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写这封信时，正是“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后。“五四”运动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也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其突出的特点，就是西方文化思想的大量传入，从而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当时，一些上层的、激进的知识分子，极力吸收和介绍西方的文化思想（包括共产主义学说），有些人选择托尔斯泰主义，有些人相信进化论，有些人推崇尼采的超人哲学，有些人则成为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尽管大多数人思想还未定型，以后的发展完全说明了这点，但在当时他们的信仰确实暂时有了皈依。他们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主义出击，一时显出了十分热闹的场面，然而五四高潮过后，人们开始冷静下来，许多人看到自己的思想武器并不十分锐利，封建黑暗势力并未曾受到很大的动摇，现实生活依然是纷繁杂乱，从而思想上产生苦闷。作为五四时期文化战线上的一员闯将，周作人在五四落潮中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其时，又正赶上他患肋膜炎，一病数月，躯体的病必然从消极方面影响人的思想和情绪，再如上到远离尘嚣的山中寺里养病，空寂的生活和运动落潮的气氛相一致地来袭击作者的心，就更添惆怅与烦恼。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有怎样好的思绪和心境呢？
周作人的这封山中杂信就正是表现了这样的思想和情绪。
周作人在这封信里写了三件事：连日下雨的天气、自己动摇混乱的思想、并不和平的寺内空气。它们像三个乐章，组在一起就形成一个主旋律：抑闷和紊乱。而其中，又当然是以写思想状态为主。天气的晴雨虽能影响人的情绪，但人的情绪也能为天气渲染出不同色调。心境好，丝丝细雨也似乎很有诗意：情绪差，淫雨绵绵就使人倍加压抑。同样，环境的好坏固然对人的心理也会发生影响，但人的心理也会有选择地对环境作出反应。心胸朗然，环境虽乱也似乎抱有生气；心中不静，许多小事也让入觉得烦躁。周作人的这封信所表现的则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然而，周作人在这封信里又透露出趋向冷静、趋向坚定、趋向专一的思想情绪，从文化战场上退下来，身居在寂静的寺庙里，听着“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磐声”，他有可能对自己的思想作一番清算和整理，他表面上说自己没有一定的思想信仰“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至于无领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坏，我还想不明白”，但实际上他却希望自己能“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尽管他在这时还不明白究竟要拣定一条什么样的路，怎样精进向前，但那种希望摆脱动摇与混乱思想状态的心情，无论从一个人的思想发展的规律看，或是从当时社会现实的发展趋势看，都是十分正常的，“寺内的空气并不比外面更为和平”，这正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清醒认识。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地球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早巳充满权势、压榨、竞争，就是在“佛法无边”的寺庙里也不再是一片“净土”。这是正常呢还是不正常，用正视现实的眼光看，答案恐怕应该是肯定的。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倡过“人的文学”，希望人应该有“合理的生活”。这作为一种理想来追求，当然是美好的，但张眼看看周围的世界，周作人似乎应该并且已经更清醒些，更现实些了吧。
周作人的这封信所表现的思想情绪是十分严肃的，提出的是重大问题，但写起来好像很不经心。写天气、写寺里方丈抓人、伙计打架都是信手拈来，有点像报流水账，内心的郁闷被表面的冷静所掩饰。如果读者也漫不经心，就很难看出信中函藏的深意来，周作人散文的冲淡风格，即此就可见一斑。
正义的邪恶流氓的生活《“破脚骨”》是周作人散文创作中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它通过对于一种类型人物的描绘，不但清楚地勾勒出了他们的嘴脸，也形象地刻画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相。
三十年代时，鲁迅有一篇杂文题名是《“吃白相饭”》，写的是当时上海滩一种特殊而又奇怪的社会相，这很可以和周作人这篇《“破脚骨”》对照着读。
原文不长，不妨照录如下：
“吃白相饭”
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游荡可以为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问一个男人，或向一个女人问她的丈夫的职业的时候，有时会遇到极直截的回答道：“吃白相饭的。”听的人也并不觉得奇怪，如同听到了说“教书”，“做工”一样。倘说是“没有什么职业，他倒会有些不放心了。“吃白相饭”在上海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我们在上海的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但功绩虽多，归纳起来也不过是三段，只因为未必全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看起来好象五花八门了。
第一段是欺骗。见贪人就用利诱，孤愤的就装同情，见倒霉的就装慷慨，见慷慨的又会装悲苦，结果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二段是威压。如果欺骗无效或人看穿了，就脸孔一翻，化作威吓，或者说人无理，或者污人不端，或者赖人欠钱，或者并不说什么缘故，而这也谓之“讲道理”，结果还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者兼用两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事情闹得大一点，就离开木埠，避过了风头再出现。有这样的职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是不以为奇的。
“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也不以为奇，但“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
周作人文中说的“破脚骨”和鲁迅写的“吃白相饭的”，基本上是同类型的人物。所不同的是“破脚骨”生活的时间更早一些，而且是在南方的乡间小镇，性格更泼辣，特色更鲜明。如果说“吃白相饭的”更多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城市中失业流浪者的消极特点，“破脚骨”则主要是代表了封建社会崩溃时破落户子弟穷途末路时的无聊心态。他们都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产物，是生活在不正常的社会时代的一种畸形的阶层和人物。
鲁迅写《“吃白相饭”》，是用极简明的语言直白地揭出事物的矛盾——人们居然用十分正常的眼光去看十分不正常的人物，视奇怪为不奇怪，视不合理为合理，这完全是一种杂文写法。周作人写《“破脚骨”》当然也用了这种写法（杂文原是散文的一种文体）。如说有人把“流氓文学”译成“盗贼文学”，把流氓的性质和劣迹说严重了；此用意正好和鲁迅相反，不像鲁迅说的把不正常的看正常了，而是说把不太严重的说严重了。但从总体看，周作人却更多地用了记述、描写的手法，把“破脚骨”的形象、行为、动作、语言以至精神状态都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
本文在结构上先是解释“破脚骨”这一词语（从方言、官话、古语、外国说法儿方面解释，实可谓生动透辟），继而介绍它的性质、特点、种类以及行为方式（有一般介绍，又有具体例证，亦可谓形象具体），终而发表感想议论（认为“破脚骨”也今非昔比，不如过去那样颇有“仙”“士”“流风”，又说他们虽不大好，却也不到“盗”的程度，颇有独特新鲜见解）。这和鲁迅的《“吃白相饭”》一文的结构不仅是大体相同，真正是“何其相似乃尔”。这倒不一定用“英雄所见略同”来解释，更主要的，恐怕是只有用这样严谨合理的结构法行文，才能把这一类奇怪的社会现象说具体，说清楚，也在读者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追忆没落的故都
如果说《北平的春天》主要是谈天气，这篇《北平的好坏》则是着重谈人情文化。《北平的春天》完全谈天气的恶劣，《北平的好坏》如除了谈京戏的令人厌烦，也谈了其他一些好的方面。把两篇文章对照着谈，可以看到作者对北平这个故都的总印象。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曾说：“从前的散文，写自然就专写自然，写个人就专写个人，一议论到天下国家，就只说古今治乱，国计民生，散文里很少人性及社会性与自然融合在一处的，最多也不过加上一句痛哭流涕长叹息，以示作者的感愤而已；现代的散文就不同了，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里，以抒怀抱。”周作人的这篇散文就正是如此，他写北平的好坏，写气候，写人情，写京戏（这是最具北京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之一），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用自己的眼光、标准来估衡；既谈了自己的经历，又谈到自然和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既可看出他的“自我”，又确写出了北京的一些重要特点——自然和社会的特点。
如果说《北平的春天》开头是写故乡南方的春天的美，若与北平春天的短暂、枯燥、乏味作对照，这篇《北平的好坏》开头，则是以绍兴、南京以及日本的东京等处的一些粗略印象来与北平的深刻印象对照，手法虽是一样，重点和效果却完全不同。作者在简略地说北平的天气好、空气干燥，“于人的身体总当有些益处”之后，立即具体谈了北平的人情好。至于人情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但他却着重谈了“宽容与自由”一点。他由此而借题发挥，对于“狭隘”并因此而产生出的“一切干涉与迫害"，对于“中国人的宿疾”——“外强中干，表面要摆架子，内心却无自信，随时怀着恐怖，看见别人一言一动，便疑心是在骂他或是要危害他”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与此同时，他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中国的上上下下的社会都不扫自己门前的雪，却专管人家屋上的霜，不惜踏碎邻家的瓦或爬坍了墙头”，（中国古训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一般人们也认为今国人的毛病正在这里）则显示了他的独异和深刻。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提到，即关于北京的人情是十分广泛的题目，为什么作者只谈它的“宽容与自由”？而从另一方面说，北京是历史上的政治中心，封建专制势力颇为根深蒂固，鲁迅就曾指出它曾是“明清的帝都，……帝都多官，……文人之在京者近官。” （《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官气本身必然和“宽容与自由”相悖，却与“干涉和迫害”相连。周作人为什么还要强调北京人情中的“宽容与自由”呢？这恐怕只能如此解释：一、北京虽曾为国都，却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由于新思潮的影响和冲击，多少给这个封建势力强大的地方带来了一些活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宽容与自由”空气的生成；二、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周作人对“宽容与自由”特别看重，因而有意无意地加以强调，相对来说就忽视甚或无视与此相反的一面——“干涉与迫害”。这，也正说明了他的思想、性格和感情趋向。
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谈到北平令他不喜欢的东西时，只举出了一样就是京戏，其实，京戏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文艺样式，也受到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喜爱，甚至被人誉为“雅俗共赏的艺术”。但是，五四以来不少新文化运动的宿将却对它抱保留以至否定的态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因为对传统文化缺乏批判继承的观点，认为京戏毫无价值，应予彻底抛弃；有因为个人艺术趣味不同，不愿对之颂扬赞许；有因为对它不熟不懂无法欣赏其艺术性的；而更多是因为觉得它不能给民众带来健康的思想教育和艺术陶冶故有意疏远的。总之，他们说京戏的坏话多，说京戏的好话少。十分有意思的是，鲁迅也很不喜欢京戏。他在《社戏》中就不惜以很大的篇幅写他两次看京戏是如何地难受，并以此来和年幼时看社戏相比较，说明社戏是怎样的享受，看京戏是怎样的遭罪。（周作人在《村里的戏班子》一文中，也写了几乎和鲁迅同样的看社戏的经历，但留给他的印象却完全相反，不像鲁迅沉浸在欢乐之中。）以后，他又多次写文对京戏中男扮女装的旦角表示非议。周作人对京戏的“厌恶”，除了身处戏院的不快感受，还列出了一些理由，即：京戏中升官发财多妻的腐败思想；“虚伪的仪式”和“装腔作势”；高亢刺耳的音调等等。其中有合理的（如对它宣传的封建思想的看法），也有是因为不熟悉，不习惯，以及趣味的不同（如表演程式、音调的看法等），然而，不管怎样，从这里也确可以看出周作人的思想、性格以及艺术趣味的一个重要侧面。
《北平的好坏》全文超过三千三百余字，在周作人一些谈社会生活的随笔性散文中属于篇幅较长者（比较有些说文谈史的散文，则又不算太长）。通篇作品结构上没有什么大起大落，表现手法也并无新鲜奇特之处，给人的总印象是琐细而平淡，有如听一位老者在那里慢条斯理地絮语。但是，你仔细阅读，当会发现作者所叙内容还是相当丰富，文中也随处埋有一些硬核，时不时让读者在平淡中获得一点可以玩昧的东西。譬如他谈北平，突然插进一句说北平“现在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成了边塞”，语焉不详，有意让人去思忖；谈看戏又顺手写上一些“人事变迁”，记述一下当时同去看戏的朋友有的殁于岗位，有的死于军阀刀下，有的则音讯隔绝，不知所终，令人不胜感慨；谈北平许多人家装上无线电，然而声音难听，就笔锋一转，说到“中国接收外来文化往往不善利用，弄得反而丑恶讨厌。”这一些，似乎游离于主题之外，又合情合理地夹在文章之中，不但成为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而反为文章增色添辉，周作人的散文不是以夺目的文彩一下就吸引住读者，却有如一枚橄榄，外形似不太漂亮，嚼之却很有余味，这篇散文就很能说明这一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