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前往纳塔尔上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达17年之久。1936年他被选为格鲁特维尔酋长，他的家族从他祖父开始就一直担任酋长职务。
继任酋长期间，他走访部落的各个角落，更深刻地了解了黑人的艰难生活。他无数次亲眼看到，在他管辖的地区，白人政府制定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以及经济上的剥削，造成了一系列悲惨情景。这促使他更坚定地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946年，他当选为“土着代表议事会”的成员，从1951年开始，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率领一群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坚持斗争。在1952年的“蔑视运动”中，他与曼德拉、西苏鲁等人一起，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他所到之处受到人们的欢迎，影响力甚至超过曼德拉。极大的影响力让他和曼德拉一样，成为政府黑名单上的一员。
政府为了降低他的影响力，对他发出最后通牒：要么退出非洲人国民大会，要么放弃祖鲁的格鲁特维尔地区酋长职位。
往前一步是不知未来的路，退后一步则是“人间大道”，起码不用整日奔波、辛苦。在正义感的驱使下，艾伯特毅然选择了前者，并坚信“非暴力是唯一可以使用的非革命的、合法的、人道的方法”。
他以实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正在逐渐降温的“蔑视运动”，人们对他的行为报之以热烈的欢呼。正是由于他的非凡勇气和卓越贡献，在1952年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上他才被选为主席。但随后的多次禁令和个人的健康等原因，使他难以担任实际领导工作。这样，副主席曼德拉勇敢地站出来，挑起了这副重担。
自由宪章
195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迎来一个好消息，在纽约联盟神学院做访问学者的马修斯教授回国了。回国之后，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内部会议上，他提出建立一个国民议会的建议。所谓的国民议会就是人民代表大会，要代表本国的全体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为将来的民主南非草拟出一部自由宪章来。
这个建议和曼德拉的构思是一样的，这充分说明了这个建议的正确性。
这个建议得到曼德拉的赞同，也得到了艾伯特的赞同。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曼德拉开怀大笑，他说：
两个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未来蓝图的建议惊人地一致，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大势所趋……总而言之，我们主要不是献身于反对某种东西，尽管这是目前形势强加于我们的。我们是被为了某种东西而工作的理想所激励。
这表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破坏，而是建设。
非洲人国民大会关于未来蓝图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南非印度人大会、有色人种组织和民主人士大会的响应。有色人种组织和民主人士大会与以往的社会团体有所不同，他们主要是由崇尚民主平等的白人组成的。很明显，他们代表着一群白人的信仰，他们的出发点很简单，准备将非洲人当成平等的人来看待。
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这些组织纷纷接受了关于共同筹备人民大会的建议，并在之后不久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经过商讨，决定专门成立一个全国行动委员会，称为南非工会大会。
南非工会大会包括8个非洲人工会、3个有色人种工会和1个白人工会，南非工会大会的成立，标志着在遭受政府严禁之后，非洲人的社会运动又恢复了活力。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白人与曼德拉等人整天在一起工作，甚至连吃住都在一起。
在这期间，西苏鲁还曾到访过中国，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交换了意见。
这个委员会一成立，即致函南非国内的各政党、工会、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建议支持召开人民大会和派代表参加全国行动委员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兰政府的总理也收到了一封署名为“南非工会大会”的来信。
为了方便交流，南非工会大会还采用了多种语言发表意向书，其中有英语、祖鲁语、科萨语、索托语和阿非里卡语，共同发表《告南非联邦全体公民书》。
在种族歧视的南非，一时间很多人都在谈论传单上的种种问题，如“如果你能制定法律的话，你会怎么办？你怎样着手把南非建成各族人民的乐园？”同时，各种各样的回答纷纷被送到了南非工会大会。
人们普遍的回答是抗议《班图教育法》《通行证法》等新近颁布的几项法律，同时，这些非洲土着黑人还要求有更多的耕种和放牧设备，要求在议会中拥有更直接的代言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
南非工会大会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筛选之后，委员会的人员起草了一份《自由宪章》，在人民大会成立前，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受禁制的领导人对草稿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这个时候，马兰政府适时地出现了，目的直截了当——制造麻烦，如不允许远道而来的代表们乘坐公共汽车，必须严格执行《通行证法》的相关规定等。幸运的是，这并没有阻止大会召开。
这次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南非工会大会发出了很多宣传单，宣传单中还附有一份像诗歌一样的邀请函，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广大人民群众发出了亲切的邀请：
我们号召保留地和托管地的农民们：
我们来说说这片肥沃宽广的土地
和我们耕耘的狭窄的小块田
我们来说说没有土地的兄弟们
和不能上学的孩子们
我们来说说赋税
我们来说说牲畜
我们来说说饥荒
我们来说说自由
我们号召矿工们
煤矿上、金矿上和钻石矿上的矿工们
我们来说说
漆黑无边的矿井
和远离家人的冷冰冰的草棚
别样的大会
经过讨论，大会决定将南非工会大会的会址选在克里普敦镇上一个私人足球场，这算得上是一个新奇的举动。
克里普敦是一个人种比较复杂的地方，生活着非洲原始土着人、印度人及有色人种，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部大约10英里的地方。
从筹备大会召开起，负责人就费尽了心思，由于经费紧张，因此要尽可能地减少开支。在伙食方面，负责人四处搜集各种炊具，四处租用各种道具。
经过2个月的精心准备，第一次南非工会大会终于如期举行。
1955年6月25日，约3000名代表聚集在足球场，举行大会。由于政府的管制禁令，很多人不能到场参加，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艾伯特、西苏鲁、曼德拉和达杜等重要人士。尽管这些人没有参加，但他们都在幕后关注着这次大会，是这次大会能够顺利召开的重要保证。
会场上非常热闹，彩旗招展，标语和宣传单随处可见，象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金黄色构成了会场的主色调。
会场成为南非未来的缩影：有非洲土着人、印度人、有色人和白人，这些人无一例外都穿着本民族的服装，欢庆来之不易的大聚会；有土着农民、有医生、有律师、有矿工、有基督教徒、有家庭主妇、有仆人。大家都在兴奋地交谈，一起喝着饮料……据统计，与会者绝大部分是黑人，其中又包括320名印度人、230名有色人种和112名白人。
当然，对如此盛大的聚会，当局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以另一种姿态参加会议：这些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站在入口处，目光犀利，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
至于西苏鲁、曼德拉和艾伯特等人，他们相约在距离会场不远的一间屋子里，他们不愿意失去参加会议的机会，尽管不能亲临现场。虽然他们看不到会议进行的具体情况，但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口号声。同时，南非工会大会为他们专门安排了几名志愿者，来往于他们的所在地和会场之间，传递会议的消息。
下午2点，经过与会人员的激烈讨论，《自由宪章》正式通过，随即通过麦克风用英语、科萨语和索托语向代表们宣读：
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
南非属于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无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凡不是依据全体人民意志建立的政府，都不能宣称享有正当的权力；
我们的人民对土地、自由和和平的天赋权利，已被一个建立在不公正和不平等基础上的政府所剥夺；
我们的国家绝不会繁荣或自由，除非我们全体人民能兄弟般共同生活，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
只有一个基于全体人民意志的民主国家，才能不分肤色、种族、性别和信仰，保证所有人民的天赋权利。
因此，我们全体南非人民，包括白人和黑人——平等地位的人、同胞与兄弟，通过这个《自由宪章》。我们发誓将不惜力量和勇气，共同奋斗，直到本宪章所提出的民主变革获得成功。
这个宪章具有很高的价值，是一个在国内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提出了“人民统治国家，各民族、人种之间享有平等权利，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和教育权，国家财富由人民集体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耕种土地应该以人口平均分配。人们将有安全保障、过舒适的生活，人们将有和平和友谊”。
该宪章以慷慨激昂的誓言结束：“我们发誓将不惜力量和勇气，共同奋斗，直到本宪章所提出的民主变革获得成功。”
马兰政府的搅局
南非工会大会进行得如火如荼，当局政府有点坐不住了。终于，在会议临近尾声时，即6月26日下午，政府“动手”了。
6月26日下午，从会场外突然传来沉重的列队行走的皮靴声。全副武装的警察们手持冲锋枪，直奔代表们而去。面对这一切，与会代表沉着而平静地唱起了自己的战歌。
一声枪响过后，歌声停止了，警察要求现场的所有人员把手举起来。现场的人没有任何骚动，按照警察的要求将手举起来。大会主席要求人群保持冷静。
警察拿出搜捕令，上面显示“会场形式存在叛国嫌疑”，接下来，警察封锁了进出口，开始大搜查，包括搜身。
这些警察的工作极其细致，很明显经过了培训，他们连标语口号甚至广告也没放过。两张食品摊上的广告画成了“战利品”，上面写着“荤汤”和“素汤”。还有一块招牌也没逃过警察的眼睛，上面写着：朋友们，茶1便士；茶和三明治3便士。这些后来居然都成了法庭上的证据。
当夜幕降临时，警察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从现场带走了大量“战利品”，大量文件、宣传单以及与会者名单。
警察退去之后，代表们在《自由之歌》的伴奏下缓缓地退场。整个大会圆满地结束了。它是一场“壮丽辉煌而又动人心弦的表演”。
后来，曼德拉高度评价了南非工会大会，认为非洲人民“有能力、有力量克服一切障碍，实现他们对未来的梦想”。这一在南非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会议所通过的宪章，从此成为南非一切进步力量的行动纲领。
在南非工会大会结束后的3个月内，很多人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这次大会，宣传大会上发生的一切，人们很兴奋，认为这是一次进步。
然而，3个月后的一个黎明，政府又一次用最蛮横和卑劣的方法对付民主力量。
1955年9月27日，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警察搜捕行动开始了。警察根据与会者的名单，发布了几百份搜查证，不管其身份和国籍，统统对其住处和办公室进行大搜查，他们的书籍、信件、记录甚至是日记，所有可能成为叛国、煽动暴动或者是违反法律法规的东西都被带走。
据统计，至少有600人在办公室或家里遭到搜身。马修斯教授家中珍藏了几年的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资料连同他的打字机，一并被装箱运走了。警察们可不会考虑这些东西的价值，他们看到的只有证据，一切可能判罪的证据。
3.破碎的家庭
婚姻走到尽头
从与伊芙琳·梅斯结婚之后，曼德拉将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南非的民族事业中，工作到很晚，经常深夜来临时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而他妻子早已睡去。聚少离多的生活，让两人很快就产生了隔阂。
另外，由于曼德拉受到政府特殊的“关照”，他的家隔三岔五被警察“光顾”寻找“线索”，这让喜欢平静生活的伊芙琳·梅斯不堪忍受。
再者，伊芙琳·梅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曼德拉对她的宗教献身精神越来越不耐烦。
尽管他们先后生育了3个孩子，维系着这段婚姻，但不可否认，他们的婚姻已经亮起了红灯。
1955年底，政府对曼德拉的第二次管制禁令到期了，曼德拉还未来得及庆祝自己恢复自由身，警察又再一次光临了他在奥兰多的家，对他宣布新的禁令。更让曼德拉无法接受的是，这次的禁令比以往都要严厉，他被禁令的时间延长至5年。
长期的恐惧和担忧以及与曼德拉的聚少离多，使伊芙琳·梅斯与曼德拉越来越疏远。
曼德拉将精力全部投入到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所得的钱财根本无法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开支。为了以后的生活，伊芙琳·梅斯离开奥兰多，到纳塔尔去学习接生技能，家庭生活和孩子全部落在曼德拉一个人身上。
男人毕竟不适合持家，再加上非洲人国民大会烦琐的工作，曼德拉完全顾不上家中的孩子。伊芙琳·梅斯得知之后，只得放弃学习，回来照顾孩子。
随着争吵越来越多，他们在女儿马卡基韦出生不久，婚姻关系终于破裂。伊芙琳·梅斯总是怀疑曼德拉在外面和其他女人约会。每次曼德拉晚上回家，她都要求他解释原因。即使这样，她还是不放心。最后，她向曼德拉发出最后通牒：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她两者之间选择一个。
对曼德拉而言，非洲人国民大会事关重大，是拯救南非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结果只能是离婚。
婚姻的破裂对伊芙琳·梅斯造成了很大伤害，而且他们的3个孩子也与曼德拉越来越疏远，尽管当时的曼德拉尽可能地照顾他的3个孩子。
女中豪杰
正是在他的家庭生活遭受不幸时，曼德拉遇到了以后以“曼德拉夫人”而闻名世界的温妮。
提到曼德拉，人人知晓。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而温妮就是曼德拉身后那个无私奉献的女中豪杰。
温妮出生于1936年9月，生在庞多兰的一个小村庄里，她的全名是诺姆扎莫·温妮弗莱·玛迪基泽拉。和曼德拉一样，她也是一名科萨人。
庞多兰称得上是南非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人们像非洲的原始居民一样，过着部落生活。温妮的父亲名叫哥伦布·玛迪基泽拉，是一名教师。温妮有11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六。
在温妮的一生中，她无数次提到自己有个很了不起的父亲，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她才有了后来的觉悟。
她的父亲哥伦布身材魁梧，性格温和，尤其是对他的孩子们和学生们。由于政府的种族歧视，哥伦布所在的学校条件十分恶劣。
有一次，政府派两个白人监督员视察学校的安全工作。他向监督员抱怨：“你们看，我们的学生连课桌和椅子都没有，我们唯一的教学用具就是黑板和粉笔，在这样的条件下能搞好学习吗？”
可这个白人监督员的态度非常傲慢，他回答：“在这么偏远的地区有一个学校就不错了，不要有太高的要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