，我要代表党中央，也代表全国的考生感谢大家。
待第二次热烈的掌声散去，邓小平又大声说，我们有个危机，就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我们现在是人才断层，青黄不接，这样下去，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恢复高考，就是为了快出人才，为社会主义事业打下基础。我相信，历史将会证明，我们今天的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次掌声响起。此刻，没有什么比掌声更能够表达大家激动的心情。田志远把手掌都拍红了，他想起了昨天夜里自己儿子与夏建国相对落泪的场景，想起了电话那端前妻惊愕的声音“这怎么可能”，也想起了任燕半夜骑着自行车送来的一册破旧的《代数》课本。田志远一边拍手一边想，我的老首长太厉害了！他举重若轻，伸出手指轻轻一翻，就把一页沉重的历史翻过去了。当然，还有华主席，还有叶帅，还有其他老同志，他们都相信主管全国科技与教育工作的邓小平的魄力与决心。
这时候，他就听见了邓小平在这个会议上说的最后一段话：要组织好这次史无前例的考试，我们将面临非常巨大的挑战。同志们，我们今天工作的意义，也许要十五年、二十年后才能显现出来。但是，中国教育和科学的春天，是从今天开始的。你们的工作和贡献，将永存青史。
田志远连续几天都由于一连串的喜讯而激动，这些喜讯来自科技领域和教育领域。他记录着所有的这些春天般的讯息，尽管窗外的秋意已经越来越浓。
首先是来自上海复旦的消息。数学家苏步青已经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自从北京开会回去后，就宣布“把星期日当作星期七，把一切节假日当作工作日”。他的数学所恢复了，数学所的“十八罗汉”也全数归位了。苏步青给田志远打来长途电话，连声音都是哽咽的。
而数学家陈景润的情况也使他感到欣喜。他那天把作家徐迟领到陈景润身边时，陈景润的脸还是木讷的，说“怎么能宣传我呢，我是白专典型啊”，但以后就开始配合徐迟，详细地叙述他在数学王国里的一路探索，情绪越来越高涨。
当然，前妻曹慧的笑容也使他感到高兴，因为儿子终于能够到处寻找“数理化”教材开始高考冲刺了，这是全家的一件大事。这对已经离婚十年的夫妻，头一回以如此喜悦的神情笑脸相对。
他每天回到家，都把一杯泡好的茶端到儿子桌边，手里拿着圆规与三角板的儿子总是说爸爸您快走开。他每次听着儿子那不耐烦的声音，心里总是美滋滋的。他告诉儿子中央马上就要在报刊上正式公布知识青年可以参加高考的决定，又问儿子什么时候返回西双版纳去，因为毕竟要在那里参加报名。儿子说那就等消息公布吧，一公布我就赶回去，您把火车票的钱给我筹好就行。
曹慧连续几天脸上都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她这个细微的情绪变化，连杂志社的总编都看出来了。那天下午，杂志社编委会会议结束后，熊总编还故意跟她打趣说，曹慧啊，什么事叫你乐的？
曹慧那一天跟熊总编单独谈了整整半个小时，在这之前，她几乎不跟社里其他领导谈任何个人私事。而这一回，由于儿子有可能通过高考成为大学生，离开遥远的云南，她心里开心，所以忍不住向总编敞开了心扉，谈了她对自己个人生活问题的考虑。
以她的考虑，是在儿子考上大学以后，就跟田志远复婚。想想老田也不容易，这十年来虽然她主动离去，但老田并不重组家庭，一直等着与她破镜重圆。儿子也隔三差五地催妈妈回家。又考虑到田志远经过“文革”的洗礼，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提高了政治觉悟，现在又重新恢复了工作，这样也就基本扫除了当年离婚的思想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