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的开始意味着一个良好信誉的开始，有了信誉，自然有了财路，这是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
中国人经商讲究“和为贵”、“和气生财”的道理，李嘉诚不仅深谙此理，而且笃行此道。
从商60多年的李嘉诚，诚信事例可谓数不胜数。而守信也变成了巨大的生产力。用他的话说：“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别人主动找自己的，这些都是为人守信的结果。”
（1）义利合一
义利观是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价值论。这种义利结合的观念，表现在管理过程中，便是孔子所说的“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在这个层面上，义与利是统一的。义利兼顾的企业文化……要求企业在获取正当利益的同时，必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注意保护环境，关注自身对社会和人类的贡献。但企业如一味追求盈利而忽视社会责任和法律法规……则会失去企业发展的大环境支持，这种杀鸡取卵式的作法只会导致企业后劲不足，生存困难，最终走向衰亡。所以，企业不能因规模小、竞争力差、处于发展积累阶段而不承担社会责任。
义利兼顾要求所有企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主动改善职工待遇，减少环境污染，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从事社会慈善事业，还要努力创新，体现自身对社会和文化的积极推动作用。
这种“义利两全”的理论，强调企业追求利润，开展竞争，应以“公利”、“国益”为前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2）诚实守信
在儒家文化中，义利结合的体现之一就是诚实守信。“信”是诚实不欺，恪守信用。儒家文化历来把诚信作为商业道德的重要规范。在中国，自古就有“童叟无欺”的商业信条。
李嘉诚曾说：“一个企业的开始意味着一个良好信誉的开始，有了信誉，自然有了财路，这是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诚实守信，就是要求企业必须做到诚实经营，不恶意拖欠银行债务、供应商资金等，努力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诚实守信是道德约束的核心，它要求企业在经济往来和交易中讲信用，杜绝欺诈行为。市场竞争是公平的竞争……是在规范的经济秩序中进行的，它拒绝欺诈，排斥投机取巧，鄙视一切不守信用的行为。
（3）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先义后利”思想，并不是不要利，而是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不单是指客观的经济规律，更包含有讲求诚信，合乎社会伦理道德的意义。如果过分强调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鄙视商业活动和商人，羞于谈利，从而轻视人民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追求，重义轻利，崇义贬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缓慢……
实践表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合理的、必要的。贵义兴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利只要符合义就应该提倡。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义，还更应讲义，重义守信。重义会带来更大的利，弃义则会导致信誉丢失，最终失去利。
（4）义以为上
儒家义利观自始至终都认为“义以为上”，将道义价值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他们都认为追求利是人的本性，但义高于利，义是人们更高层次的追求。
荀子认为“法者，治之端也”，不仅公开谈法，而且肯定了法治的重要作用……
对于现代企业来讲，管理要讲“理”，要管得在理、合理。这个理包括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也包括道理、道德。要使企业在经济行为中有可能持久选择道德的行为，社会应当提供一个宏观的并且运作有效的制度体制，在这个制度体制下，选择道德的行为，是企业获利的基本手段；同样，要实现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的合理化和最佳经济效益的目标，单靠法律、规章制度的要求也不行，还必须关心、爱护和信任员工，让员工实现自我管理，从而发挥其创造力和积极性。可见，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必须加大道德宣传，弘扬奉献精神，同时，要完善法规制度，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秩序、非法经营和不道德的企业行为，才能真正树立高尚的企业伦理价值取向。
时代发展到今天，文化和经济齐头并进，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儒家义利观经过不断提炼、重组和发展，对今天的现代企业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应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的经营活动有机结合，构建义利兼顾的新型企业价值取向。这将成为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