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时楞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强也没见过婆婆对我发火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救场。好一会儿我才说：这是您的家您随便作主，不必跟我说了。接着我便落荒而逃，胡乱买了几件衣服去应付朋友。婆婆的脸阴了几天总算放了晴，我松了一口气，心想，婆婆是把这儿当成她自己的家了。她脸上解放区的天比什么都重要，那劳杂子衣服管它作甚！
时间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婆婆向来轻快的步子蹒跚起来，头发也全白了。但她居然随和多了很少有生气的时候。别人奇怪她怎么能老跟这么个媳妇住在一起，问她：你媳妇下了班都做些什么？婆婆居然乐呵呵地答：没停过。唱呀跳呀看书呀，也做家务活。
说起来婆婆不算老，过世的时候也就82岁。她一直没什么病，总说她最怕病了磨自己又磨人。结果她真的一点不磨人，头天还做饭呢，第二天一早就不行了，有点无疾而终的意思。这算是老天最后一次顺了她的意，但我们心里就特别不好受，怎么就没赶上好好侍侯她几天呢！她说过到了新世纪她就啥也不干了，轮流去几个子女家享清福。想不到在我们家十几年好好的，一说要挪挪窝偏就不行了，这恐怕还是我和婆婆有缘分啊！
莹说到这里眼中又有了泪光，她说她挺想婆婆的。但就是有一点想不通：婆婆对自己和儿子、孙子的生日都记得很清楚，每回没到日子就提醒她作预算，可是从未问过她这个当媳妇的何时过生日，好象她天生不该有生日。这些年来，莹的生日都是地下活动似地，随便编个理由全家人好好吃一顿，强和儿子举杯小声的为她祝福，反正婆婆耳背。有几次强忍不住要问他妈妈，莹不让：“何必呢，说不定婆婆有她的理由。你和儿子记得就行，别惊动老人了。或许婆婆是认为我还没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呢。”
现在婆婆不在了，今年莹的生日可以大张旗鼓地过，可莹说：我倒习惯了，还是婆婆在好。婆婆走了，岂不是我离当婆婆的日子近了。她笑了，笑容里分明有丝丝怀念。
我在农垦的“第一次”
要回第二故乡海南岛了，已经不再年轻的心又像年轻时那样剧烈地跳动；要见久别的农垦“娘家”亲人了，褪尽青春光华的脸又飞起了两朵红云。
从空中俯瞰这个被大海环绕的宝岛，多少往事历历在目。30多年前，我曾经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这里，而离别的时候，我带走的，是人生最难忘的记忆——
我们的命运是一夜之间决定的，别无选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八万多知识青年都是因了这一教导，而浪潮般地涌上这个祖国第二大岛。
第一次踏上海南这片土地，我还是个16岁的小姑娘，哭别母亲的彷徨无助之后，心中又充溢着艰苦创业、实现理想的热血沸腾；一路上先是为大海的浩瀚壮美激动不已，接着又被岛上中线山路的颠簸坎坷、农场房屋的破旧稀疏吓得泪流满面。
许是太年轻了吧，我人生的许多第一次都是在当知青的岁月中经历的：第一次住四面透风的茅草房，第一次坐“吱嘎”作响的木轮牛车；第一次上山“砍芭”（开荒的第一步骤：披荆斩棘，能砍掉的杂草小树都砍掉）、第一次挖橡胶穴，还有我的初吻和初恋，我的第一封情书，都经过椰风海韵的沐浴……然而，印象最深的第一次，是我的名字变成了铅字，清清楚楚地印在了《兵团战士报》上。
那是我到海南的第二年——1970年，大约是6月吧，作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员，我到兵团司令部所在地海口参加兵团第一次文艺会演。听说要从会演的几百名演员中挑选几十人，参加广州军区的文艺会演，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我心里是盼着能入选，也觉得自己还有点儿实力的。
住下不久，带队的领导就布置了一个任务：每个人写一篇参加会演的心得体会，三天后上交。
有人边听边哼哼唧唧，不外乎说离开学校这么久了，拿笔的手改拿了锄头和胶刀，哪还会写文章啊……我却无所谓，甚至还暗暗有点儿兴奋，别的能耐没有，我还就喜欢写东西，“早年”读书时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拿来当范文，在班上宣读，要不是现在上山下乡了，我还想当作家呢。
晚上我在招待所的大房间里就着小床头柜写开了，虽说一个大房间住着几十号人，又都是热爱文艺的豆蔻年华的女子，说呀唱呀，奔来跑去呀，那份热闹不亚于今日少男少女们的派对。可我却全然不觉，专心地写着那份现在看来幼稚无比的心得，在熄灯（规定10点统一关灯）前五分钟，千把字的短文“大功告成”。
第二天我把文章交上去后，就忙着排练、演出了，不知道也无暇关心那些文章要派什么用场，以为就是领导要检查罢了。
一周后会演结束，大家各自回师部听候消息。不久我就接到了去兵团宣传队（后改为农垦文工团）报道的通知，喜滋滋地赶到海口，又无意中得知我的那篇文章，被刊登在《兵团战士报》上了。
我一听就蹦得老高：“真的？”
“真的，我向毛主席保证。”带来消息的知青一本正经地回答。
这句话可是有分量的，我立马信了，心里乐得不行，到处去找这张报纸，却因为过了些日子，我在海口又人生地不熟，一时找不到，弄得我怪沮丧的。好在排练特别紧张，这事也就放在脑后了。
没想到从广州会演回来，我正式调到兵团宣传队以后，居然在一堆旧报纸里翻出了刊登着我的“作品”的那一张，我顾不上满头汗，捧着报纸傻呼呼地把自己的名字看了又看，然后仔仔细细读了两遍文章，这才小心翼翼地叠好，藏进了唯一的皮箱里。其实我当时特别想拿着去给队里的战友们看看，让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快乐，但到底不好意思，就自个儿偷着乐了好久。在那个没法再进学校读书的年代里，这件事也激励了我，从此写信写诗写日记更勤了。有时也想给《兵团战士报》（后改为《海南农垦报》）投稿，又有些胆怯，就放下了。
后来离开了海南，离开了农垦文工团，到广州后考进了广东电视台，写作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作家的梦早圆了，至今已经发表了两百多万字的作品，出版了六本散文集，每每想起，都忘不了头一次发表作品的喜悦，对《海南农垦报》也就怀着一股别样的感情。
这次应“娘家”的邀请，回来共同庆祝海南农垦局成立55周年，心中自然欢喜。出发的头天晚上，我正忙着准备行李，接到了《海南农垦报》文艺副刊部主任潘毅敏的电话，虽素昧平生，却有“娘家人”的亲切。他问我什么时候到海口，想采访一下我这个同行，还嘱我抵达海口后给他一个电话，我答应了。
谁知道一下飞机，我们就开始“封闭式”排练，准备第二天参加晚会演出，第三天又去种树，探望病中的知青战友，时间排得满满的，我就没给潘先生去电话，心下奇怪怎么他也没和我联系，于是想着第四天有点空，再联络他，还留了一本书送给他。
第四天早上数次打潘先生的电话，都关机了。终于挂通时，又没人接；发短信，没回音。心中过意不去，再打，总算通上了话，这才知道首先是我犯了个“错误”——
我原先那部手机有些小毛病，最近买了部新的，回海南时嫌麻烦，就没带新手机。偏偏潘先生只知道我的新手机号，打来打去倒是通，就是没人接，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归结于“宋晓琪你说话不算数，你摆什么架子，你以为你是谁！”罢罢罢，不采访也罢，只是这样的人，哪像我们农垦的知青呀！
听潘先生这一说缘由，我连连道歉，赶紧力邀潘先生和我们几个知青朋友共进午餐，也好当面作个解释，何况有书为证。他原本正在加班写稿，还是来了。巧的是，他也带着一本送给我的大作。还亏得在座的知青朋友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了解我没什么值得摆架子，又还没学会怎么摆架子，都乐意为我说说话，到后来潘先生和大家相谈甚欢。以至于我们有点儿奇怪：比较年轻的潘先生没当过知青，怎么和知青沟通得这么好？
再想想也就明白了：漫说潘先生当过兵，又在农垦系统工作，容易理解我们当时的生活和奋斗，只要看看这次回“娘家”，那么多农垦的新一代对知青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激，我们就可以知道，历史是不会割断的，时间会公正地作出评价，“娘家人”始终没把我们当外人。即使潘先生不是记者，不是作家，单凭着我也曾经是农垦人，就没有沟通不了的事情。
岁月无情，岁月也留痕。我那篇第一次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的文章，被我珍藏至今；而那段在第二故乡海南农垦度过的青春年华，更是永远珍藏在我的心灵深处，日久弥新。
“安哥拉兔”和“安哥拉鬼”
世界上有个国家叫安哥拉，我是很小就知道了。那时我还没有学地理，对地球上的一百多个国家所知不多，之所以晓得安哥拉，全靠他们那儿的兔子好，据说个儿大毛儿长肉儿鲜，这是上数学课时老师说的。我们对老师的话向来深信不疑，边听他推介安哥拉兔就不免边吞口水，心里展开充分的想象，既希望那遥远的非洲兔儿能成为我的朋友，又希望有一件毛茸茸软绵绵的兔毛衣服，更希望狠下心来吃一顿安哥拉兔肉——那毕竟是一个缺肉少油的年代。
说句老实话，我也不晓得那兔儿是怎么到咱中国来的，但既然叫这么个名儿，想必原产地在安哥拉无疑。后来知道了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地广人稀，有平原有丘陵有高原，兔子繁殖和生长的地方很多。难怪我们数学书上的应用题结合实际，常常让我们计算安哥拉兔加啊减啊之后等于多少，我们也就常常可以插上想象的翅膀，计算之余任意安排那些安哥拉兔的去向。
但我始终没有机会和安哥拉兔结识，家中养过几只小白兔，都是纯中国兔血统，虽说也很可爱，与想象中的安哥拉兔，还是有差距。
后来我就下乡了，一去九年，没见过安哥拉兔。想不到回城多年，却又让我听到了一个有关安哥拉兔的故事。
当年说是知识青年下农村接受再教育，其实去的人之中有一些压根儿算不上有文化，大凡十几二十岁又没工作的城镇男女，一概是要走的。在八兄妹中排行老六的细毛，家穷，十岁才上学，读了三年，成绩总在班上的后五名徘徊，就索性不读了，到街道办的小厂做临工糊火柴盒，那会儿也属于要下农村的对象，居委会把他的工作停了，天天上门动员，家里一堆等着开饭的孩子，当工人的父母唯有同意让十五岁的细毛远赴湘南。
细毛块头大，在农村挣工分勉强有三餐饭吃，每天只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这么过了一年。忽一日大队的小学要增加一名数学老师，几十个知识青年翘首盼望这份幸运落到自己头上，只有细毛不想，反正想也没用。
结果让人们大跌眼镜，偏偏就是细毛中选，即刻到学校报到。
细毛急了，找到大队书记结结巴巴说：我不行，我没文化。书记斩钉截铁地回答：知识青年没文化谁有文化？你是工人的后代，和贫下中农感情深，干活又踏实，就是你了。
三天后细毛成了数学老师，教加减法，也就对付了。
有一天讲应用题，事先是备了课的，上了讲台胸有成竹：“同学们听好，5只安哥拉鬼，加3只安哥拉鬼，一共多少个鬼？”——细毛把“兔”认作“鬼”了。
课室里鸦雀无声，细毛便耐着性子重复了一遍。
终于举起了一只小手，看细毛点了头，就站起来怯怯地问：“老师，世界上不是没有鬼吗？”
细毛不耐烦了：“我们是新中国，解放了，当然没有鬼，可那是安哥拉，书上说了，是安哥拉鬼！”
全体学生恍然大悟，很快算出来了，有8个安哥拉鬼。
事情传到大队书记耳朵里，书记皱着眉头一想，报上不也常说“安哥拉人民解放阵线”如何战斗吗？看来那里确实有鬼，剥削者侵略者也是鬼嘛。虽说细毛“兔”“鬼”不分，政治觉悟还是高的。
于是细毛继续教书，直到招工回城。后来他的女儿出生，自然没遇见她爹这样的老师，一路升上了大学。
如今，还有没有重用细毛的书记，还有没有“兔”“鬼”不分的细毛？安哥拉兔再不会无辜遭罪沦为鬼了吧！
一场特殊的演出
那时我们似乎没有“花季”的说法，按领袖的教导，我们自称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自豪里隐藏着几分迷茫，狂热中难免有一丝忧郁。
书是读不成了，大学梦早已撕得粉碎。我跟着一帮哥哥姐姐，从故乡长沙远赴海南岛军垦农场，那年我16岁。
幸运的我很快调到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队，这让农场所有的知识青年同伴们羡慕非常。后来的日子便是每日挥汗如雨，练功排练。待到排好了一台节目，就马不停蹄地下农场巡回演出，有时一去几个月。
演出日复一日，没完没了。
那天我们来到海南岛东部的一个农场，照例是装台（在露天舞台上搭架子，装幕布，安灯架等）、化妆、演出。那时的文娱生活特单调，全国人民来回看八个样板戏，没有电视，电影也很少，我们下农场演出，简直成了全场员工的节日。他们拖儿带女，步行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来看戏，四邻八乡的农民也都来凑热闹，下乡知识青年多是单身汉，看节目自然最积极。一个大操场人头济济，少说也有几千人。
那天演出挺顺利。晚上十点多钟，当我们卸下大幕，收拾好道具，正准备关最后一盏灯时，队长突然发现空荡荡的操场上，有一个女孩正急匆匆地走向舞台。
也许是走了长路，有些气喘，身上的衬衣湿透了，一缕刘海也湿淋淋地贴在前额。她显然很疲惫，但那双好看的大眼睛却满是渴望：“你们演出完了吗？”
“是的。”队长回答。
“不再演了？”女孩的声音有些颤抖。
“明天我们去50公里外的另一个农场演出。”
女孩一下子跌坐在操场上，眼睛里溢满了泪水。我连忙跳下舞台，把她扶了起来：“你怎么啦？”
同伴们也围了上来，把哽咽得不能成声的女孩带到后台坐下。好一会儿女孩才缓过气来，她说她是海口市的知识青年，分配在这个农场最偏远的连队，离场部足足有20公里山路。由于路远，三年多了，她没有看过一次电影一场演出。今天她按质按量完成了挖20个橡胶穴的生产任务，下工后洗了个澡就匆匆赶路。找不到同伴，她也没有动摇，因为太想看戏了。谁知道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
我们的目光刷地一下都盯住了队长，几个女孩儿眼圈有些发红。“快，立即撤回招待所。”见我们惊异的样子，当过兵的队长一挥手，“还愣着干什么！准备今晚的第二场演出，在招待所门前的空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