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正确引导农区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甘肃回族地区，特别是农村，人多地的矛盾很突出，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发展。如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平均人口密度达199.7人/平方公里，是甘肃全省平均人口密度55.34人/平方公里的3.6倍，农村人均耕地面积1.3亩，也低于全省人均耕地2.8亩的占有数。针对甘肃回族地区过密的农业人口，加速回族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农区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向非农产业转移，对甘肃回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髙和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城镇接近农区，吸纳农区剩余劳动力的花费较少，可以降低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农民涌人成本和风险。在农区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注意处理好人口转移与城镇承受能力，工业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吸引农区剩余劳动力的同时，还要建立健全有关人口流动、人口迁徙以及保障进人城镇的农民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使农区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
可以想象，随着以上诸种对策、建议的落实、实施，甘肃回族地区城镇化进程必将迈上一个新台阶，甘肃回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必将呈现新貌，这将会大大有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甘肃回族
回族是甘肃省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共有1094354人（1990年人口普查数），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58.96%，是甘肃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占全国回族总人口的12.72%，仅次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分布遍及甘肃全省，其中临夏回族自治州有54状95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有175305人，平凉地区133826人，兰州市76284人，白银市23043人，天水市19245人（不包括张家川县人口），嘉峪关市1387人，金昌市2538人，酒泉地区4677人，张掖地区3040人，武威地区4421人，定西地区25109人，陇南地区31595人，庆阳地，区5307人，甘南藏族自治州39952人。甘肃回族的形成与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回族先民进人甘肃，是从唐宋时期开始的。唐代中外交通极盛，沿丝绸之路前来中国的西亚、中亚等地穆斯林商人、使者等络绎不绝。
甘肃是丝路必经之地，尤其是河西地区，为丝路在中国境内的中枢，故商贸繁荣，交通便利，成为中外贸易的中转站和贸易中心。河西地区的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沙州（今敦煌）、肃州（今酒泉）都有西亚、中亚等地穆斯商人在从事商贸活动，“及其日久，多有留居不去，冠汉姓，娶汉人女子为妻妾者”（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第110页）。
宋代河西地区为辽、夏所据，与中原政权相对抗，丝路贸易时受阻塞，不如以前兴旺，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仍有一些穆斯林商人在此留居。《肃州新志》记载骆驼城址，距州东二百四十里，在髙台西南四十里。其城址相传尚有六门关厢之迹，中有泉窦甚大，以朽木塞之，俗传宋时有回回据此城”。元朝初年，旅行家马可·波罗到河西时，就发现河西生活着一部分穆斯林。《马可·波罗游记》载：沙州“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是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和回教徒”；甘州“人民大多数信奉佛教，也有一部分基督教徒和回教徒”；西凉州“居民大多数都是佛教徒，不过也有一些回教徒和基督教徒”。这充分说明宋代在河西地区经商以至留居的穆斯林也为数不少。元代是回族先民大量进入甘肃的时期。随着蒙古军的三次西征，大批中亚、西亚的穆斯林军士、工匠、商人及学者东迁，来到中届，在忽必烈统一全国、建立元朝的过程中，散布到全国各地，尤以西北、西南及中原地区为多。元初，忽必烈唯恐四大汗国及西北诸王危及皇权，广设戍边屯田兵予以震慑。当时军屯地区虽遍于西北各地，但其主要地区仍在河西走廊一带。
因戍边屯田于甘肃的回回人多，所以元廷选派回回人兀伯都剌、麦术丁、合散和哈珊等，先后为平章政事，统管甘肃，并任命回回人负责屯兵屯田。
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世祖任命回回人“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至元二十八年（1291)，“以甘肃旷土赐昔宝赤合散等，俾耕之”(《元史·世祖本纪》）。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中书省奏：“沙、瓜州摘军屯田，岁人粮二万五千石……今乞仍旧遣军屯种，选知屯田地利色目、汉人各一员领之”，武宗从之（《元史·武宗本纪》）。
到英宗时，为了体恤屯田回回，于至治二年（1322)“免回回人户屯戍河西者银税”（《元史·英宗本纪》）。此外，元代中西交通大开，商贸频繁，迈轶前代。在商贾中以回回人资本最着，势力最大，他们寄居甘肃各地营商贸易者屡见史册。河西地区由于地处交通要道，仍是回回商人活动的重要地区。在肃州东关内“自东至西大街一条，长一里半；自南至北横街一条，长一里。肆中贩粥，不拘时辰，朝市暮散，富庶与城内埒，惟番回居大半”（《肃州府志》卷3)，这说明肃州已形成回回商人的商业集中地，而且规模不小。在巩昌（今陇西）、秦州（今天水）一带，元世祖时曾榷成都茶，回回商人经河西到这些地方经商者也颇多。鉴于西域回回人大量进人中国“多方贾贩”，元政府曾专门下令禁止回回人进人中国西北部经商，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禁西北边回回越境为商”（《甘肃通志稿·民族志》）。但这种禁令收效甚微，甘肃境内回回人的商贸活动仍很活跃，定居人数不断增多，所以元代甘肃回回人除屯兵屯田的回回军士、回回官吏和他们的部属外，营商贸易并留居下来的回回商贾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明代270多年中，回回已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甘肃已成为回回的主要聚居区域。《明史·西域传》称广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明人陆深在《谿山余话》中也记载道：“甘肃地近西域，多回回杂处”。明代甘肃回回人口不断增加，分布区域日趋广泛的原因，首先是元代定居于甘肃的回回人本身的繁衍与发展，其次是大量西域回回贡使和商人在甘肃的留居。
洪武年间（1368-1398)，回回贡使和商人在甘肃者人数甚众，曾引起明太祖的注意，永乐年间（1403-1424)，“西域之使岁岁不绝”（《明实录·太宗永乐实录》），至明英宗时，西域贡使和商人不仅遍布河西地区，就是西宁、河州、兰州、巩昌及平凉、庆阳等地也有了寄居的回回人，许多清真寺也在这些地区修建起来了，如兰州的绣河沿寺、河州的八坊大寺、城角寺、华寺、王寺，洮州旧城上寺及徽县清真寺等，都始建于明代。另外，由于明代的军事活动，其他省份的一些回回将士也来到甘肃并定居下来，如洮州（今临潭）回族的主要来源就是明初沐英西征时所带部分回回将士，他们被留下来屯兵戍田，(《洮州厅志》），张家川县的世居回民，自称系明初从江南和山西大槐树庄迁徙而来；兰州回族的部分先民，也是明初随肃王朱权而来的江南、山东回回官吏、士卒及商贾。清初甘肃回族已形成了大片聚居区。河西的肃州、凉州，陇右的狄道、河州、巩昌，陇南的徽县、成县、盐官、莲花、张家川，陇东的平凉、固原，以及西宁、灵州和金城等地“汉回杂处”，每地都有万户以上回族聚居。《清代河湟诸役纪要》中说迄明末清初，西起瓜沙，东至环庆，北抵银夏，南及洮岷，所谓甘回，即东干回之踪迹，盖已无地无之”。
到清中叶已有“甘省回多于汉”的记载（《左宗棠年谱》），也有回七汉三之说（《平回志》），虽有所夸张，但足以说明当时甘肃回族人口已很繁盛。这样众多的回回人，除元、明以来生息在甘肃土地上的老户外，清代还新迁来了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哈密、吐鲁番等地迁来的维吾尔族和回族，如“康熙三十五年既败噶尔丹，吐鲁番缠头额伯多剌建尔罕伯叛之来归，以五十户质于内地纳之，安置肃州东关之外，给与田土自耕以食”（《肃州志》）；“雍正六年大学士、将军富宁安既撤兵，回族请内附，安插于金塔寺西卫鲁堡有两族，一为鲁谷庆户，一为皮黏户……共一百四十四户，六百五十四口”（《甘肃通志》）；“雍正十一年安插土鲁番头目回民二千三百八十余户，九千二百余口于瓜州”（《甘肃通志稿·民族志》）；“乾隆时安插吐鲁番回民于威虏堡”（《肃州志》）。这些被迁来的维族和回族，后来有些人又被迁回，但很多人留居河西，和当地回族融为一体。另一部分是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被安插的陕西回族。据《左宗棠年谱》、《甘肃通志稿·民族志》等记载，同治十年（1871)于“平凉县大岔沟、那家沟、北塬安插陕回数千”，十一年“迁陕回杨文彦一起二百五十三名于平凉谢家庄、桃家庄，迁陕回张代雨一起二百九十一口于平凉之张家庄、曹家庄，迁陕回拜崇花一起五百七十三口于会宁之姚王家、曲家口，迁陕回马生彦等一起六百四十三名于静宁州隆德县境之王家下堡戴家山，迁陕回马文元一起一百五十七名于安定之刘家沟，迁陕回马维骧一起七十四口于安定之石家坪，迁陕回马振清一起三百六十三名于好地掌等地”。据《左宗棠书赎》及《平定关陇纪略》载，同治十二年（1873)又将“西宁陕回老弱妇女壮丁合计两万有奇，悉数迁移平凉、清水、秦安诸处”，并将河州陕回三万有奇迁移到平凉、会宁、静宁、定西等地。
同治以后，甘肃回族的分布区域变化很大。河西地区是唐宋时期甘肃境内穆斯林活动最频繁，元代回回人屯田留居最多，明代回回居住最集中的地区，然而经过同治年间清廷的残酷镇压现在肃州实无一回羼杂。其甘州、凉州各回，死亡殆尽，亦无遗种。从此关内外花门勾结当可无虞”（左宗棠《奏稿·安插肃州回民片》）。巩昌府城、伏羌县(今甘谷）、秦安莲花城等地，也都是元明以来形成的重要回族聚居区，在同治回民起义失败后，也基本上没有回民居住了。与此同时，河州因是同治回民起义失败后唯一没有受到清军残酷屠杀和洗劫的回族聚居地区，加之外来回民的大量迁入，而成为甘肃回族最主要和最大的聚居区。平凉、张家川等地贫瘠的山山沟沟中，被安置了大量陕西回族，形成许许多多回族村落，从而成为甘肃回族新的重要聚居区。此后，甘肃回族在各地的人口数虽有所增减，但总的分布格局一直保持稳定，无太大变化。
甘肃回族自元明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商业经济为辅助的经济特点。长时期以来，农业收入一直是甘肃回族人民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甘肃回族农民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居住在积石山、太子山和陇山等髙寒地区中。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在饲养家畜家禽和农副产品加工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但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以及自然条件的限制，使得甘肃回族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生产水平不高，故具有经商传统的甘肃回族便以商业作为重要的辅助经济。甘肃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历史上的河西曾是回族先民进行商贸活动的主要地区。后来随着历史的演变和商贸性质的改变，静宁、陇西和金城(今兰州）成为回族商贸活动的重地。清中叶后，平凉、河州、旧城、龙山等城镇，又成为甘肃回族商贸活动的重镇。这些城镇中回族商贸相当活跃，经营范围从丝绸、布料、瓷器、药材、皮毛，直至茶叶、饮食等。其中皮毛业、饮食服务业为甘肃回族两大传统行业，由于经营得法，在西北以至全国都颇有声誉。
甘肃回族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传统。早在明永乐八年（1410)，在肃州就发生了回回哈剌马牙起义，嘉靖十三年（1534)，陇南地区又爆发了马兴领导的回民起义。进入清代后，由于清廷对回族的歧视与压迫，较之明朝更为残酷，故甘肃回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清初至清末，此伏彼起，从未停息。首先是顺治年间的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其次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苏四十三起义，其三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田伍、张文庆起义，其四是同治年间马化龙、马占鳌和马文禄的起义，其五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永琳起义。这一连串强烈的反抗，极大地震撼了清廷的反动统治，表现了回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生存不惜牺牲的坚决意志。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甘肃回族不堪忍受反动统治，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28年，马仲英等因不满驻甘国民军的横暴，在河州起事，反抗国民军压迫。1943年，甘肃南部回、汉、藏、东乡等族联合起来，发动了反对国民党暴政的甘南农民大起义。这是甘肃回族在黎明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抗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甘肃回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根据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甘肃建立了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使回族人民充分享受了当家做主、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另外，还在杂散居回族地区陆续成立了19个回族乡。与此同时，对回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
到1986年，甘肃共有回族干部9225人，其中省级干部5人，地（局）级28人，县(处）级313人。自治州、县和回族乡的党政主要负责人，都由回族干部担任。1986年以后，回族干部队伍仍不断得到发展，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截至1989年底，全县共有干部2522人，其中回族干部1374人，占干部总数的54%以上。在全县29名县级干部中，回族23人，占79.31%；423名科级干部中，回族.223人，占5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