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幸运地租到了一间好房子，和一个德国家庭住一块儿。房东劝他找个固定的工作。要找到一份固定的体面工作，就得先学好英语。他于是来到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差事，每天为图书馆工作2小时，换取可以任意借阅图书的便利。每天早上，普利策赶到图书馆，边工作边如饥似渴地读书，上班时间一到，他又赶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去打工。在图书馆，他遇上了一位名叫托马斯的教授。虚心好学的普利策赢得了托马斯的好感，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托马斯日后对普利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868年，普利策当上了律师后，因为没钱设立律师事务所，加上年纪轻轻，又是一口夹生的英语，找他帮助打官司的人望而却步，业务始终不见起色。
一天晚上，图书馆里有两个人在下棋，其中一个正举棋不定，站在身后观看的普利策提醒他说：“别走那一步！”两个人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望着他。其中一个说：“老兄，如果您走那一步，您就输定了。”普利策又站在另一方，拿起棋子走了几步说：“先生，如果您这么对付他，还是会赢的。”两个人看看普利策，又看看棋盘，似乎让这位陌生的年轻人的棋艺给镇住了。当普利策正想离开时，其中一位叫住了他说：“年轻人，我想认识一下你这位棋艺高手，也顺便介绍我的一位好朋友给你，这是艾米尔先生，我叫苏兹。”普利策一听不由伸了伸舌头，他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敢得意扬扬地指导两位名人下棋。在圣路易斯，没人不认识艾米尔和苏兹，尤其是苏兹，他是共和党创始人之一，过去曾帮助林肯竞选总统。苏兹原籍是德国人，担任过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南北战争时曾是少将，现在是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这两个人共同拥有一家圣路易斯《西方邮报》。当苏兹听普利策说曾在林肯骑兵队服过役，便和艾米尔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俩同时想到，这个才满20岁的年轻人，已当过骑兵、打杂工人、律师，见多识广，而且下得一手好棋，这是很少有的。正好《西方邮报》的一名记者不干了，得找个人补缺才行。苏兹和艾米尔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普利策。他俩问普利策愿不愿意当记者；普利策说他当然想当，只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怕胜任不了。他俩勉励他边干边学，说他脑瓜子很灵，不久就能胜任的。普利策上班的第一天，总编辑就派他去采访一桩盗窃案。当他赶到失窃地点时，已经有许多别的报社同行闻风赶到了。普利策不仅详细地进行了采访，还帮助办案人员分析案情。结果，案子很快就侦破了，而普利策也写了一篇精彩的报道。就连对他的能力有很大疑问的总编辑，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小伙子了。接着几个星期，普利策写了许多报道。他之所以一口气能写那么多的报道，是因为他下笔快而且不浪费一分一秒。他领受任务后，大街小巷到处奔忙，他既报道市政府面临的困境，也采写码头工人的打架斗殴，甚至别家报纸只字不提的芝麻小事，他也不放过。他认为报纸是给市民看的，就要报道市民身边的趣闻趣事。如果不是苏兹支持他的观点的话，他这些稿子是发不出来的。他的文章一登出，读者争相传阅，顿时洛阳纸贵，《邮报》销售量直线上升。报社老板苏兹又把普利策调往杰斐逊城，担任报社驻该城特派记者，专门采访州议会开会的消息。他到首府从事政治采访的第一个月中，就已闯入议会的政治核心。由于苏兹先生的熏陶和栽培，普利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苏兹认为这小伙子是新闻方面的奇才，有朝一日会和自己并驾齐驱。果如苏兹所言，1869年12月，普利策通过竞选，当选州议员。进了议会后，他敢仗义执言，尤其对贪官污吏更是大加挞伐，就像在报上发表抨击文章一样。普利策了解到圣路易斯市政当局所收的大笔税款不知去向，就提出一个法案，要求追查。当时就有一些议员极力反对，甚至公然威胁他的人身安全。朋友们也劝普利策别跟这帮有权势的人斗，说他们会要你的命的。但他照样坚持原则，一边在议会里跟他们斗，一边写了一篇篇内幕报道登在《邮报》上。
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被迫进行了追查，并将贪污受贿的官员绳之以法。由于这件事，普利策被州长任命为圣路易斯市的三大警官之一。这一年他才23岁。他从身无分文来到圣路易斯，时间不长，就成了该市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如今的普利策已是个小有资产的人物了。他抽空回了一趟故乡。回到布达佩斯后，他这个衣锦荣归的游子扑向了母亲的怀抱，母子紧紧拥抱着，热泪滚滚而下。9年时间，一个流浪的穷孩子变成了报社的阔老板、一个政府要员，普利策的继父怎么也不能相信。
普利策回到美国后，直奔圣路易斯。在这段时间，他做了一笔生意，赚了不少钱。赚钱的原因是他买下了一家报社，转手又卖给了当时的新闻业巨头麦克拉，净赚了2万美元。圣路易斯的居民不得不承认，普利策同时还是个有生意眼光的人。有一天普利策突然告诉朋友说，他要去首都华盛顿，担任《纽约太阳报》的特派员。他有充分的理由要去华盛顿。当他回欧洲探亲回来时，曾在那里小住几日，并且遇到了一个令他动心的女孩。那女孩名叫凯蒂。普利策到了华盛顿后，渐渐和凯蒂热恋起来。但凯蒂的父母却难以接受普利策，在他们心目中，新闻工作是不值得干一辈子的。普利策下定决心，拼命地工作，希望能够在新闻事业上闯点名堂出来。他深信这个行业同样可以出人头地。1878年6月19日，普利策和凯蒂终于喜结连理。婚后这对年轻夫妇就前往欧洲度蜜月。夫妻俩的生活一直很美满。他们在欧洲游历了10个月后，又回到了圣路易斯。
普利策发现圣路易斯的一家老报——《圣路易斯快报》因经营不善，正打算出售，便以2.5万美元买下《快报》。这样，31岁的普利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报纸。但是这家报纸发行量只有24份。为了改变它的老面孔，普利策把它改名为《圣路易斯快邮报》，他在新报纸头版刊出了发行宗旨——本报除了人民之外，不为任何政党服务；本报不是共和党的发言人，只报道真实的一切；本报不会支持总统或国会，只公平慎重地给予批评；本报将攻击一切罪行及腐败行为……《快邮报》面向广大市民，每日刊登一些和市民息息相关的报道，以及市民喜闻乐见的文章和图画，受到市民喜爱，发行量直线上升。普利策还喜欢刊登一些发人深思及引起议论的文章，像一篇与税收有关的文章就是个例子。它刊登了有钱人和大商人所缴的税额，以及工人和小生意人缴税的资料。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有钱人付的税很少，穷人反而缴得比他们多。这篇文章一见报，不到几小时，报纸就被抢购一空。普利策把最后一张报纸钉在报馆门口的橱窗里，他自己则躲在一旁，静听拥挤的读者对报纸的反应。普利策这样做自然会得罪人。一些大商人恼羞成怒，串联那些逃税大户，撤消了在《快邮报》上的广告。这下子普利策的损失不小，但是他向恶势力挑战的决心并未动摇。普利策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政治的腐败。他曾在《快邮报》上撰稿说：“什么是我们政治生活最大的破坏者？当然是腐败。为什么会造成腐败呢？自然是贪财。谁又是贪财最大的唆使者？
金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诱惑力。有人为它出卖了灵魂，有人为它出卖了肉体，更有人把钱看成万能……”普利策作为发行人兼主编，事务相当繁忙。
事业一天天扩大，非得有个得力助手不可了。他几乎跑遍了全国，终于找到了一位名叫柯克里的人，这个人性格同他相近，很有魄力。普利策于是任命他为主编。这样，普利策可以集中精力当报社的老板。1881年，《快邮报》销路大增，普利策赚了一大笔钱。他拿出一部分利润让员工分享。主编除了高薪，年终还参加分红利。特别勤劳的报童，可以得到金表或银表。每年圣诞节，全体员工都能享受到全鸡大餐。这时候，普利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虽然婚姻、事业都很顺利，可是此时普利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
1882年秋天，正当他和家人准备去加利福尼亚度假的时候，报社出了一桩轰动全市的大事，一个名叫史列贝克的律师被登在报上的一篇对他不利的文章所激怒，就带着枪到报社来滋事，柯克里为了自卫，开枪将他击毙了。
这件案子几乎毁掉了普利策和他的报纸。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聚集在报社大门前，提出威胁要将普利策处以极刑。疯狂的群众甚至把点燃了的火把扔进窗内。普利策认为，不管如何，杀人绝对是坏事，谁干的都一样。西部天天在变，正在由野蛮走向文明，应该靠法制来解决问题。他给这件事弄得焦头烂额。他先让柯克里取保在狱外候审。他自己也率全家到纽约去了。这时的纽约已和他刚从骑兵退伍时大不一样了，已成了一个相当繁华的大都会。为了能在纽约立足，普利策认为还是办报好。于是他买了一家负债累累的《世界报》。1883年5月11日，第一张新《世界报》印出来了，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许多报社的编辑看了都大摇其头：认为这种报纸在纽约是行不通的。
但是它每星期都发表由普利策亲手写的社论。社论说出了劳动者的心声，对纽约的富人显贵发出猛烈的抨击。《世界报》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说出了深刻的道理，很快就赢得了读者。普利策还利用报纸这个阵地，支持格罗弗·克利夫兰参加总统竞选。《世界报》列出四个支持他的理由：1．他是个老实人；2．他是个老实人；3．他是个老实人；4．他是个老实人。后来在短短的几年内，《世界报》成了全美国新闻界的泰斗，它所带来的震撼，使人不得不对它另眼相看。普利策热心于政治，1885年，他在国会代表选举中，以高票当选为纽约市的众议员。可是，妻了凯蒂并不快乐，丈夫越忙，在家陪她和孩子的时间就越少。一天凯蒂跟普利策开玩笑说：“约瑟夫，你整日不归家，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吧？”普利策却点了点头说：“是呀，比你漂亮多了，我也非常喜爱她……”
原来，普利策说的是“自由女神”。他在国会就听说法国人募集了一笔巨款，要塑造一座自由女神像，准备献给美国人民当礼物。这座女神像已塑造好了，正等着装运到美国来。有关人士建议将她安置在罗德岛地势较高的地方，以便让每一个进入纽约港口的人都能看得到，可是国会却迟迟不通过拨款预算。普利策准备筹募一笔款项，使法国人的礼物可以早日运抵纽约。他于是通过《世界报》，呼吁大家捐款。《世界报》的大声疾呼立刻有了反应。1886年10月，当自由女神像在纽约港口矗立时，普利策与各地名流显要，站立于主持仪式的行列中。1887年，普利策为纽约市的一次选举奔忙着，他日夜不停地演说，写文章，策划选举事宜。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有天晚上，主编柯克里走进普利策的办公室，看见他直直地望着自己，两行泪水挂在脸上。原来，普利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的双眼已经瞎了。为了调养身体，普利策和凯蒂开始了一次长期、悠闲的环球旅游，经过了印度、中国及日本。回到美国之后，普利策便筹划盖一座《世界报》新的大厦。他买下的那块地皮，就是当年退伍时身穿旧军服被有钱人看不顺眼，连擦皮鞋的都撵他走开的那座法国旅馆所在地。1890年12月10日，纽约最高的一座大楼——新普利策大厦完工了。这是座20层楼的建筑物，地下室用来做印刷厂，一楼为营业部，二楼至十楼为出租的高档写字楼，十楼以上为《世界报》枢纽中心。镀金的圆形顶楼是普利策的办公室。第十一楼是漂亮的卧室套房，专供加班不能回家的编辑使用。建这座大厦，普利策没有分文债务，这座价值200万美元的大厦完全属于他个人所有。
1911年逝世后，遗嘱中规定：《世界报》永远不得出售。后人遵照他的遗嘱，于1912年捐赠250万美元给哥伦比亚大学，创建美国第二所新闻学院，并从1917年起设立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每年一度颁赠给美国新闻界和文学界在小说、诗歌、传记、历史、戏剧、查尔·新闻采访报道中有卓越贡献的人。
经营奇才法力无限——迈克尔·戴尔
创造了“直线订购、按需分配”的销售模式，这种简化便宜的订制计算机的经销模式，重新定义了信息技术产业。
1965年，戴尔出生在美国休斯敦，父亲是一位牙医，母亲是一个经纪人，父母希望小迈克尔以后能成为一名医生，在美国，这是最正确不过的选择，也是一条光明大道。
1983年，戴尔进入了德克萨斯大学，成为了一名医学预科生。但事实上他只对电脑行业感兴趣，很想大干一场。他从当地的电脑零售商那里以低价买来了一些积压过时的IBM的PC电脑，做起了二手商，并大获成功。
1984年1月2日，戴尔凭着1000美元的创业资本，注册了“戴尔电脑公司”，经营起个人电脑生意，“戴尔电脑”成为第一家根据顾客个人需求组装电脑的公司，而且不经过批量销售电脑的经销商控制系统，直接接触最终用户。
1986年，戴尔年收入已达6000万美元。1987年3月，才22岁的戴尔就被美国学院企业家协会评为1986年度的“青年企业家”，就此在美国商界脱颖而出。
1987年10月，戴尔依靠他过人的胆量和敏锐的感觉，在股市暴跌的情况下大量吃进高盛的股票，第二年他便获利了1800万美元。这一年，他只有23岁，他开始向成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988年，戴尔的名字受到华尔街关注，Dell公司在纳斯达克公开上市，融资3000万美元，市场价值达到8500万美元。
1989年，戴尔收入高达2.5亿美元。随着全球的销售形势越来越好，他又分别在法国、瑞士、爱尔兰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开设了分公司及办事处，并于1991年3月在爱尔兰成立了欧洲制造中心。进入90年代，Dell的发展如同脱缰野马，收入平均年增97%，净利更是达到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