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国米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据专门家所指摘的有下列几件：……这七种毛病，分出来说，原因的所在有三：(一)耕作法不良。(二)碾米捣米法不良。(三)器械不精。这些都是器械技术、知识上的问题了。所以要改良中国的农业，图农事知识的普及，也是最要紧的。
摘自朱执信《中国米的生产及消费》(1919年9月)《朱执信集》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版第416页
关于粮食入超的原因，除了荒地增加一事以外，还有两点应当附带说明一下。第一是原料生产的增加。近年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采取的原料，逐渐加多，所以有许多的耕地不栽种料食而改种原料，如豆饼豆油的原料之豆类以及棉花烟叶之类，这是可以由出口贸易中看得出来的事实。第二是鸦片的栽种地的增加。据《拒毒月刊》所载，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四川河南安徽陕西福建等省，在军阀盘踞的时候，大都由军队勒令农民栽种鸦片，以为搜括军饷的来源，计各省栽种鸦片的耕地由数万亩至数十百万亩不等，各地人民因粮食生产减少以至于饿莩载道的随处皆是。
摘自李达《中国产业革命的概论》(1929年)《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1980年第407页
跟着农村破产的日益深刻，原来当作农民们的食料的米麦，现在也在那里向着商品生产方面迅速发展。华北农民大多终年吃着高粱、番薯，小麦早已变成不能轻易到口的奢侈物品；华南农民，也多吃着稀粥，杂粮，只有农忙期和季节才吃米饭(在这灾荒年头，农民们的普通食料，已经降到树皮，草根，观音粉等)，于是大米小麦，也都变成专为出卖而生产的商品作物了。在比较富裕的省份，多数农民虽然仍用米麦充饥；但是他们往往因为还债完粮等等关系，被迫着在收获以后出卖全部或是大部分的粮食；到了春荒时期再向市场购买。这种商品生产，自然并不意味着农业生产的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恰恰相反，它是贫困和饥饿所造成的悲惨结果！
摘自薛暮桥《农产商品化和农村市场》(1935年7月)《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七期
物质问题最重要者，莫如粮食。中国粮食能否自给，专家意见，亦不一致，有谓我历年自外国输入粮食一千几百万担，即为不足自给之证明。有谓粮食未尝不足自给，第一流通不畅；致有多量之外国粮食进口。运输不便，捐税繁重，沿途偷漏，皆为流通不畅之原因。此外又有人以为粮食进口，与中国产量之多寡无关，完全是一种使中外米价趋于平衡之现象。据最近几年统计，中国丰年，对于洋米本无需要，乃事实上仍有源源进口者，以洋米之成本较本国米为轻耳。故洋米输入非国内米量不足的问题，乃国内米价，或米的成本太高的问题。此说与流通不畅之说(以上二说)似相符合，因流通不畅，所以在若干区域，米价昂贵，因米价昂贵，所以洋米进口。以上三说，孰是孰非，姑且不论。兹即假定以第一说为是。据统计，粮食进口额约当全年需要额自2％至5％，惟平时国内粮食之消耗，难免有不经济之处，如黄酒、高粱酒等皆用米麦酿造……
摘自马寅初《26年暑假庐山谈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1938年2月)《马寅初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
中国的粮食，现在本来是不够，但是每年还有数十万万个鸡蛋和谷米大豆运到日本和欧美各国去。这种现象，是和印度一样的……因为生产的目标是在赚钱……所以那些资本家宁可任本地的饥民饿死，也要把粮食运到欧洲各国去卖！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中国现在是已经不够饭吃，每年还要运送很多的粮食到外国去卖，就是因为一般资本家要赚钱。如果实行民生主义，便要生产粮食的目标不在赚钱，要在给养人民。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便要把每年生产有余的粮食，都储蓄起来；不但是今年的粮食很足，就是明年的粮食都是很足的，等到三年之后的粮食，都是很充足，然后才可以运到外国去卖；如果在三年之后，还是不大充足，便不准运出外国去，要能够照这样做去来实行民生主义，以养民为目标，不以赚钱为目标，中国的粮食才能够很充足。
摘自朱子爽《总理对农政和农业建设的遗教》《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0年9月版第17—18页
我们认为在目前，应针对着造成粮食恐慌之主因，提出只要有决心就可以做到的办法。
第一，严惩囤积居奇者。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米荒”的主要原因，全是人为的囤积居奇，政府当局应不论任何人，如果囤积居奇，就该不循情，不宽假，严厉给予惩罚……
第二，有计划增加粮食生产，办法之一是开荒垦地，增加粮食生产。我国未开垦的荒地是很多的，到处皆是……
办法之三，消灭浪费现象。禁用粮食熬糖酿酒，变更饲料及相当减少家畜，改食糙米……
如果能实现上面三种办法，粮食生产量，必大大增加，粮食无益消耗，必大大减少，两者合并起来，粮食一定会大有余裕。
第四，抢救接近战区游击区粮食，不使有一石米落入敌人手中……
第五，改善农民生活。
抗战以来，许多地方的地主，因粮价米价高涨，大发真财了。……
第六，实行清明政治。一切好办法；如果没有清明的政治和政治机构，是无法实行的。
摘自王清《粮食问题》(1940年)《群众》第七卷第一期1942年版第214—215页
民食问题为国计民生最切要之问题，我国自古以来，即特别注意，从国家立场言之，每年主要食粮之产额，当与其全人口一年之绝对消费量供求相应而有余，方为安全之状态，我国人民之主要食料，在南方各省为米，北方各省为麦，苟国内无论米麦发生灾歉现象，皆足以引起粮食不安之处，故粮食需给上米与麦实居于重要地位……我国虽属农业国家，惟每年仍感粮食缺乏，稍有天灾，饿莩载道，若遇丰收，则又有谷贱伤农之叹，其原因所在，固由于整个社会经济之破产，而管理不得其法，亦为主因之一。
摘自刘仲廉《民元来我国之粮食问题》(1948年)《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第395页
我国食粮问题在抗战以前，情形尚未不严重，在抗战之后，数年间，东南产米之区均遭敌骑蹂躏，情形渐趋严重，迨在敌伪占领时期，一方大规模的搜罗存米，他方滥发伪钞，以致米价飞涨，民食维难，食粮问题，日趋严重，此为战争时期内所不可避免者；胜利之后，农村情形尚未改善，农业生产亦未增加，食粮问题仍为严重，吾人观察近年来之情形，米价足以领导其他物价，米价飞涨，其他物价亦随之上涨，当此通货膨胀，物价动荡之时期中，安定粮价实为重要之事。
摘自刘仲廉《民元来我国之粮食问题》(1948年)《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第405页
综观我国米粮问题其最大之缺点有三，一曰生产不能自给，二曰食储制度未备，三曰运销方法不良，惟因生产不能自给，故米麦尚赖国外之输入，惟因仓储制度未备，故丰收时则谷贱伤农，一遇歉岁则粮贵伤民，惟因运输方法不良，故同一省内同时有甲县米麦过剩，乙县米麦恐慌之状态，故为全国经济建设，国防资源，及农村复兴计，对于此三者应不断的加以注意也。
摘自刘仲廉《民元来我国之粮食问题》(1948年)《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第406页
米为我国主要食品，米价之腾落，与人民生计及国民经济有密切之关系，傅云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但在今日情形之下，米贵有伤民生，米贱有害于农人，是固然矣，然米贵而其有益于农者，亦复有限，因秋收之后，一转移间米谷已由农人之手，而入于商人之手，直接之利在商人，而农人间亦有时因米价之昂腾而反受损失者，是以米粮生产者亦未必希望米价之暴腾，而消费者更希望有较为低廉之米粮供其消费，是以吾人对于米价第一望其安定，第二望其低廉，而大涨大落，无论生产者消费者，直接间接均将受其不利焉。
摘自刘仲廉《民元来我国之粮食问题》(1948年)《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第399页
（第三节）中国农业资源
我国古代对于畜牧事业非常注意，周礼设官特备牧人之职。自周制湮没，牧政不讲；官府既不去整理提倡，而社会有识之士复以牧事为不足道，置不过问，遂委其事于一般愚民之手。由是牧业遂固步自封，没有进展的希望了。……关于改良畜牧工作，首先应从改良畜种做起，此项改良畜种重要工作，如设立中央种畜场……孳生日多，乃积极从事推广，一面设立推广区，同时复颁行种畜配种规则及种畜贷款规则等，以期改良的普及。此外如防治兽疫设立兽医学校，筹办兽医训练班，以培植兽医人才；进行家畜保护及调查等，其目的都是为改良畜牧，增加生产，以富裕民生和国计。
摘自朱子爽《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的实施》(1924年4月)《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0年版第71—72页
地质、温度和湿度等自然条件是规定各种经济经营的主要因素，而生产技术进步的表现也随着各种经济经营的不同而互异。因而各种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以及其发展的途径等等都跟着有显著的差异。
摘自陶直夫《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研究》(1986年5月)《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发行1986年5月再版第194页
农作物都需要水量的供给，岁收的丰欠，耕地的多寡，差不多亦看水量供给的便利与否为断。同时如水分过多，足以防害作物的生长，所以又需要排水工作。农民在田场之间，多开凿沟渠池塘，在雨量少时，可利用之以灌溉，过多时，又可以资为排水之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此外关于全国水利，因范围极大，需费极重，不是个人或每个农场所能办到，故水利的修治，须要赖国家的力量来办理。我国水利事业，历代均极重视，晚近因为政治不上轨道，社会骚乱，水利失修，灾害迭发；至于农村间，则常有豪绅地主，把持水利，垄断水源。农民即日趋贫乏，灌溉排水的设备，亦无力讲求，这亦是农村凋敝的一种原因。
摘自寿勉成、李士豪《农村经济与合作》(1936年8月)正中书局1946年8月出版第44页
中国是个小农经营的国家，小农经营同农村副业可以说是分不开的。农场愈小，对于副业的需要便愈急切；因此副业的衰落，对于他们的打击也就格外来得严重。
摘自薛暮桥《农民的离村》(1937年1月)《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我们必可断然答说，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上，充分水源和水库的缺乏，将会使其他方面及其肥沃的土地，成为完全不适于耕作的。没有水，人和农作物是不能生活的。没有水的供给，甚至土地的自然品质和气候，也决不会成为适宜的。并且，没有水的贮藏地，水灾和旱灾又会成为农作物的经常的仇敌。
摘自郭大力《生产建设论》(194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47年第220页
从发展生产的观点看，这种农村副业，应被付以怎样的评价呢？
从另一方面说，一个人兼做许多种事情的结果，是减少劳动的熟练，从而减少劳动的生产力。所以，工业发展的趋势，不是增加农村副业，只是农村副业从农民手中被剥夺。运输发展的结果，负贩者没落；纺织业发达的结果，当作农村副业的纺织业会没落。并且，当农村副业的收入不过是农民的一种补助收入时我们又宁可说，这种副业的存在，不过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一重壁障，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阻力，因为工业品必须包含利润时，这种农村副业的产品是不计利润的。
但从另一方面说，农村副业又无疑是今日农村经济一个重要的支柱。这种负担下农民的生活与生产仍能勉强维持下去，显明是因为有这种副业存在。还有，因为有这种副业存在，在农村，人口过剩现象只能在某种自然的原因或人为的原因造成大饥馑时，发生了。在大困厄后农村容易复苏，也就因为农民有这一个唯一的出路：他们的劳动将以全时间支出，不让一瞬间轻轻过去。
所以农村副业的破减，虽是生产发展上一种必然的趋势，但在生产力发展的阶段不变时贤明的办法应是奖励农村副业，而不是相反。
摘自郭大力《生产建设论》(194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47年2月版第235—2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