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副部长想，问题再多，也得顶着往前走，党的“十一大”马上就要召开了，听说华主席在政治报告中将正式宣布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虽然从政治上还是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的，但毕竟是宣布“文革”结束的。既然“结束”了，那就是说一些革命的办法就要废止了，一些新的办法就要实行了，“恢复高考”可能就属于这一类。
所以，恢复高考，要顶是顶不住的，只能顶着阻力往前走。在这个问题上，这位副部长倒是与刘西尧部长有了高度一致的思想认识。
人民大会堂里，并排高悬着两幅巨大的画像：毛泽东像和华国锋像，尺寸一样。
代表三千五百多万中共党员的一千五百多名代表，夹着文件包，伴随着雄赳赳的军乐声走进了会议大厅。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他主要总结了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胜利，以及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任务。叶剑英则代表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从八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说明。最后，邓小平为大会致闭幕词，他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一定要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的虚夸，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
邓小平的发言，赢得了在场人员的热烈掌声。
大会闭幕式一结束，刘西尧就马不停蹄地赶回办公室，立即找来李副部长询问高校招生会议召开的情况。刘西尧一边听李副部长的汇报，一边不停地揉着太阳穴，显得焦躁不安。
李副部长焦虑的程度更胜于刘部长，他说，这个会议本来进展就很慢，加上“十一大”开了，就完全停滞了。
说着，他就把一张《人民日报》放在桌上，指着报纸对刘部长说，你自己看看，华主席的讲话是怎么说的。华主席明确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绝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所以，我们这个招生工作会议还能开得下去吗？很多代表公开说，恢复高考与“十一大”精神不符，问题的核心是怎么看待“两个估计”，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刘部长，我看这一步很难迈啊，侯局长那天对我们当面说的“大家要丢官帽子”的危险，不是不存在啊。你是参加“十一大”的，是亲耳听见华主席讲话的，你更应该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刘西尧当然感到头痛，他从参加“十一大”的头一天起就开始头痛了。叫他头痛的一个问题是，那个脖子很硬的侯局长，根本就不愿意接受组织重新评估“两个估计”的文章的任务，说：“这种文章怎么写？以后白纸黑字的，我不就带着全家上法场了？”叫他头痛的第二个问题是，田志远同志带着一个调查组跑去调查周荣鑫老部长的死因，一直都没有确切消息，可见问题之难。叫他头痛的第三个问题，当然就是这个迟迟没有进展的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非但看不到工作进展，会上还都是些火药味很浓的问题。
当夜，刘西尧连服了两片止痛片。在服药之前，他先拿起电话给李副部长布置了一个任务，他在电话里说：老李，我看，无论如何，小平同志的指示还是要落实的。既然全面的招生方案一时拿不出来，我看这样吧，先起草一个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报告。
他上床前对自己说，现在，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田志远一大早就来到教育部，由于赶得急，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北京的八月，气温持续升高，一早就闷得人透不过气来。田志远下车的时候，双手紧紧地抱着公文包，像藏着什么宝贝似的。
教育部长刘西尧一听秘书报告是田志远来了，心里便是一喜，知道周荣鑫老部长的死因有眉目了。
果然，田志远一坐下，打开皮包取出材料，便是周荣鑫死因的种种调查材料，还有一份调查组的总体报告，连说“全清楚了”。刘西尧一边称谢，一边急忙翻阅起材料来。
果然是全清楚了。
周荣鑫是在批斗会上当场昏厥，然后最终去世的，死时离花甲之年还差一岁。
这位惨遭迫害的教育部老部长是山东人，他在四十六岁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六三年，出任国务院秘书长，成为周恩来的助手。“文革”期间，教育界遭到严重的破坏，教育部长一职迟迟没有确定下来。谁执掌教育部，是一个关键问题。江青一直推荐北大的迟群担任此职，她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借迟群之手牢牢地控制教育界。这个时候，周恩来与邓小平联手向毛泽东推荐了周荣鑫。毛泽东权衡再三，认可了这一推荐。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任命周荣鑫为教育部部长。新部长上任之初，周恩来与邓小平便分别找周荣鑫谈了话，鼓励他抓好教育界的整顿，鼓励他大胆讲话。所以周荣鑫在整顿教育界时发表了一系列言辞犀利的讲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迫害鸣不平，对教育界的“两个估计”不满，还为此起草了一个直送党中央国务院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周荣鑫的这种敢于“摸老虎屁股”的做法震惊了“四人帮”，他们把周荣鑫看成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安插在教育界的马前卒，在邓小平被再次打倒后就立即开始揪斗周荣鑫，强令病中的周荣鑫出院接受追查、批斗。在整整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对周荣鑫进行的大小批斗会、追查会多达五十多次。最后，在一次批斗会上，周荣鑫当场昏厥，最终不幸去世，年仅五十九岁。
刘西尧放下调查资料，吁了一口气。邓小平交代的三件事情，前两件都还没有眉目，现在田志远总算协助他把第三件事调查清楚了，这就让刘西尧肩上的“三座大山”卸下了一座。
情况虽已水落石出，但是要处理好这件事，也是“政治”，不能不再三斟酌。刘西尧问田志远怎么看。田志远看出了刘西尧的迟疑，便说，这后事的处理应直截了当，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田志远并且建议，周荣鑫老部长的追悼会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主持，请一位副总理致悼词。党和国家哪些领导同志参加追悼会，请小平同志定夺。
刘西尧站起来，背着手犹豫地走了几步。他说，老田，你讲的我全知道。但是，如此高调的平反，就可能直接涉及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评价。这方面的舆论，可能会很大。我当然很愿意为老部长的平反昭雪尽力，但是我的力量可能敌不过更大的力量。
田志远说，刘部长啊，依我看，更大的力量是人民。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如果盖棺不能定论，逝者不能瞑目，生者心结怨气，总是个不安定的因素。所以，追悼大会还必须尽快开，要开隆重。我相信小平同志也会出席这次大会。
打算什么时候？
我们建议八月二十八日举行追悼会。
要这么急吗？
都清楚了，为什么还要等呢？
眼看田志远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刘西尧便把手边的《人民日报》点给对方看，说，老田你看看这上面是怎么说的，要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什么意思？你肯定比我清楚。教育战线，过去是毛主席亲自抓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你想想，建国以后，阶级斗争的哪一场运动不是从文化教育战线引发的？一九七六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也是从教育战线刮起来的吗？“批邓”是因迟群、谢静宜而起，荣鑫同志也是迟群、谢静宜迫害的，这个谢静宜可是通天的人啊，这里的水太深了。老田，不是我刘西尧患得患失，我真的打心眼里敬佩小平同志，也很想跟着他做一些事情。可是，刘西尧说到这里迟疑了一下，又说，这里边还在讲“两个凡是”呀。
田志远很理解刘西尧，刘西尧作为教育部长，所处的位置十分尴尬，一方面不能违背邓小平安排下来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不能随意质疑毛泽东曾经定下的政策。一旦两者有冲突，偏向哪边都不合适。但是，田志远还是想，无论怎么说，刘西尧要有一个有力量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他要亮出自己的旗帜。于是，他便逼了一步，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你刘部长觉得为难，不愿意以教育部的名义出面打报告，那我就以调查组的名义给小平同志写报告。
刘西尧的脸色一下子刷白，赶紧解释说，老田，你误会了，大是大非面前我刘西尧怎能畏缩不前、丧失原则？
说完，他便拿起手边的黑色签字笔，在文件上签上了大大的“同意”两个字。
田志远临出门时说，刘部长，我要向你学习。
周荣鑫老部长的追悼会是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的。邓小平果然是亲自出席，他与李先念、王震、谷牧并排向周荣鑫的遗像三鞠躬。
追悼会结束后，邓小平前脚走出灵堂，后脚就有很多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围了过来，邓小平先后与他们握手，都握得很紧。这时候，一位年过半百的女士经王秘书引导走到邓小平面前，王秘书介绍说，这位是梁思成教授的夫人林洙女士。
邓小平微微愣了一下。在此之前，邓小平收到林洙的来信，信中说起自己丈夫梁思成惨死的原委，邓小平当时心里就一沉，他立即批转了这封信，请有关部门认真调查。
林洙女士说，邓副主席啊，梁思成已经平反恢复名誉了，他的骨灰现在安放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的骨灰堂，与林徽因先生的墓只有一箭之遥。我代表梁先生和林先生，以及我们全家，向您致以衷心的感谢。
说着，她就向邓小平深深一鞠躬，泪水一下子浸湿了脸颊。
邓小平连忙扶起林洙，连说平反昭雪了这是好事。在邓小平的印象里，一直记得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听说梁思成和吴晗为了北京的牌楼争得面红耳赤的事，吴晗还把梁思成当场气哭过。梁思成为保护北京的古建筑真是费了不少的心，也受了不少的委屈。邓小平很理解吴晗为缓解北京交通所下达的一个个“拆”令，更理解梁思成对北京古建筑的刻骨铭心的热爱。当然，梁思成的这种“热爱”面对“文革”的“铁扫帚”那是百分之百在劫难逃的，如今，知道梁思成终于得以昭雪，邓小平心里也略略踏实了一些。
他对林洙说，看见北京漂亮的人，都会感谢梁先生。
他想了想，又说，梁先生要是健在，北京还会更漂亮。
全国招生工作座谈会还是像老牛拖破车一样进度缓慢，刘西尧甚至听见了那头老牛扑哧扑哧喘气的声音，但他也是干着急，他想推，一时也推不动。
思想怎么就那么难统一呢？
各种方案与措施的难产，也引发了一些想积极推动这项工作的同志的不满。这天早晨，会议大厅的门上，一首打油诗忽然出现了，说的是“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新华社副社长穆大江带着记者任燕，还没进会议厅，就瞅着这首打油诗笑。任燕马上拉住正要进会议大厅的两位教育部办公室主任说，王主任、杨主任，采访你们一下，请你们说说，既然“东风强有力”，招生会议为什么还开得这么艰难？
王主任愣了一下，说其实啊，具体的方案不太难。这么多人，都是教育方面的老人了，很快就能拟出来。但是，大的方向没定下了，具体的就无从谈起啊。
杨主任也说，大方向上的问题呢，又没人敢提，所以就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呗。
任燕问，大方向不是邓副主席在科教座谈会上已经定了的吗？高校招生都要恢复考试，这还不清楚？
王主任问，那再往上呢？
任燕有些不解地说，再往上？
看着这位脸容迷茫的新华社女记者，王主任笑了笑说，记者同志，你还年轻啊。你看啊，“四人帮”粉碎了吧？“十一大”也开过了吧？但是中央的方向还是以前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律照搬。说到底，我们每个人头顶上还悬着一个“两个估计”呢。
任燕有点明白了，原来大家现在最顾虑的，是“文革”之前的大学招生，也是有考试的，结果这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就被认为路线错误，就被称作“黑线”，这个定性一直没变。如果现在恢复考试，那就等于说，还要照旧往错误路线上跑，往“黑线”上跑。所以，尽管邓大人再说什么话，下面的很多干部还是畏畏缩缩，怕越雷池，他们心里其实还有一些隐藏很深的话没敢说出来：要是邓大人再一次倒了呢？以后中央会不会再发一个“批邓”的文件呢？这些吓死人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做工作必须谨慎再谨慎，不要闭着眼睛往坑里跳。
当晚，任燕回到家里，就打算起草一份新华社的内参报告，把她所感受到的一部分内心的焦虑写出来，要让上面明白，不然恢复高考这事儿还真难推动。她拧开笔套正要下笔的时候，就听见了咚咚的敲门声，原来是夏建国和田源。他俩开门见山，就是要探听招生工作会议的情况，这跟他们的前途大有关系。
任燕的父亲任大力，一见夏家与田家的公子到了，马上抱歉地说，我们总算要搬家了，国管局给了我们两间楼房，我去看过了，很不错。哎呀，十年前“造反派”让我们搬到这里占了后院，一晃十年了，挤了你们两家，真是对不起呀。
这些话已经憋在任大力心里很久了，其中包含了不少愧疚与感激之情。
田源马上笑着说，任叔叔真是厚道人，这不干您的事儿。您要不搬到这个四合院来，作为“工人阶级”掺和一下，我们这“反动”的两家，还指不定被遣散到哪儿去呢，这么说的话，还得谢谢您呢。谢谢您这些年对我们这么撑着，也感谢您让我们有了任燕这么好的一个朋友。
田源说话总是比夏建国灵活，他就是有这个本事，总是能够把话说到别人的心窝窝里，让人听着特别舒坦。
任燕说，爸爸您少说客气话了，他们找我是问高考的事呢。我们三个得聊一聊。
任大力便赶紧推门出屋去。
任燕让两位伙伴坐下，开宗明义就说，会议的情况不太乐观，开了快一个月了，进展很慢，招生方案迟迟拿不出来，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估计”。
田源说那就先解决关键问题啊。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影响到高考招生。
夏建国就比田源冷静得多，他马上说，这个问题，不是说解决就能解决的。
田源紧张起来，说，照这么看，能不能恢复高考还不一定了？
夏建国一转念，忽然有了主意，建议说，任燕，我看你应该写个“内参”。邓大人这么明确的指示，还是有人顽强地抵制，我看这个问题比天大。
任燕举着手中的笔说，我正准备写呢。
夏建国想一想，又说，你其实不要光写招生工作会议，还要写对“两个估计”的看法，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任燕，我甚至建议你找几个专家谈一谈，叫他们谈谈对“两个估计”的看法，只要把“两个估计”与恢复高考的内在联系抖搂出来，事情就有转机了。这一招，叫釜底抽薪。
任燕没有答话，只是呆呆地朝夏建国看，她觉得夏建国这个人太厉害了，不仅有勇，还有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