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在雪球的滚动中形成，也在雪球的滚动中发展。
秦汉之际， 汉民族横空出世，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收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始了世界民族史上最恢宏壮丽的民族雪球滚动式发展的历史进程。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汉族大批南迁，于是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时，汉民族在滚雪球的发展中，在北方吸收了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乌丸、羯、氐、羌及部分蛮族，在南方吸收了部分蛮、俚、僚、奚等族，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从汉代的5900余万人，发展到唐代前期达到8000—9000万人之间。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唐末五代，天下再复大乱，北方少数民族又一次纷纷入主中原，汉族再次大批南迁，于是在宋辽夏金元之时，汉民族这个雪球继续向前滚动，在北方吸收了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族群，在南方也吸收了部分少数民族族群从而越滚越大，从唐代前期的八九千万人发展到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突破1 亿，有10441万余人。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汉民族这个雪球经历了汉末、唐末的大乱不是越来越小，更不是消失，而是越滚越大，尤其在元以后中国统一的大趋势下，汉民族这个雪球更是越滚越大，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人口达1。5亿，（美）何炳棣、葛剑雄译：《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 转 引自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第459页。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人口已达4亿以上。 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第515页。
进入近现代以后，汉民族这个雪球仍然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其人口已愈6亿，到20世纪末超过达到12亿。在地域上则从黄河、长江流域向南发展到珠江流域抵海南岛和台湾岛，向东北发展到黑龙江流域。
修炼千年，横空出世的汉民族，历经了二千多年的沧海桑田，在历史长河的滚动发展中，汉民族的雪球倾轧了无数惊涛骇浪；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烈火中，又经历了千锤百炼，终于茁壮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特征，各民族族群经济生产力、自然条件参差不齐，与自身发展相矛盾，加之民族歧视，战乱，统治政策等因素，在封建社会民族和阶级关系条件下酝酿出了我国历史上延绵不绝的民族迁徙和互动（interaction）互动（interaction）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互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是构成人类社会行为的前提条件。转引自陈国强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的宏伟画面，并成为一种规律性的历史现象。 陈育宁：《历史上的民族迁徙》，《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汉民族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其发展的外显形式则表现为汉民族族群与少数民族族群间的频繁迁徙和互动。
历史上汉民族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清时期，不断向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中原、东北、西北、西南七大区域迁徙，在迁徙中出现了与其他少数民族族群不断地交错杂居的互动图景，成为汉族发展的最主要的外显形式，如今中国汉民族形成的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中原、东北、西北、西南七大人文特征彰显各异的汉族族群就是在此基础上经历史的磨合发展形成的。
一、汉族在与入主中原北方少数
民族族群的互动中发展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封建割据，到处是纷争战乱。东汉末年，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向中原的大迁移。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族群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族群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等少数民族族群交错杂居的互动局面。
1.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向中原的大迁徙
驰骋漠北300余年的匈奴，于光武帝建武二十年（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二部后，南匈奴内附，入居塞内，从此掀起了匈奴人南迁的移民潮。
《晋书·载记序》云：“汉宣帝初纳呼韩，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宽戎狄。光武亦以南庭（南匈奴）数万人徙入西河，后亦转至五原（治所在今包头市西北），连延七郡。”
《晋书·刘元海载记》云：公元185年（中平二年），南匈奴“单于羌渠使子于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中，会羌渠为国人所杀，于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北、屯于河内。”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曹操编组匈奴部众，“分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泫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 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太陵县。” 参阅《晋书 · 匈奴传》。
又据《晋升书·匈奴传》载，公元266年（泰始二年），有塞外匈奴二万余来降，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河西、太原、新兴、上党、东平诸郡均有匈奴人居住；公元281年（太康五年），有匈奴2。93万人降晋。公元283年（太康七年），又有匈奴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王骏降附。次年，匈奴都督率种落1。15万口降晋，都入居塞内。
南下内迁的匈奴中，除南匈奴外，还有被称为“屠各胡” 参阅唐长儒：《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84页。“卢水胡”、“羯胡”和“稽胡”的匈奴人。
总之，上述这些情况都表明，当时中原的并州和幽州等地，已遍布匈奴及其别部。
在匈奴南下向内地大迁移的同时，乌桓、鲜卑也大举内迁。拓拔部的拓拔珪曾建立北魏，把整个北方纳入其治。自十六国至北朝，鲜卑人已是遍布中原大地了。
两宋之时，东北和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如渤海人、契丹人、蒙古人也纷纷内迁进入中原。
契丹人所建立的辽国经略中原的燕云十六州时，将大批契丹人和被征服后的渤海人迁入这一地区。当时契丹人和渤海人，以及其他东北少数民族族群定居燕云的数量，据曹树基先生研究，据《辽史兵卫志》推测，辽末天祚帝初年设在中原燕云一带的37个宫卫提辖司共有约27。5万人，其中，契丹户大约11万人，余下的16。5万人除汉人外尚包括有其他少数民族族群在内的蕃汉转户。 韩光辉：《辽代中国北方人口的迁移及其社会影响》，载《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由于在辽国占领以前，生活在燕云地区的非汉族人民数量有限，由此估计，契丹户和蕃汉转户中的非汉族人民绝大多数是外来移民。
综上可见从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族群：匈奴、乌桓、鲜卑等大规模向中原迁移，正如西晋初年郭钦上书所说：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晋书 · 北狄匈奴传》。
2.汉族与入主中原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互动和发展
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向内地大迁移的结果，不仅使中原地区人口激增，更重要的是造成了汉族与入迁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在中原大地上大混杂的互动态势。
从公元263年（景元四年）至公元280年，17年中，仅魏蜀二国人口就由原来的94万户增至230户，除自然增长外，大多是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土著族群。据诂计这时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土著族群其总数超过200万，而迁入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人数也应在100万左右。（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内迁，造成各民族大混杂的互动情况大约有以下四种：
（1）降附内迁的混杂。
以降附最多的匈奴人为例，前已述及，早在东汉初，公元50年时，南匈奴降汉，第一次大规模向中原地区迁徙，分其30万部众居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等八群之地，“与汉人杂处”。《晋书·匈奴传》。其后，由于南匈奴不断发生内乱，降附汉王朝的匈奴人南下内附的为数更多。于是中原西部地区遂出现了匈奴人与汉族人大混杂的互动局面。
（2）当田客和沦为奴隶的混杂。
魏晋时，由于战争祸乱，人口锐减，劳动力严重不足，汉族统治阶级常常招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人为“田客”。《晋书·王恂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其云：“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更有甚者，有的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贩卖少数民族族群人口为奴。羯胡人石勒的身世就是一个典型。这种用少数民族族群的人当田客和奴隶的情况，使得北方各族人民之间的混杂更为加深，出现了犬牙交错的互动之势。
（3）流亡中的混杂。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暴发，黄河流域又发生了大蝗灾、大瘟疫。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西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被迫流亡。《晋书·食货志》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迁流徙，不可胜数。”这种流亡所造成的人口大移徙，使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族群更加紧密交错混杂，互动进一步加深了。
（4） “散诸部落、同为编民” 《魏书·官氏志》。的混杂。
据《三国志·魏志·牵招传》，早在曹魏之时，为“天下名骑”的三群乌丸，其家属住在指定的郡县内，到魏文帝时，又将与汉人杂居的乌丸改成向政府交租调的编户。后来，随着历史的进步，到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之时，迁入内地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其原有的氏族军事组织不能再维持下去而渐趋于解体，遂与内地汉人民户一样同为“编民”了。又据《魏书·元遥传》，有的还“悉令造籍”。这样，“散诸部落”的结果，使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原来的氏族制度被舂碎了；而“分土而居”、“悉令造籍”、“同为编民”的结果，又使得内迁的少数民族族群各归里甲组织，与汉族互动再次增强，最终与汉族人民糅合成一体了。
这样，东汉末年以来，南匈奴入居塞内，并逐步南迁居于并州汾水流域；鲜卑慕容部和拓拔部先后在中原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及北魏等政权，大量迁居黄河流域；羯胡则徙居上党武乡一带；原居汀、鄂一带的部分蛮族也进入黄河流域，北魏宣武帝时，大阳蛮28000户内附，李崇还将鲁阳蛮10000多家迁至河北诸州及6镇。在长城以内及黄河流域的广大中原地区，造成了北方各族群大混杂的形势，组成了一幅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族群交错杂居的互动画面。
至元代，政府按本族及征服前后排定民族等差，共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但这时的“汉人”包括了南宋领域外的汉人和契丹、女真、党项等族，表现了北方诸族融合的趋势，并促成了他们的大互动、泛认同和深涵化。
汉民族在与入主中原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互动和发展，使汉民族的历史之根继续渗透和伸展在中原这块广袤富庶的土地里，在长期历史风雨的洗礼和催发与先进经济文化的积淀和滋润下，中原汉民族主干不断茁壮成长，并奠定了以后南方和边疆汉民族族群之苗枝繁叶茂态势的深厚基础。中原汉族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向心，是汉民族族群在神州大地发展的核心辐射源。 “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耕经济十分繁荣和发达，周边少数民族从事的或者是草原畜牧业，或者是山区狩猎、采集和粗放农业”， “中原地区是整个华夏文明、汉文化的中心”。 马戎， 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二、汉族南迁在与南方少数民族
族群的互动中发展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纷争战乱和封建割裂。
在中原大地，从黄巾大起义开始，经三国鼎立的分裂，十六国的混战，直到南北朝的对立，在蔓延全国的大变乱之中，国家四分五裂，社会动荡不安，田园荒芜，民生涂炭，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浩荡内迁和江汉地区部分蛮族的鱼贯涌入，十六国的大混战，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频相交织，迫使汉族人民流离失所，四处迁徙逃亡，而当时相对来说变乱比较小的南方由于甚少北方兵燹之灾，加之地广人稀，政制松懈，所以成了汉族人民迁徙的主要方向。
于是，自东汉末年以来，当北方少数民族族群掀起向内地大迁移的浪潮之时，北方的汉族人民也拉开了向南方大迁徙的序幕。而汉民族南迁在与少数民族族群的互动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魏晋南北朝汉族的南迁
东汉末年，在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中，中原一片混乱，汉族人民被迫南迁。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将洛阳200里内数百万汉族强行西迁，《后汉书·董卓传》。从此掀开汉族大规模外迁的序幕。
据《三国志》所载，单从中原迁入蜀国的汉族移民实例看，上层人物主要有刘备、张飞、赵云、关羽、诸葛亮、吕义、魏延等，下层平民亦不少，如初圣三年（192年）从南阳和关中迁入的有数万人，被刘焉编为“东州兵”。 《后汉书·刘焉传》。这些“东州兵”带家属，数量当有一二十万，据《三国志》所载的材料可知他们可能大部分是从中原河南南阳入蜀的汉族移民。据葛剑雄先生统计，从中原入蜀汉族的原籍主要有河南的安众、义阳郡、南阳郡、汝南郡、平兴、陈留郡、偃师、洛阳、平舆、南乡、江夏、黾等地；山东的北海郡、阳都、鲁国、山阳等地；河北的涿郡县、常山郡、真定、魏郡等地；山西的河东郡、解县等地。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第282页。
西晋“永嘉之乱”后，在天灾人祸的威逼之下，汉族更是大规模南迁。永康二年（301年）聚集在荆州的流民有十余万户，从皇家“太乐”的伶人也逃至荆州 《晋书·刘弘传》。来看，从中原避乱荆州的人当不少。
司马睿称晋王之时，中原又大旱，司、冀、并、青等州大蝗灾，冀、青州次年又爆发蝗灾，迫使百姓继续南迁。这次南迁到东晋建立时达到高潮，其中以东晋政权的支柱，大族和官员的南迁为代表，据《晋书·王导传》载，如以王导等为首的琅琊临沂（今山东费县东）王氏等共计20余个不同的姓氏族群。正如葛剑雄先生的研究所示，这个时期汉族外迁最大的特点是大多以原籍或宗族为单位，或依附于原籍的强宗大族、地方官员，集体行动。永嘉之乱所引发的汉族南迁的高潮历时一百多年，计其余波更长达近三百年，其南迁的路线据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中研究，前后大致相同，主要有东、中两线，东线以淮河及其支流（包括当时入淮各水）汝、颍、沙、涡、睢、汴、泗、沂、沐等水和沟通江淮的邗沟构成主要水路，辅以各水间陆路。中线起点主要是洛阳，由洛阳经南阳盆地至襄阳，然后再由汉水东南下。
2.隋唐五代汉族的南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