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怒西运动是19世纪在北非影响最大的伊斯兰社会运动。该运动创始人穆罕默德·本·阿里·赛怒西（1791-1859)于19世纪30年代在麦加近郊创建苏非派赛怒西教团，后迁至利比亚，在北非各地创建“扎维亚”（即赛怒西教团的传教据点）。赛怒西运动主张恢复伊斯兰的原旨教义，要求教徒切实遵守教法，严格履行宗教功课，实行禁欲、苦行，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提倡圣战，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由于该运动既反对外国人侵，又注意团结周围的沙漠部落，维持了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环境，保障了商道的畅通，因此深得北非地区众多从事商业活动和对地中海贸易之部落的拥护，发展极为迅速。赛怒西去世时，北非各地的扎纟崔亚只有22所，到了19世纪80年代已发展到100多所，信徒遍及北非。20世纪后该运动开始衰落。
瓦哈比教派运动是近现代第一个以振兴伊斯兰教为旗帜的社会运动，兴起于18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瓦哈比教派创始人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1703-1787)。该派主张恢复早期伊斯兰教的纯洁性，严格奉行“认主独一”的教义，反对苏非派对圣徒、圣墓的崇拜，清除不符合伊斯兰教律的礼仪习俗，反抗外来侵略和奥斯曼帝国的奴役和压迫。19世纪初瓦哈比教派先后攻下卡尔巴拉、麦加、麦地那等城市。1818年奥斯曼苏丹下令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派兵镇压，瓦哈比教派运动暂时受挫，残部退居科威特。本世纪初，内志部落酋长伊本·沙特（1880-1953)以瓦哈比派教义为旗帜，经多年征战，重新统一内志和汉志。1932年，伊本·沙特建沙特阿拉伯王国，瓦哈比教派随之振兴，并成为该国占统治地位的教派。瓦哈比教派的思想在伊斯兰世界引起普遍反响，影响甚为深远。
伊斯兰复古主义（西方学者称之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系伊斯兰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是其内在精神的体现，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中世纪。近代伊斯兰复古主义发端于18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半岛，其倡导者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他接受了罕百里教法学派和14世纪着名的教义学家伊本·太米叶（1263-1328)的复古主义思想影响，发出“恢复正教”、“回到《古兰经》去”的号召，发起了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伊斯兰复古主义运动——瓦哈比教派运动。现代的复古主义思想广泛影响了整个穆斯林世界，无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当中，都有复古主义者，他们要求采取一切措施“纯洁”和“净化”伊斯兰教的信仰，清除一切外来影响，回复到穆罕默德时代的质朴中去，穆斯林的一切言行都要恪守《古兰经》和圣训。现代伊斯兰复古主义运动的着名代表人物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巴纳(1906-1949)、巴基斯坦大毛拉茅杜迪（1903-1979)、伊朗的阿亚图拉霍梅尼(1902-1989)等。
泛伊斯兰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中叶，倡导者是出生于阿富汗的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1897)。他主张全世界穆斯林不分民族，共同拥戴一个哈里发，建立一个超国家、超地域、超民族的伊斯兰大帝国，以抗御西方殖民主义的进攻，并主张进行经济自强和宗教社会改革，实现“伊斯兰复兴”。泛伊斯兰主义具有反殖民主义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伊斯兰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社会进步的强烈愿望。二战结束后，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又有新的发展，它放弃建立哈里发制度和统一的伊斯兰帝国的思想，转而主张伊斯兰教各国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加强联系与广泛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并建立了三个国际性的泛伊斯兰组织：世界伊斯兰大会、伊斯兰教大会和世界伊斯兰联盟。此外，还成立了伊斯兰会议组织，目前巳有近50个成员国。
伊斯兰现代主义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思想。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印度的赛义德·阿赫默德汗(1817-1898)、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7-1938)、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他们主张运用理性改革伊斯兰教，使之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倡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相协调，强调教法学家应运用理智和独立判断进行教法的改革，并倡导运用新的思想和科学方法，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弊端行适度的改良。他们还认为，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社会活力的源泉之一，在发扬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同时，应吸取当代先进的科学文化，进行教育改革（特别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道德教育），以使宗教复兴和社会进步。伊斯兰现代主义虽未形成统一的运动，在各国发展也不平衡，但在伊斯兰世界一直具有广泛的影响。
伊斯兰社会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伊斯兰世界，把伊斯兰教义同社会主义相调和，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并成为一些自称奉行社会主义的国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团体的指导性纲领。伊斯兰社会主义没有一套共同的、完整而有权威的学说，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其共同的特点是：认为伊斯兰教教义是社会主义原则的源泉，《古兰经》中关于反对聚敛财富和髙利贷、主张施舍和济贫、公平正义及凡穆斯林一律平等的思想，就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认为伊斯兰社会主义必须以伊斯兰教义为指导，弘扬伊斯兰文化传统，抵制非伊斯兰思想和异端邪说；主张通过阶级合作调整社会关系，允许有限制的私有制的存在；实施部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通过土改和合作化、计划经济、工人自管制度、公费医疗、提髙职工福利待遇、兴办公共福利事业等措施与依法治理社会，发展经济。伊斯兰社会主义在一砦国家的实践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遇到许多困难与挫折，仍在继续进行摸索、调整。
本文及后文《甘肃伊斯兰教其及派别》均系笔者为《甘肃民族与宗教》(杨明前、范鹏、张世海着，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所撰书稿，略有修改。
唐代伊斯兰教、景教及摩尼教之东渐及其特点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博大辉煌，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的盛世，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大国。天宝之乱以前的唐朝更是一个强国，稳定、富裕、开放，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周边民族及异邦的人们。国都长安，是国际着名的大都市，各国使者、商人、学子、僧侣等接踵而来，“云会京师”，中外文化交流活动频繁，盛极一时。伊斯兰教、景教及摩尼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进入中国，并得到程度不同的发展。三教传入中国的方式、过程等各有异同，在中国大地上的命运也各有异同，对这些作一比较研究，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对中国宗教史、唐史、中西交通史等都有所裨益。若能在比较研究中得出一点新意，发现一些人类文化交流的真谛，则是本文最大的愿望了。不当之处，还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伊斯兰教在唐代的初传
产生于公元7世纪初叶的伊斯兰教，在阿拉伯穆斯林们对一地又一地的征服下，以惊人的速度向世界传播开来。可以说，伊斯兰教是随着穆斯林强大的武力一道传播开的。征服一传播，再征服一再传播，这是伊斯兰教早期传播的主要特征，当代的穆斯林世界的基础就是在那时奠定下的。但是，伊斯兰向中国的传播则与此迥然不同，在唐代，它是以和平方式进入中国的。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初始年代，虽有数说，但目前学术界基本上倾向于唐永徽二年说。据《旧唐书·大食传》记载，大食国于“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后来史学家就把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作为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一个标志。从此以后，大食的朝贡使络绎而来，中阿双方交往频繁，据史书记载，唐代从唐代伊斯兰教、景教及摩尼教之东渐及其特点永徽二年(651年）至贞元十四年(789年）148年间，大食国遣使者到中国通好的达37次，波斯派来中国的使节达20余次。那时的所谓进贡，实际上是一种做买卖的方式。贡使们把礼物献给中国皇帝，皇帝照例要回赐许多礼物，而这些回赐礼物的价值，有时还要超过贡礼的价值。可以这么说，当日的朝贡，就进贡者而言，商业利益远过于政治利益而对中国来说，则政治利益为重，“勿谓戎心，不怀我德”，朝贡满足了作为上邦、世界之中的帝国的虚荣心与权欲感。不管二者动机如何，朝贡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
唐代伊斯兰教人华，可分作陆路和海路两条路线。陆路即是着名的丝，绸之路。大食的贡使商人，经中亚细亚、天山南路，以达长安。长安城内番·
客云集，尤以阿拉伯人、波斯人为多。他们在商业界处于主导地位。唐代特置互市监，掌理外国贸易事务，征收关税。当时长安城内有“西市”，阿拉伯、波斯商人聚集于此。“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危及唐廷。为平息叛乱收复两京（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唐朝曾借西域，大食之兵约20万。战争结束后，这批军队中的一部分被准允留居长安、安家落户。旅居长安的番客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居住时间上，《资治通鉴·唐纪四八》贞元三年条载：“初，河西陇右既没于吐，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李泌知胡客留居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者，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①在这四千人中，一定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就这样，伊斯兰教从陆路悄悄进入中国。通过丝绸之路来的不是传教士，而是穆斯林商人、贡使（实质上大多也是商人）等，宗教本身未受到唐王朝的重视，受到重视的是其信徒——穆斯林商人们的活动。
海路方面，在唐代：阿拉伯、波斯商人由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过马六甲海峡至南海，而达我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沿海商埠。由于经这条海路运来的货物中香料占了很大一部分，故亦被称之为“香料之路”。
当时的通商大埠，首推广州。由于广州万客云集，繁盛异常，唐政府特置“市舶司”以管理进出口之商务。史载，唐肃宗至德三年(公元758年），客居广州的大食、波斯人，曾暴乱驱走刺史韦利见②，可见人数之多。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游记中写道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广府。其处有伊斯兰教掌教一人，教堂一所……各地伊斯兰教商贾既多居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伊斯兰教判官一人，依伊斯兰教风俗，治理穆斯林。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穆斯林共同祈祷，朗读先知训戒。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伊斯兰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诉讼公平。一切皆依《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商人来此方者，皆颂声载道也。”(3)这段史料说明当时广州穆斯林商人之多，且有教士与宗教活动场所，但很有限，仅只“一人”“一所”而巳，在穆斯林圈子内，有宗教法官——判官按伊斯兰教法管理。“辄与祈祷者共为伊斯兰教苏丹祝福”，证明当时广州的伊斯兰教信徒基本上仍是侨居之外国人。总之，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当时的广州穆斯林商人很多，商业活动繁盛，但宗教活动并不显着，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很有限。
扬州在唐代为仅次于广州的商埠，大食和波斯商人前来扬州经商者在中唐时期就已数以千计，《新唐书·田神功传》载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发冢墓。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从这条透着血腥味的记载中，也可想见扬州穆斯林商人之多了，至于他们的死因，很明显是财多招祸，被田神功谋财害命了。
泉州为福建海外出入之门户，唐中叶以后，也有大批外商前来，商业活动空前繁荣，出现了“市井十洲人”的盛况。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上谕亦云：“……其岭南、福建、扬州番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存加问。”这是以说明泉州亦为当时之一大通商口岸。
通过对广州、扬州及泉州这三大商埠穆斯林林商人活动的简要考察，伊斯兰教从海路进入中国的规模丝毫不逊色于陆路，而且在唐中叶后，远较陆路为盛。
纵观唐代伊斯兰教的初传，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即伊斯兰教是随着经济活动而悄悄进人中国的，商人们带来了伊斯兰教，而不是传教士带来的。
大批穆斯林商人的来华经商，使伊斯兰教不引人注目的逐渐传人中国。他们商业活动所到之地，便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扎根发芽之处，而后来的回回民唐代伊斯兰教、景教及摩尼教之东渐及其特点族，也在这时开始萌芽了。
二、景教在唐代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