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博士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师——大教育家杜威先生曾说：“我们要重新估定价值。”这句话对于我思想的开拓有着很大的影响，使我在面对佛教、人生，乃至于社会的种种问题时，都能从各方面予以评估定位，从而也促进了自己日后佛教事业的发展。
如今回想自己之所以能够很快地接受“重新估定价值”这句话的含义，并且善巧地应用在日常生活里，是因为我有幸进入佛门，发现所见所闻竟然都与红尘世俗的观念大相径庭，令我耳目为之一新。佛法里苦、空、无常、无我的真谛，使我觉悟世间的虚妄假相，“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因而发心向道。
所以，当世人以前进显达为荣耀，以拥有越多的名利为幸福，以追求感官刺激为快乐，以自我为中心来待人接物时，我却想在谦逊忍让中养深积厚，在无求无得中享有浩瀚的三千大千世界，在泯除对待中得到无边的法喜禅悦，在牺牲奉献中融和人我，自觉获益更多。
虽然我习于“以退为进，以无为有，以空为乐，以众为我”的理念，但是我不因循旧例，墨守成规，我也不滞于顽空，谈玄说妙，我更不会人云亦云，惑于众议。我时时刻刻都在考量过去的传统，观察现实的环境，思维佛教的前途，“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调整向前迈进的脚步。
太虚大师对佛教提出的兴学理念——“教产革命，教制革命，教理革命”，成为我最早心仪的复兴佛教之不二法门。
二十三岁那年来到台湾以后，目睹惶惶人心飘泊无依，正信佛法隐而不彰，便考虑要循序渐进地改革教界弘法方式，使佛教通俗化、大众化、文艺化、生活化，期能扩大利生的层面与深度。于是，我将以往口头相传的梵呗歌赞一一整理，谱曲填词。我把过去一再翻印的经典加注新式标点，予以白话解释。我用黑板、白板、幻灯片、投影机作为辅助弘法的道具，让听众易于明白经义；我以梵音、佛舞、钟鼓、献供串场，加强大座讲经的庄严效果。这就是我“重新估定价值”的成效。
自出家以来，至今已历五十五载，其中最令我感慨的，是一些佛门人士在实践教义的时候，以辞害意，断章取义。例如把佛教说的五欲，解释为“地狱五条根”，又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其实古人所云，主要是在提醒大家不要耽溺沉沦其中，可是古往今来一些佛教人士却矫枉过正，什么都排拒不要，穿着崇尚破烂，捐款不留姓名，饮食刻意粗劣，乃至主张不吃不睡，以此为开悟要门。有些人在讲经弘法时，指夫妻为冤家，说儿女是讨债鬼、金钱是毒蛇、人间为秽土、娑婆如牢狱、三界如火宅，使得一些原本有心学佛的人听了以后，退避三舍，踯躅不前。
所谓：“求名当求天下名，计利当计天下利。”我觉得只要有利众生者，净财是多多益善，善名应广为远播，色相的庄严有其必要。而菩提道长，食物的营养正可以滋补色身，睡眠的休息也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途。虽说情爱如绳索，能束缚身心，又如苦海，能令人倾覆灭顶，但是如果大家能运用慈悲智慧，将儿女私情、手足之谊升华为道情法爱，则菩提眷属正可以在修行路上互相提携，岂不美哉！
胜鬘王后、鹿母夫人奉行大乘佛道，除了相夫教子之外，教儿童，建道场，也做了许多佛化事业；频婆娑罗王、须达长者兴设讲堂精舍，礼请佛陀说法，度众无数；维摩居士辩才无碍，是佛教著名的护法大士，尽管他有妻子儿女、田园舍宅，但并不妨碍他的修行弘法，虽然他经营商业，赚取俗利，却以无量资财摄诸贫民；经典里描述观世音菩萨披璎戴珞，法相庄严，二六时中恒以自己的名号，寻声救苦，普济天下有情，得到世人无限的尊敬；佛陀的相好光明，净土的富丽堂皇，又令多少众生慕道得度；大珠慧海禅师以“饥则食，困则眠”为用功之道，不但无损于他的行仪，反而令后人更加确信修行只在日常生活之中。
因此，我兴设美轮美奂的殿堂楼阁、花树庭园，接引信徒香客、十方大众；我建立优雅舒适的朝山会馆、檀信大楼，提供素斋妙味、休憩处所；我用种种方便，宣扬佛教；我殚精竭虑，弘传真理；凡有活动，我邀请夫妻连袂出席；举行法会，我鼓励全家一齐参加；从育幼院的孤儿到救济院的老人，从佛光诊所到云水医院，从托儿所到万寿园，从技艺训练到禅净共修，我为解除生老病死之苦，而兴办各种慈善事业。我觉得人间未必是秽土，净土也不一定是死后才能往生。只要有心，我们在现世也可以建设一方净土，让有志之土都能在这里长养身心，同享法乐。
《金刚经》云：“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又说：布施四句偈比布施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的功德还要多。我们发心度众，并不是光用物质来施舍，最重要者，还是必须从文化教育着手，使广大的众生都能达到心灵的解脱。所以，其他寺院道场喜欢兴建佛殿，我却积极建设讲堂、禅堂、会议室、图书馆、视听中心……其他道场在慈善、经忏上大力用心，我却宁可默默无闻地发行杂志刊物，出版三藏经典，兴办佛教学院，培养弘法人才。
虽然所有这些为弘法利生而兴建的设施，可谓所费不赀，但是我并不因此而特别青睐出手阔绰的财主富豪，反而乐于接受市井小民的微薄捐款，甚至我一向主张“储财于信徒”，拒收信徒们超过经济能力的奉献。一张百万元支票的布施与千人的百元布施，看来似乎价值相等，但是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后者，因为小额的布施能够源源不断，生生不已，不但持续长久，而且可以广结善缘，使大家都有种植福田的机会。
马祖道一禅师创设丛林，以安禅僧；百丈怀海禅师订立清规，巩固僧团。由是宗门益盛，转化无穷，组织与制度对于佛教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只可惜后世佛子不懂得以现代的观点赋予崭新的生命，使得祖师大德的美意创举徒然付诸历史文字，而束之高阁，诚为可叹！
一九六七年，我辟建佛光山，即着手规划组织，订立制度，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多年以后，岛内外的佛教团体、专家学者，却纷纷来山从事研究。后来因为常住人众越来越多，法务也越来越繁，时代更是越来越新，我自知其中需要改进之处仍有许多。还好心平、慈庄、慈惠、慈容、心定等弟子们都能秉持着如履薄冰的态度，时刻注意环境的变迁，经常检讨修订既有的章程计划，使得佛光山永远充满着蓬勃的朝气。
一九九二年，我成立国际佛光会，将在家信徒团结起来，共同为佛教的发展而努力奋斗。我不但办理各种研习营，训练他们各种能力，而且设立奖评制度，鼓励他们讲经说法。这种空前的创举，当然也在教界里引起了争议，有些人认为，这种做法使得千百年来僧伽所掌握的教权释放无余，将会造成不测之乱。但是我却认为，过去佛教主要靠出家人来弘扬发展，固然有其时代的背景因素，然而时至今日，佛教已经传播到全球五大洲，仅凭少数出家人的努力显然不足。再说随着教育的普及，在家众中，才学丰富者也不在少数，大家何不敞开心胸，彼此尊重，相互融和，在一个教主佛陀的感召之下统一起来，在一个人间佛教的信仰之下动员起来？
我不但对于佛教的一切“重新估定价值”，对于其他宗教，乃至民间信仰，我也抱持同等态度。三十年前，云林县妈祖宫想加入佛教会，遭到拒绝，我曾挺身而出，为其说项未成，至今深感遗憾。早年一些神道教团体，用轿子抬着神明，来佛光山礼佛，大雄宝殿的殿主面有难色。我得知后，也谆谆开导徒众：人类都可以拜佛，神明为什么不行呢？在佛世时，天龙八部都是三宝的虔诚弟子、佛教的护法神明，只是这些历史随着时光的流转，久已被人忽略，我觉得现在佛教理应为这些民间信仰定位安身。所以，当吉隆坡的一间天后宫邀我前往主持供佛斋天法会时，我欣然赴约，后来，当地的神道寺庙都与佛教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前云林县佛教会理事长郭庆文先生邀我为妈祖填词写歌时，我也欢喜应允，如今郭先生虽已逝世，多年来我却一直在心中酝酿，未曾稍忘。
虽说生存是众生的权利，但是也不可以一概而论，滥行慈悲。例如放生，本来是一桩美事，然而却往往被商人利用作为赚钱的工具，把飞禽走兽捕了又放，放了又捕，徒然使这些野生动物的身心受尽伤害。尤有甚者，放生的时空不对，也常常影响到生态的发展，乃至祸及人类。多年以前，曾有信徒前来佛光山，将一袋乌龟倒在放生池里，未几，将鱼儿全都咬死。过去，大雄宝殿后面是草地果园，也曾有香客半夜把毒蛇带往放生，危及大众生命安全。还有一些游人来山放生鸟雀，因为翅膀还没长硬，求生技能未臻成熟，一放出笼外，立刻遭到弱肉强食的命运，见之令人心悲！看来对于生权的维护，大家应该“重新估定价值”，最好是能慎之于始，以真正爱生、护生、尊重生命的态度来代替放生的表相行为。
随着时移世迁，过去的一些观念已被“重新估定价值”。例如，过去女子无才便是德，如今女强人却比比皆是；以往女子嫁人讲求门当户对，现在却注重对方的幽默情趣；过去父母重视子女的物质生活，如今也开始强调思想的启迪；以往学校注重升学率的高低，现在也着手关怀生活上的教育。
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有待商榷的现象，都值得我们深思考量，“重新估定价值”。例如，只要孩子不要爹的未婚妈妈、在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下被送出国的小留学生、青年男女一窝蜂“跟着感觉走”的时代潮流等等，如果我们继续任由发展，甚或全盘接受，恐将形成社会的乱源。
经云：“法无定法。”又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们必须跟着社会的脉搏一起跳动，在思想上有所更新，在行为上与时俱进，然而我们也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才不会被眩目的浪花吞噬淹没，尤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我们是进是退，是行是止，更要依靠自己的智慧拣择判断，所以无论什么，都要“重新估定价值”！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