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各种保障措施以及技术、环境、劳工等贸易壁垒的限制，涉案金额猛增，中国国内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贸易摩擦进入了高发期。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涉案损失每年高达300～400亿美元。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技术壁垒。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频频进行知识产权调查（即337调查）总共有36起，占美国“337”调查总数的23％。
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采用反倾销等传统手段。只是印度、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四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数增长较快。这4个国家共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78起，占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总数的41％。
美国和欧盟对我国纺织品实施的特保措施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达到了高峰。尽管通过反复磋商谈判，最终中国采取主动配额暂时平息了这场争端。
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中国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伴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一次次伤害，中国的外部经济风险开始向宏观层面渗透。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已成为影响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开始由对中国产品实施贸易制裁向人民币汇率、对华投资、技术出口等领域全面施压；在欧盟政府对中国产品频繁设限的同时，当地企业与中国厂商的矛盾出现了激化的趋势，“砸店”、“烧货”的事件时有发生，不仅危及中国厂商的正常经营和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且开始形成针对中国产品的“民间壁垒”；中日“政冷”的常态化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两国对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的竞争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难度。随着宏观层面利益冲突的凸现，国际上“中国威胁论”泛滥，并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特别是在2009年3月份的伦敦G20峰会上之后，国际媒体无厘头地指责“中国民族经济主义”抬头，俨然是一幅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调中伤中国参与常规的国际经济活动。
未来5～10年，将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关键时期。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国应加快外贸发展战略的调整。
中国应建立管理贸易政策体系，突出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主张国家采取法制化的政策手段管理对外贸易，并通过广泛参与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各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增强本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博弈力量。中国应立足科学发展观，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中国应尽快摆脱单一的以“出口”为主的经济增长点，中国未来要培养中国国内市场，拉动内需，以国内消费来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必须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努力化解各种外部矛盾和冲突，为外经贸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而眼下针对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要做的首先就是告诉世界，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中国要评估新的贸易保护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伤害，及时找到应急的对应措施。
慎重对待全球并购
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严重下滑，这给中国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对外扩张的机遇。中国的企业家们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老总们都已经开始忙碌了。譬如中国的钢铁企业已经出手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企业进行投资收购；沿海地区的加工企业已开始把生产基地向东南亚和南美地区转移。就连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纯国产汽车企业吉利汽车的老总们也开始成为“空中飞人”的全世界考察之旅，看看能否捡到什么便宜进行收购或并购。
中国企业家们之所以蠢蠢欲动主要有以下几点客观和主观因素：
第一，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实施对外扩张，进行全球化的产业布局成为必然。第二，全球经济下滑，世界上很多企业处在困境之中，而中国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此时进行跨国并购或收购是最佳时期。第三，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大企业的高端人才流动大，高端人才的身价大跌水，此时中国企业进行全球并购可以低成本的吸引大量人才，为并购后的企业重整提供了便利。第四，金融危机使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的贸易壁垒层出不穷。中国企业直接进行开外投资是避开国际贸易壁垒的最有效方法。
很多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政府在内都在积极鼓励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但是，尽管有那么多的有利时机，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一定要谨慎对待。进行全球并购和海外扩张相当复杂，企业一旦穿上这双“红舞鞋”就很难脱下。
正如香港一位银行从业者所说：“怀有全球雄心的中国公司对于收购海外资产依然谨慎。他们还担忧自身管理海外资产的能力。”一家研究金融机构的交易商说，在经历了自2007年以来的一系列在西方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灾难性投资后，中国公司不可能再准备花钱了，除非他们能够看到长期盈利的可能。
中国大型家电制造商海尔公司曾经是一个积极的海外收购商，长期以来它还被视为跨国收购方面的头号公司。但是，它如今也变得更加踌躇了。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很谦虚也很真诚地说，海尔还没有做好克服巨大文化差异和融入海外商业挑战的准备。在海外从事商业活动需要比海尔更加复杂的管理信息系统。张瑞敏说：“如果我们要收购一家外国公司，我们是依据我们的管理标准来经营它呢，还是根据别人的标准？或是我们另辟蹊径？这很困难。”
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领域来说，他们也保持着谨慎的并购贷款发放态度。
国务院出台了“保增长”的十项刺激政策，其中提到了加大对企业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随后，坊间传闻指出，银监会主席办公会议上原则通过了《并购贷款管理办法》。按照1996年出台的《贷款通则》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不得用于股权性质投资。而传闻中即将出台的《办法》则有望打破这一规定。
对于备受瞩目的“并购贷款业务或开闸”的消息，银行界或许远没有外界来得兴奋。数家中、外资商业银行的相关人士都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并购贷款业务“开闸”后，较难防范企业将并购贷款资金用作二级市场炒股资金。某大型银行信贷部门一位人士表示，这个口子一开，以后很多事情银行恐怕也很难控制了。
一家外资银行信贷部门人士表示，被兼并方企业如果是上市公司，兼并方企业又像国外成熟市场那样，在二级市场通过收购被兼并方企业股权来实现兼并收购。这时，如何监测、判断兼并方企业究竟是正常收购，还是在炒股票成为工作难点。而另外一家股份制银行人士则直接表示，并购贷款开闸短期内不太可能。开了这个口子之后，银行就很难控制了。
上述外资银行信贷人士表示，如果国家政策鼓励企业并购重组向二级市场收购的方向走，那这个并购贷款闸口打开的意义就更加深远了。如何界定正常二级市场收购和股票炒作，还有股权交割等一套程序的界定，这里面还需要有相当多的法律法规问题的涉入。
并购贷款涉及兼并双方企业，包含了行业、适用法律、股权结构、或有债务、资产价格认定等多方面问题，其风险明显高于一般贷款。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并购贷款业务开闸后，如何进行相关风险控制是亟须提升的新课题。除此之外，防止贷款资金变相成为炒股资金，也是商业银行人士需要解决的难题。
中投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陈水祥认为，目前大规模推进银行展开并购贷款业务的时机还不成熟，预计将会首先采取试点的方法来推进。确实存在贷款资金进入股市的风险，因此银行发放贷款时要明确贷款用途。各家上市商业银行也都重视对自身的风险控制，对于并购贷款特别是海外的并购贷款业务会谨慎推进。
对于中国金融机构本身的海外扩张和并购，金融企业老总们和金融评论家们更是谨慎。
从中国商业银行历史上并购的实例看，2006以来，中资金融机构进行的海外跨国并购有11笔，其中有五笔超过10亿美元，其中金额比较大的有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国开行入股巴克莱银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海外并购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包括平安。
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亲历者和研究者，身兼官员与学者双重身份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平，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针对中国金融机构是否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提出了应该谨慎的三个理由。谢平说： “这次金融危机让大家觉得，我们过去对商业银行的研究是不够的。金融危机之前，是我们出去寻找海外战略投资者；而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外金融机构纷纷到国内与我们寻求合作。”中国金融业今天到底要不要走出去，我们应慎重对待， 必须事先解决好以下三个自身的弱点：
第一，信息不对称和定价一直是境外兼并收购的最大问题。信息不对称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国内金融机构无法充分了解到即将收购的海外金融机构的内幕，尽管有详细的尽职调查、审计报告、上市股票指数等报告，但这个透明度远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第二，中资机构没有管理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的经验。
第三，我们要考虑到政治因素所隐含的交易成本问题。境外金融机构所在国监管当局对我们的严格审查甚至敌意是很难克服的。
尽管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海外扩张并购持一种积极鼓励的态度，但是中央政府对企业的全球并购仍是谨慎的。正如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告诫那样，要谨慎对待这场几十年不遇的危机，“现在国有企业不要急于并购，要留着现金，将来还会有很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