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于唐前期先后传入中国。后二者初时传教顺利，发展迅速，但后来均遭失败的命运，归于衰微。而伊斯兰教却顺利地传播开来，在中国扎下了根。究其传播结果迥异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
①景教、摩尼教过分地依赖了统洽者。景教从唐太宗时传人中国始，几乎得到历代帝王的支持，“道非圣不弘”，景教传教士们也这样认为。这种好景一直到唐武宗为止。唐武宗会昌五年不佛，景教也受到牵累，被认为“邪法不可独存”，与祆教等一并取缔，遭没顶之灾。景教以唐朝皇帝的扶持始，以唐朝皇帝禁灭终，真是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成语。摩尼教也与景教一样，先是依赖唐朝皇帝；后又依赖回鹘可汗，挟回鹘之威在唐推行。回鹘政权破亡后，摩尼教失去靠山，很快便由唐武宗在会昌三年予以取缔，遭到惨重打击，很快衰落。过分地依赖统治者，而无深厚的群众基础，一旦失去其支持，遭到打击，则景教、摩尼教在中国的延续就艰难了。
②景教、摩尼教传人中国后，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修了一些寺院。
二教的僧侣们也设法接近皇室，广交士大夫，有的甚至得到了一官半职。故二教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引人注目。而伊斯兰教则迥异于它们，它被唐人称为“大食法”，伴随着穆斯林商人们的商业活动，它悄悄地传进中国，又默默地发展着，在当时的社会上影响甚微，未引起唐人的特别注意。正是由于此，伊斯兰教才能在会昌五年得到幸免，而景教、摩尼教却无此幸运。
③景教、摩尼教信教人数相对较少，传教规模也小。唐穆宗时舒元舆作《重岩寺碑序》说道：摩尼、大秦、火祆“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释寺一小邑之数”摩尼教、景教虽然得到一定的传播与发展，但与根深叶茂、实力雄厚的佛教相比，它们的传教规模小多了，教徒（包括番客和汉人信徒）也不多。
因此在遭到会昌年间的沉重打击后，佛教能很快恢复，而景教与摩尼教则不能。
④公元9至10世纪，国外的摩尼教与聂斯托利派已日趋式微，自顾不暇，很难对唐朝的摩尼教与景教给予有力的支持。而这时伊斯兰教世界正盛，穆斯林商人们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使中国伊斯兰教的力量不断壮大。
⑤唐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儒、释、道达到其全盛时期，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作为外来宗教的景教、摩尼教，想通过传教来与它们争夺唐人信徒，是非常困难的。在儒释道强大、雄厚的力量面前，景教、摩尼教很难与之一争髙低，即使没有会昌年间的打击，二教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伊斯兰教与它们不同的是，它的信徒基本上是从国外来的，有了穆斯林商人，才有了唐代伊斯兰教，故伊斯兰教用不着跟儒释道争教徒，比高低。这是唐代伊斯兰教的一大特征。
甘肃伊斯兰教及其派别
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已有1300多年的悠久历史。我国56个民族中，有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柯尔克孜、东乡、撒拉、保安等10个民族先后信奉伊斯兰教。在长期的传播、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伊斯兰教对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习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伊斯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
一、伊斯兰教在甘肃的传播与发展
在阐述伊斯兰教在甘肃的传播与发展之前，先简要介绍一下伊斯兰教何时传人中国及其发展情况。关于伊斯兰教何时传入我国的问题，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产生了“隋开皇中”、“唐武德中”、“唐贞观初年”、“唐永徽二年”、“八世纪初年”传人等诸说，至今未取得一致看法。诸说中，以“唐永徽二年”说影响最大，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据中国史籍《旧唐书》与《册府元龟》记载，唐永徽二年（651)伊斯兰教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使节到唐首都长安，晋见了唐髙宗并介绍了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国家统一的经过。阿拉伯帝国第一次正式派使节来华，对后来中阿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广泛交流，以及穆斯林商人的东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故历史学家一般将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始。
唐、宋、元三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时期。唐代，中国与阿拉伯帝国均处于兴盛时期，两国东西相望，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和南中国海至波斯湾的海上“香料之路”（亦称海上“丝绸之路”），使两国保持着频繁友好往来，大量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其中有不少人留居不归，与当地人通婚，安居乐业，繁衍子孙，成为中国穆斯林的先民。至宋代，我国和阿拉伯间的交往仍绵延不断，海上贸易空前繁盛，来华穆斯林有增无减，使伊斯兰教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地上。唐、宋时期来华穆斯林大都往来于沿海通商口岸和长安、幵封等大城市从事贸易活动。他们及其后裔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的还应试为官，有的以其雄厚的资财发展商业贸易，为朝廷提供大量财政收人。他们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印刷术和火药等从这一时期起先后传入阿拉伯，随后又由阿拉伯人介绍到西方。蒙元时期，随着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三次大规模西征，中亚和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先后被征服，一批批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作为战俘被征调到中国来，中国穆斯林人数空前增加，遍及全国，加之此时中西交通大开，“无此疆彼界”，自愿来华的穆斯林商人、学者、传教士、达官贵人、旅行家络绎不绝，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与全面发展。从此以后，伊斯兰教作为中国主要宗教之一，历经明、清及民国时期，发展至今。
在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教曾经有过种各样的名称，如“大食法”、“天方教”、“天方圣教”、“西域教”、“西域教门”、“净教”、“真教”、“清净教”、“清真教”、“回回教门”、“回教”等。但总的来看，从元代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比较普遍流行的名称是“回教”。1956年6月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伊斯兰教名称的通知》，从此人们才普遍接受、统一使用了“伊斯兰教”这一名称。
伊斯兰教传入甘肃的具体年代，史无记载，目前难以断定。但学者们大都认为，甘肃伊斯兰教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甘肃是丝绸之路经过的主要地段，境内的丝路有北线、中线、南线三条主要干线，但都以河西走廊为总通道。唐代国力强盛，丝路商道畅通无阻，穆斯林商人络绎于途。他们一般以长安为终点，但也有驻足甘肃，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带经商和落居者。“安史之乱”后，吐蕃曾长时间占据河西走廊，唐与西域诸国的友好往来受阻，但丝路商道并未完全中断，从事商业贸易的穆斯林仍活跃在河西一带。宋时西夏与金先后占据河西走廊长达200年，丝路北线、中线受到严重阻塞，河西商贸大衰，穆斯林商贾大大减少，然而丝路南线没有大的阻扰，河湟、兰州、天水，以及陇西等地又成为穆斯林商人往来交易的重镇。蒙元时期，大批中亚、波斯及阿拉伯穆斯林涌入甘肃，在甘肃多数地方形成了较大的穆斯林聚居区，并修建有清真寺，史载“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这一时期是甘肃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明代甘肃穆斯林人口增多，聚居区扩大，建立了较多的清真寺，伊斯兰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清代前期，甘肃穆斯林人口极为繁盛，以至史籍中出现“甘肃回多于汉”的记载；至同治年间，西北回族等族穆斯林举行了反抗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的大规模武装起义，遭到清廷残酷镇压后，人口锐减，居住区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曾是穆斯林主要聚居区的河西走廊在同治后，已无穆斯林聚居处，关陇一带的穆斯林被强行安插在一些“自成片段”的荒僻之地，而河州（今临夏）在起义失败后因损失较小，发展成甘肃穆斯林最主要的聚居区，成为甘肃伊斯兰教的中心，被人称为“中国的小麦加”。清同治年间后形成的甘肃穆斯林分布局面，基本上延续到现在，再无大的变化。
二、甘肃伊斯兰教的主要派别
甘肃是中国伊斯兰教各种派别的主要产生地之一，明末清初以来，相继形成格底目、伊赫瓦尼、赛来费耶、西道堂与虎夫耶、哲赫林耶、嘎的林耶、库布林耶四大苏非派及其40多个支系门宦。这些派别的教义教理大同小异，都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并遵行哈乃斐教法学派的主张。
格底目是指明末清初产生新派别以来，基本上保持着伊斯兰教传人时期的宗教制度的一个派别。格底目系阿拉伯文音译，意为“古行”，故称“遵古派”；因主张在“昏礼”之后开斋，又有“后开派”之称，通称“老教”。格底目恪守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各项宗教功课，重视因袭传统和遵行宗教习俗，反对标新立异，坚持按老规矩办事，虽对门宦崇拜教主与拱北（墓庐）持有异议，但并不反对任何门宦的功修，也不主张攻击其他派别的仪礼。在教争中一般持灵活宽容、折中调和的态度。格底目在教权结构上实行互不隶属的单一教坊制。教坊是在穆斯林的聚居地以清真寺为中心，由周围穆斯林居民组成的地域性的独立的宗教组织单位，其规模大小很不一致，小至十数户人家，多至数百户。教坊内的穆斯林称为“高目”或“哈万德”，是教众、居民之意教坊内的组织形式是“三掌教”制，但因时代的演进，其名称和内容亦不同。唐宋时期，三掌教由管理教务的长老(筛海）和管理民事的宗教法官(嘎锥）以及由政府委派处理侨务的蕃长组成；元明以来，多由领拜的伊玛目、宣教的海推布和呼唤礼拜的穆安津组成；清代后期，教务由开学阿訇、二阿訇、穆安津主持，寺务由学董、乡老管理，学董操有一坊内宗教事务的实权，开学阿訇亦受其制约，传统意义上的“三掌教制”不复存在。格底目在中国穆斯林中流传时间最长，占有优势地位，是一个多数派。但在甘肃，由于伊赫瓦尼和各个门宦的产生，它的优势地位大为削弱，不再是多数派。
伊赫瓦尼，又称艾赫里逊奈（均系阿拉伯文音译，意为“兄弟”和“遵经”），是甘肃伊斯兰教中产生较晚的一个派别。俗称其为“新教”、“新兴教”、“圣行派”、“新行派”等。伊赫瓦尼的创始人马万福（1849-1934)，经名奴海，甘肃河州（今临夏)东乡果园村人（故又称马果园），是一位着名的东乡族阿訇。清光绪十四年（1888)马万福去麦加朝觐、游学，受瓦哈比派反对苏非主义思潮的影响，回国后联络当时河州较着名的格如、散的、黑庄、奴姆若顺以及法德明、马会山等“十大阿訇”，结合中国伊斯兰教实际，创传了伊赫瓦尼派。他们主张“凭经行教”、“遵经革俗”，最初提出十大纲领，即“果园十条”：①不聚众念《古兰经》，只能一人念，众人听；②不高声赞圣；③不多作“都哇”（求祈）；④不探望“拱北”（墓庐）；不崇拜教主、老人家；⑤不聚众听“讨白”(忏悔）；⑥不宰牲纪念亡者的忌日；⑦不用《古兰经》经为亡者转“费提叶”(赎罪），·⑧不多做“太抬卧尔”的“尔曼里”（副功的善举）；⑨主张宽用教律；⑩“尔曼里”要自己干，《古兰经》要自己念。由于这些主张和宗旨针对性强，直接触及其他派别的利益，遂遭到一些宗教上层的强烈反对，这使伊赫瓦尼的早期处境比较困难，发展缓慢。后来，因主张革新，教义简明，该派受到青海马麒、马步芳父子，宁夏马鸿逵等支持，开始迅速发展，到本世纪40年代在甘、宁、青地区的伊斯兰教中取得了显着地位，并在全国各地穆斯林中相继发展了不少信徒，成为全国最大的伊斯兰教派别之一。
伊赫瓦尼除严守初期的“十大纲领”外，还有下列一些宗旨：在宗教功修方面，主张依次履行“主命”、“当然”、“圣行”，然后如有余力再干“副功”；认为念经是为了“认主”、“证主”和“畏主”，不是祷告和祈愿；反对阿甸利用念经获取报酬或从中牟利，主张阿訇为教徒念经时，不收“海的耶”，教徒也不因请阿訇念经而宰牲备饭，反对在念经时点香；主张礼拜打坐念到“作证词”时举起右手指，以示对“真主独一”的信仰，反对念“讨白”时起指；反对只有阿訇才能给临终的人念“讨白”赎罪，主张凡懂得教义的穆斯林都能给临终的人做“提念”和启示，而由本人祈祷赎罪；反对为亡者宵夜、晨念“哈提经”，以及念七天、四十天、百日、周年等忌日，主张遵“圣行”，只在“主麻日”做祈祷，追悼亡者；反对为亡者披麻戴孝和高声嚎哭；要求严格按照阿拉伯语音诵读《古兰经》，等等。伊赫瓦尼最初同格底目一样，实行互不隶属的教坊制，内部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共同的宗教首领。后来该派推行了“海乙制”，一个海乙寺(设在城镇的中心寺）管辖数个或数十个小寺。海乙寺的掌教，管理所属小寺的阿訇，并有出“候空”和处理民事纠纷的权利，有的海乙寺，还向小寺派收学粮。
赛莱费耶，阿拉伯文音译，意为“前三辈”（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是从伊赫瓦尼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派别。因始传者马得宝（1867-1977)是甘肃广河县白庄人，故创建初期被称为“白派”。又因主张在礼拜时抬三次手(其他派别抬一次手），而被称为“三抬”，但该派认为这种称谓欠妥，反对别人这祥称呼他们。马得宝（又称“白庄阿訇”、“尕白庄”）原是伊赫瓦尼的着名阿訇，曾在临夏、和政、张掖等地开学讲经。1936年，马得宝与马麟(原青海省主席）、马以奴斯阿訇等人去麦加朝觐。回国时马得宝与马以奴斯带了一些有关论述瓦哈比派新主张的经书。回到临夏后，他们边研究这些经典，边传授其宗教思想，但遭到马步芳等的反对，初期信者只是一些阿訇，人数不多，也没有形成一派。建国初，马得宝从伊赫瓦尼中正式脱离出来，自树一帜，以临夏八坊新王寺为立足点，公开宣传其宗教主张，信者日增，赛莱费耶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派别。目前，赛莱费耶在甘肃已有一批信徒和清真寺，并仍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