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茅盾有时承认现代派的技巧和形式可以运用，甚至有的地方还对此予以充分肯定乃至赞赏；但有时又极力否认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综合的可能性，好像把握住现实主义就进了保险柜，而非现实主义就是临近危险之境，反现实主义就是反革命、反动的了。一个曾经在五四时期大力介绍和研究西方现代派的批评家、理论家，三十年后竟然变得神经兮兮，在下断语的时候犹豫矛盾，不想给那些现代派作家扣帽子，又不得不给他们扣顶帽子，给人家扣了帽子自己内心又不安，其文字又不免流露出自己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对现代派的某种特殊的兴趣和情味。因此他才写出了这样的句子：“然而毒草还可以肥田，形式主义文艺的有些技巧，也还是有用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处理。”所以，茅盾在行文中，在进行了一番带有大批判味道的议论，给现代派贴上了一系列逃避现实、鄙视群众、为资产阶级服务等等标签之同时，又往往会用其他文字来淡化这种批判意味。有时候加了括号来加以说明和补充，如“（当然，我们也不能把现代派文艺的倾向性和现代派的个别作家或艺术家的政治立场混为一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派艺术家其中有投身于革命行列的，有致力于和平运动的，为数很多……）”。有意思的是在这部评论的结尾，作者加上了如下的字样：“四月二十一日，首都人民围剿麻雀的胜利声中写完。”一个应该带有思想家气质的批评家，在那个严肃正经的时代竟然写下了如此的文字，这反映了那个荒诞时代的某些痕迹，也算是一个有趣而带点喜剧色彩的小花絮。
三
1960年代对于现代派感兴趣而且花精力写评介文章的是袁可嘉。60年代早期，袁可嘉至少写了三篇文章，对他很感兴趣的现代派发表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字。1960年发表在《文学评论》第6期的《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是这样介绍和评价艾略特的：“托麦斯·史登斯·艾略特（T.S.Eliot，1888—）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英两国资产阶级反动颓废文学界一个极为嚣张跋扈的垄断集团的头目，一个死心塌地为美英资本帝国主义尽忠尽孝的御用文阀。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他在美国法西斯文人庞德、英国资产阶级理论批评家瑞恰慈等人的密切配合下，在美英资产阶级理论批评界和诗歌创作界建立了一个‘现代主义’的魔窟。四十年来，他们盘踞着美英资产阶级文坛，一直散布着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和文学影响。”这段评价文字说明了袁可嘉在60年代中国政治情势下，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去思考表达问题的思路，表达方式充满了论战和大批判的味道，而学术研究的成分甚少。只要把所论的对象放置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抑或现实主义和非/反现实主义等两相对照的思维模式之上，论者就可以做出自己鲜明的论断，如果被判为前者，那自然是革命的、进步的，如果被判为后者，那自然就是落后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思维方式的非此即彼，思想内容的革命与反革命，简单的对立两极的评判模式往往只能导致这样的结论。
在《“新批评派”述评》一文中，袁可嘉首先考察了新批评派的由来和诸分支，接着又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进行论说，他指出：“‘新批评派’某些重要的代表人物不仅有一套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而且有一套反科学、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其中有些人不止是深居学府的文人学者，而且是抛头露面的文化掮客。他们不仅撰写理论著作，而且通过具体评论打击资产阶级文学内部的民主进步传统，竭力维护古今反动流派的统治地位。”所以，它特有的“反动实质”需要加以解剖。接下来作者就以批判的口吻对此分析批判。但是，作者的评述文字并不能表明新批评派就是反动的，因为作者此处的分析还算客观，“象征主义为‘新批评派’提供了美学理论，文字分析则为它提供了批评方法，两者合起来，就构成‘新批评派’的形式主义理论”。再联系袁可嘉在40年代大力提倡艾略特的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理论，他这里的分析大致是中肯和客观的。但是，为了达到自己事先设定的目标，他把艾略特的理论打入反动之列，他认为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诗学思想割裂了文学与历史传统的真正联系。其实，他这里不知是忽视还是有意忽略了艾略特所提及的传统实乃基督教信仰传统。艾略特有感于当时（1917年左右，即“一战”期间）整个社会信仰丧失，人类尊严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完成此文。袁可嘉先生并没有重视这一点。
然而整体看来，袁可嘉对于艾略特“非人格化”、“客观对应物”等有机形式主义和瑞恰慈的字义（语义）分析理论以及新批评派的贡献等还是较为尊重的，认为它作为理论基础，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根源。对自己的老师辈瑞恰慈则几乎没有只言片语的否定了。且不说他在40年代关于现代主义的文论创造大多师出有源，他从艾略特等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家那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仅就他在此文中的表述来看，他也深受艾略特及瑞恰慈等人的正面影响。他在该文中约有90％的语言来客观描述新批评派的特点，用大约10％的文字来抨击批判之。所以他骨子里的认同与表达形式上的否定，和我们在《夜读偶记》里所看到的情况非常相似，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些批判文字中，袁可嘉也有对“新批评”重视语言论转向的哲学背景有意无意的误读。他在该文中至少还没有意识到哲学及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而坚持语言工具论，反对语言本体论（他称之为“唯语言论”），所以他在行文中说了不少行外话。另外作者在论及新批评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对其坚持形式第一或形式至上论基本持否定态度。这一点较之茅盾先生的观点则是一个后退。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更是充满了浓厚的冷战或意识形态意味——“它是帝国主义时期反映垄断资产阶般利益的典型的反动流派”。他的理论基础就是，新批评派为维护和巩固“现代主义”的统治地位服务，所以，它就是反动的。很显然，他的论证过程和结论存在着不能自洽的深刻矛盾。另外，他于1963年《文学评论》第3期上发表《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一文，还对英美“现代派”诗歌进行了评析，显示了作者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同时依然带有以某些政治话语来评判学术问题和文学理论问题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