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称以打工文学为代表的底层写作是一种黑色的写作，起因在于那种沉重的民间。在中国，作为底层和民间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狂欢，所谓“民间的狂欢”也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想象罢了。民间包括所谓底层知识分子都活得很沉重很压抑。那种认为民间是自由自在、藏污纳垢的所在的观点只说对了一半。自由自在从来没有在我们民族身上真正存在过，民间留有的印记和当代的遭遇，往往都是屈辱的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国民间所谓的自由自在往往与匪性流氓性结合在一起。试想，秦始皇自由不自由？他可以随意地杀人取乐，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他作为暴君的自由远不是真正的自由，他整日生活在恐惧当中。他的大臣更是伴君如伴虎，整天战战兢兢地活着，他的百姓更是他的鱼肉任意地被他宰割屠戮。
强权暴政催生了民间匪性的抗争，陈胜吴广和宋江武松们，作为民间的代表他们就是自由自在的吗？非也。他们被强烈的报仇心所支配，从而丧失作为人原本的精神自由。直到今日，这种复仇般的匪性还存在于我们的民间。祛除匪性和流氓性的民间写作，把被官人、文人、士人们的美化所遮蔽了的民间生存真相表达出来，是人们寄希望于打工文学写作的目的所在。因此，中国的民间底层写作并非像媒体和部分批评家所鼓噪的是一种“民间的狂欢”。相反，它是对生存真相和精神真实所进行现代性书写的一种新的尝试。其终极的价值指向应该是自由，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现在我们的民间已经处于自由（自在）的状态了。这种断语的误判究其实质在于言说者没有真正地观照过民间，或者一直在想象界构筑一个民间，其实这是伪民间，伪自由。
二消费主义与后现代话语狂欢
现代主义与民间写作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空间，这就是心理的真实和存在的真实。现代主义追求自由，民间精神或民间写作也追求自由，两者在对自由价值的追求上是一致的。我们从那些浓缩了当代打工文学精髓的作品和评论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实际上这就是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在内在精神上与打工者及其打工文学的契合。因此，现代主义精神不仅仅体现在文人雅士的层面上，它完全可以为广大的底层民众所认可，现代主义作品也完全可以为他们所欣赏。因为这个世界日益变得不可理喻和荒诞，不公正、暗箱操作、黑幕黑帮到处横行，公开肆虐，面对着如此的现实，人们包括打工的兄弟姐妹们焉能不产生荒诞的感受？！因此，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与打工文学精神进行对话。两者在精神上是平等的，对怪异荒诞世界的认识和感受上打工者及其文学的表达者可能较之学院里的研究者更深刻、更准确。所以，对话就有可能在这两者之间进行。
对话不但是社会交往理性所构筑和需要的，也是文学理论的题中应有之意。在文学衰败的当代，理论的言说仿佛制造术语的自语，是一种能指取代所指并大获全胜的游戏。文学一直追求的自律和本体，在外表看来获得了这种状态的时候文学本身反而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相对主义泥沼。民间写作在一种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和专制主义媾和下已然变得弱不禁风，其可贵的出发点还没到终点便要被夹击而死。
于是，在襁褓中最具有生长性的民间底层写作被貌似强大的联合力量绞杀了。那么在这种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现代主义理论话语如何存在和发展？我们看消费主义（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现代性特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的生产总要伴随着消费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近代以来的商品拜物教占领了原先属于精神界的上帝崇拜。这种局势愈演愈烈，在当代中国也由于上下的共同鼓噪而风行于世。消费主义就是以消费文化为特征的当代文化的核心，其他的因素都退居背后或被淡化，或仅仅成为围绕消费这个太阳而运行的行星。思想、灵魂和精神之类仅仅成为消费的点缀而已。
学界一般认为，消费主义是与后现代主义相伴而生的。1997年王宁发文指出：“后现代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关系是颇为密切的。”因为“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和艺术上的反映往往表现在两个极致：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对经典现代主义的延续和超越）和导向通俗（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对精英意识的批判）”。由此两种看似不同的文化形态殊途同归，由大雅到大俗，由精神直达物质和欲望层面。先锋意识和精神与通俗的消费文化其实只是一张纸的两面。殊不知很多的80年代的先锋作家在90年代摇身一变成了通俗、媚俗、媚雅文化的代表，商业操作打着先锋的外衣，成功地进入大众文化的领地。而现代主义话语也在这诸种文化挤压下变了形。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先锋派、现代派和通俗、大众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具体说来，其一，现代主义的精英文化和自然主义的通俗文化的鸿沟进一步减小。前述打工文学以直面惨淡人生和淋漓鲜血的真实，让文人雅士震惊，其表现方式也日益带上了现代派的某些技法。这种以极其大众化的生活场景和心理感受为核心的打工文学，在最真实的层面上弥合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其间，消费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来打工文学为代表的民间写作是表达底层的生存真相和他们抗争精神，但在消费文化如洪水猛兽般侵袭着这种民间写作的根本立足点的时候，其文学精神和自由追求都打了折扣。在经典现代主义那里，精神的深度和个性的高度都得到保护，它与大众文化似乎有一条天然的鸿沟。但是在消费主义制导下两者的界限日益模糊，现代主义变成了后现代主义，进而与大众文化基本上处于一个文化层面，而消费（包括物质的和肉体的）成为它们共同的基础。打工文学的独立性诉求就这样被取消了。体现在美学方面，就是感官欲望层面的追求代替了精神和灵魂层面的追求。黑格尔式的精神美学被尼采式的生命美学所取代，形而上的美学诉求被形而下的美学诉求所取代。
其二，近十余年来国际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也在强化消费主义倾向，精英式的现代主义日益遭到冲击。互联网一个最伟大的贡献是带来了信息的自由传播，虽然在某些极权主义国家对互联网的封锁时有发生，但是整个看来它极大地推进了人类获取信息方面的自由度，不啻为历史上人类最重大的精神自由的最佳载体。而互联网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任何发布在网络上的信息，其流传的时空、速率应该说是等同的。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都在这个平台上共时性地展示。精英和大众的界限在这里趋于消弭。如此境遇下的中国现代主义文论存在的依据开始变得窘迫起来。先锋往前迈出一步便成了媚俗，也就与大众没有什么两样了。在互联网上，现代主义找不到自己的园地，整个一后现代和消费文化的无限链接。但因此，中国现代主义也有了一个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先锋可以继续下去，现代主义及其文论话语也可以继续存在下去。只是它要警惕自己不小心就被资本的势力和权力吞噬掉，从而成为金权的帮凶和帮闲。
其三，在后现代话语中，有一种建设性后现代或许能够为我们重建现代主义文论和美学话语带来生机。消费主义既来自于后现代的扩张，也与后现代的建设性维度发生着冲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于打破个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具有一定价值，它不再是一味地破坏和解构，而着重在建设。而这种建设是在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和谐发展状态下的建设，而非人类绝对主体性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现代主义文论与美学话语就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存氛围。它仍然可以作为诸多理论学说的一元，而非20世纪尤其上半叶的独霸一元。它应该变得更加能够容忍异己的存在，它在强调自己坚守精神真实和精神深度的同时，也认可与其不一致的欲望写作或身体美学。而且，进入21世纪的中国现代主义文论话语和美学范式也应该把这种身体美学对感性维度的强化纳入自己的范畴当中。消费尤其是对身体的消费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物化的表征。但是作为身体的消费的美学境界还远远没有被充分创造出来。且不说福柯式的消费我们望尘莫及，就连萨特式的欲望消费（萨特不认可金钱对人的控制，也对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不感兴趣）我们目前也还做不到。萨特对于欲望的消费建立在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上，并非单单是一种欲望或肉体本身的消费，所以他的存在主义（也是一种现代主义）才能具有时空的穿透性。说到底，任何消费都可以是一种精神性的消费。舍此我们将无从把握在当今消费主义文化中找到精神的港湾。中国现代主义理论话语的再造和新生，就是在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包围中的精神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