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先知道《椰林曲》、《山间铃响马帮来》、《南海潮》、《72家房客》、《三家巷》等电影（其中不少还在青少年时代就欢呼雀跃地看过），之后才记住这些曾经受到观众热捧的影片都是同一个导演，这个人就是王为一。
后来进入了电视这一行，“王为一”的名字更是如雷灌耳，却一直无缘相见，甚是遗憾。只是不时间接地从朋友和同事们口里听说，王老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现为珠影集团）最年长的离休干部，最资深的电影导演，口碑很好、心态很好、身体很好，他一生娶了三位妻子，坎坷终得幸福，艺术伴随人生……
我很希望能采访王老，而当这个机会于近日来临时，我先通过王老的长女、著名配音演员，也是我在广东电视台曾经的同事王笛，得到了一本王老的自传——《难忘的岁月》，拜读完毕，不禁掩卷赞叹：未见其人，已感其百年人格的魅力，觉其艺术坚守的馨香。
5年前开始写这本长达25万多字的自传时，王老已是92岁高龄，革命和艺术生涯超过了70年。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从艺经历和爱情故事，他事业上丰富的经验和丰硕的成果，决不是这本小书可以囊括的。可王老却在自传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深情地回忆他的恩师蔡楚生、史东山，他的挚友赵丹、徐韬，还有他尊敬的珠影老领导洪遒，他共事多年的亲密战友、中国第一位舞台照明美术家朱今明……而他自己则融进了历史的大背景，平实、简洁而又朴素，特别是成绩，几乎是略略带过。准确地说，这本自传说得更多的是历史，是电影，是艺术，是王老在漫长的人生征途中参与和见证的中国电影——其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缩影，包括他对电影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探索和拥抱。
这是何等的谦和，何等的超脱；这是何等的襟怀，又是何等的境界！
难怪中央电视台《电影传奇》栏目2005年为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采访了过百位老电影艺术家，主持人崔永元被问及对谁的采访印象最深时，脱口而出：“王为一。他简直是中国电影的活字典……”
怀着景仰和急切之情，我们走进了王为一在珠影大院里的温馨小家。
门开处，竟是王老明净灿烂的笑脸，紧握着他伸过来的手，传递的是意料不到的力量。他和第三任妻子、也已经80多高龄的郑旭阿姨，一起热情地把我们让进了小小的书房。
“天气太热，客厅没空调，书房有，凉快一些。”王老一边说着一边示意我们坐下，特意赶回来的王笛连忙端上了已经洗净的葡萄和切好的哈密瓜，采访就在这浓浓的家的氛围中进行——
最初的艺术人生
说来也巧，中国电影诞生在1905年，7年后，王为一出生在上海。而一年后，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就在这里问世，冥冥之中，不知道是否预示王为一和电影的不解之缘，他来到这个世界似乎主要就是为了电影。
童年时代，王为一有机会、也喜欢看电影，中国的外国的他都看，最爱看的是卓别林的滑稽短片。14岁那年，父亲的生意遭挫，负债累累，王为一想起电影中有个与他差不多大的小演员，便提出不念书了，去拍电影赚钱帮家里还债。父亲既感动又反对，说：“……长大了只会拍电影，没出息的。爸再困难，还是要让你读书，将来有了大学问，好赚大钱来帮爸还债。”一番话打消了王为一拍电影的念头，但照旧看电影。
20岁那年，王为一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研究所学画，原本可能成为画家的他，人生轨迹突然拐了个弯——
“我很幸运”，王老说起他人生中的重要阶段，首先提到了在美专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经历：“在我刚进入社会时，正好是共产党的工作在上海发展开来的年代，左翼剧联是党的外围组织，也是团结文艺戏剧界人士的园地，我在美专结识了赵丹和徐韬，都对戏剧有兴趣，就一起在美专剧团演戏，而这个剧团的许多工作都是由左翼剧联全力协助的。我当时就这么不自觉地接受了进步思想，感受到了一种责任。有了组织，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时参加左翼剧联不是闹着玩的，除了演出进步戏剧，还要进行一些革命活动，有锻炼有提高有快乐更有危险。常常这一次开会见到的人，下一次就进了反动当局的大牢。王为一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打倒帝国主义列强，中国能繁荣富强，消灭贫富差别，实现天下大同。这样也就顾不上怕了。有一次，组织上指令他去散发传单，他正愁用什么办法，另一位剧联成员白露来找他，两人一合计，决定假扮情侣，到法国公园（现为复兴公园）侍机行事。他们挽着手走进了公园僻静的情人小道。深秋时节，路边密密的树丛叶落满地，他们快速地把五颜六色的传单一张张插在枝条上，疏密有致，煞是浪漫。多年后王老在自传中写道：“……回头一看，这条情人小道两旁已经奇异的开满了各色‘鲜花’，鲜艳夺目地绽放着，真是妙不可言。……”
因为从事革命活动，王为一被美专开除，遭当局通缉，躲避香港一年多，并开始在影片公司工作。回到上海不久又先后参加实验剧团和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后改为“抗敌剧团”，到南京、芜湖、安庆、九江等地演出，宣传抗日救亡，他担任导演兼演员。撤退到重庆后，王为一仍然活跃在电影和话剧舞台上，创作、编导了活报剧《为自由和平而战》。
青春岁月，人生起点，如今回忆起来，王老就像在说昨天发生的事情：“当时的起点不错，如果没有生活在上海，没有遇见赵丹他们，没有参加左翼剧联，我的人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王为一庆幸自己年纪轻轻就和电影结了缘，而且，这缘份越来越深，还将持续一辈子！
面对面聆听王老神采飞扬地侃侃而谈，我难以相信这是一位已经走过96年人生路的老人，他怎么能保持那极具感染力的笑声、纯净而真诚的笑容，还有这思维清晰、条理清楚的叙述呢？
近一个世纪啊！个中还有那么多的磨难——
新疆冤狱和文革“牛棚”
1939年夏天，王为一夫妻和赵丹、徐韬夫妻等一行十人满怀希望奔赴新疆。他们此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本想通过新疆去苏联艺术剧院，学习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学说，然后回上海创办中国的艺术剧院，建立自己的戏剧表演体系。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竟是身陷囹圄、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
到了新疆，他们就发现形势不妙，军阀盛世才以联苏亲共的假象欺世盗名，大搞独裁。重权在握后便大开杀戒，把许多进步人士和有功之臣投进监狱，秘密杀害。可在这走出迪化（现乌鲁木齐）就是茫茫戈壁滩的地方，插翅难飞。王为一他们只能在这里组织剧团进行演出活动，寻找时机。
时机未到，厄运来临。1940年夏天，赵丹、徐韬无端被捕；8个月后，王为一和朱今明等三人也莫名其妙地被送进大牢，分开关押。
那是一段可怕的岁月，至今王老仍然不能或忘。
王为一被关在一间大约8平方米的囚室，四面无窗，靠顶上一扇小铁窗透气透光，屋内一张大木炕竟然要睡5个人！这5个人分属5个民族，包括一名匈牙利人，大家素不相识语言难通，只得沉默度日。王为一三次白纸黑字申请审讯，都如石沉大海。各监室除了一天两次轮流的短暂“放风”，其余时间就“只能仰头从小铁窗里望见一小块天空，有时可以看到小片白云悄然飘过。……”
四年里，王为一勉强聊以自慰的是，监狱经常给犯人“倒号”，也就是换囚室甚至换监狱，这样好歹能多见几个人，了解一些外界或狱中亲友的情况。但据说迪化地方不大监狱却多达十几所，他始终没能打听到赵丹他们关在哪里。
有一次王为一的牢房“倒”来一个哈萨克汉子，是阿尔泰山哈萨克暴动领袖之一，相处久了知道他还是当地的著名歌手，擅长自编自唱。王为一的艺术之心大发，请他把哈族有趣的游牧生活编成歌词，然后用勉强达意的汉语逐字逐句地念，王为一就一五一十地记下，再用诗歌形式整理出来，记在《普式庚创作集》每页的空白处。出狱后王为一几经修改，于1957年出版了题为《游牧之歌》的哈萨克诗集。如果说这牢没有白坐的话，这本书算得是一个成果了。
好容易熬到1945年盛世才被迫调离新疆，王为一才和同在一个监狱的赵丹等人碰面，继而调到一间牢房，又一起被放出监狱。
牢中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世事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王为一他们这才知道自己的妻儿早已被逐回内地，且以为他们不在人世了。待到回到重庆，迎接他们的竟只有影剧界的朋友，而没有一个亲人。到处打听来的结果是残酷的：王为一一岁的儿子在新疆时已经病逝，他的妻子俞佩珊在兰州与一个空军飞行员成了家；赵丹妻子叶露茜带着儿子远嫁昆明；徐韬的妻子也已经嫁人……王为一在自传中写到此处时已是痛彻心肺：“新疆这场劫难，最使我们心灵感到莫大悲痛的，是让妻儿们随着我们熬受了异常的痛苦，最后还是失去了她们。”
再次遭到变相的牢狱之灾，则是20余年后的文化大革命。
一张触目惊心的大字报贴在珠影的院子里：“揪出出卖毛泽民烈士的叛徒”，王为一知道，这是冲着自己来的，因为毛泽民是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的。虽然这事和自己毫无关联，但那个时候就是有三张嘴也说不清楚啊！何况此刻王为一已经住进了厂里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珠影厂拍的影片中，王为一导演的《72家房客》喜剧电影被视为“大毒草”，铁定在批判之列。关在木工房改成的“牛棚”里，他可以看见大院里从路上直到批判会场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可以听见会场中传出的批判电影《逆风千里》的口号声，动地震天。这时，王为一反而镇定下来，他向来觉得观众喜欢的《72家房客》还可以拍得更好，总想着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希望能再拍几部老百姓爱看的喜剧，现在这片子突然成了挨批对象，他倒要看看他们拿什么来批判？
按照程序，被批判的影片要先放给群众看，尔后讨论批判什么，备好“子弹”，第二天导演才到场接受批判。那天大摄影棚放《72家房客》，王为一听到不时传出阵阵笑声，他的心不觉十分酸楚。豁出来让人指着鼻子狠批吧，却不见有人到“牛棚”来带他。一等再等，等到马路上的批判标语在风雨中飘落消失，仍然没有开批判会的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