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东汉中期的清议之风，在东汉末年为清谈之风所取代。清谈本来是乡里对士人的舆论品评，它以名教为准则，对社会进行干预。东汉末年，党锢祸起，朝政败坏，许多知趣士人收敛起“上议朝政，下讥卿士”的锋芒《后汉记·桓帝延熹九年》。，向往起明哲保身的名士风流，于是以谈玄为主要内容，以祖尚浮虚为特征的清谈之风悄然而起。到魏晋时期，清谈已成为当时士人所普遍崇尚的社会风气，成为“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谈一般分主宾两方，一述一诘，述称为“通”，诘称为“难”。有的高士则常自为宾主，反复论诘，使论点深入，以炫耀自己的风采。如《世说新语·文学》载曰：“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否？’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清谈时，谈士们盛服华饰，手挥塵尾，姿态闲雅，望之若神仙中人。《世说新语·文学》载孙安国与殷中军的清谈场景曰：“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闲，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事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真是一派名士风度。
西晋时、王衍，乐广等人以善谈而擅名一时。乐广“性冲约，有远识，寡嗜欲，与物无竞。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被世人称为“人之水镜，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睹青天也”《晋书·乐广传》。所谈的范围已比魏时有所扩大，据《世说新语》所载，某次在洛水之滨的清谈，其论题已涉及名理，《史》、《汉》、延陵、子房等。《世说新语》卷上《言语第二》。可以看出历史和人生都是清谈的内容，而从所提到的延陵生、张良等历史人物看，清谈所反映的还是明哲保身，隐逸避世的意趣。东晋南朝时一些高僧也加入清谈之列，《世说新语·文学》就载有江南僧人僧音与王苟子在瓦官寺清谈的场面。这时其谈论的题材也就更为广泛，据《陈书·马框传》记载，马枢与萧纶等清谈时，《周易》、《老子》、《维摩》皆为题材，儒、道、佛“数家学者，各起问端”。可见内容之广，南朝晚期，清谈之风已减，虽有一二高士欲重振玄风，但未见有效。
放情于山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士所崇尚的又一风气。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有时登山临水，经日忘归；而且他游览山水的方式十分独特，常常率意独驾，不由经路，直至不通车之处，而痛哭而返。西晋名将羊祜，亦喜山水，曾多次登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晋书·羊祜传》。东晋时，士人放情于山水之风尤盛。谢安寓居会稽时，出则游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朝廷多次征召，皆辞疾不出。王羲之辞官后，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游遍东中诸郡所有名山，又泛舟于沧海，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陶潜则更是自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在自然山水中寻找精神寄托，以求得真实的自我。
此外，服散和酗酒之风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士中盛行，本书另有专款叙述，此不赘语。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武士来说，所崇尚的则是豪侠之风。爱行侠义最典型的两晋之际的祖逖。《晋书·祖逖传》载曰：“逖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散谷帛以周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宾客、义徒，皆暴杰勇士，逖遇之如子弟。”如遇宾客、义徒因故被官吏逮捕，祖逖就想方设法去解救他们。在战乱不断，社会动荡的年代里，慷慨轻财、周济贫困、遇下人如子弟、见危难相救等侠义行为是颇能笼络人心的。祖逖原居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西晋亡后率乡党宗族南迁，后又以其乡党、宗族为核心聚集的精兵，抗击后赵，这与他平时的豪侠之风是分不开的。又如东魏时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高乾家族，父高翼“豪侠有风神，为州里所宗敬”；弟高昂“招致剑客，家资倾近”，因而“乡闾畏之，无敢违忤”；高乾则“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结交。”由于高乾家族以“豪侠立名”，因此周围聚集有一大批“率性豪侠”的追随者，后来成了北齐神武帝高欢的重要兵力。《北史·高允传》。赵郡伯（今河北隆尧尧山镇）人李元忠向以侠义闻于世。当他得知家族中有人在乡里放债求利时，就将那些债券烧掉，因此深得乡人敬重。当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戌，还经南赵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绢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杀五羊以食之。遣奴为导，曰：‘若逢贼，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贼皆舍避。”《北史·李灵传附元忠传》。说明，在当时，侠义之举颇得人望，连盗贼也敬重之，因而成为人们一时崇尚的风尚。
3.妇女风气开放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在社会生活中，妇女地位比秦汉要高，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比较自由和活跃。三国魏时，“妇女与宴会”的事例，史籍多有记载，如《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附吴质注引《质别传》曰：魏文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三国志·魏志·刘祯传》注引《典略》曰：曹丕为太子时，“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三国志·魏志·卫臻传》曰：“夏侯惇为陈留太守，举臻计吏，命妇出宴，臻以为末世之俗，非礼之正。”按照旧礼仪，“妇人不与宴会”，卫臻“非礼之正”的指责是有根据的，但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中，妇女参与交际，已成为一种时尚。两晋时这种风尚依然流行，晋代名士阮藉就曾与“邻家妇”一起饮酒，《世说新语·任诞篇》曰：“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坊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云，伺察，终无他意。”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妇女不但参与宴会，而且广泛参加其他社会活动，葛洪《抱朴子·疾谬》曰：“而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之务，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士从，暐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盃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
除在社交方面比较自由和活跃外，魏晋南北朝妇女在爱情与婚姻观念上也表现得比较开放。在此一时期，热烈追求爱情与婚姻自由的妇女不乏其人，据《晋书·贾充传》所载，贾充次女贾午爱慕韩寿，即与之私通，贾充觉察后，便顺水推舟，把贾午嫁给了韩寿。位极三公之尊的贾充，在女儿婚姻问题上能如此开明，可见当时社会爱情、婚姻观念之放达。婚姻观念的放达，使得社会上寡妇自由改嫁习俗风行，即使皇位极至尊的帝王，也不以寡妇改嫁为耻。魏文帝曹丕娶的甄后原是袁熙之妻，蜀主刘备的穆皇后吴氏本为刘瑁遗孀，孙吴大帝孙权的夫人徐氏是陆尚的嫠妇。东晋时，简文帝司马昱母郑太后曾嫁田氏并生有一子。公主再嫁者则屡见不鲜。至于普通百姓，妇女改嫁更是寻常之事。焦仲卿妻刘兰芝被休后，太守、县令都派人作媒为子弟议婚，足见当时平民社会也不歧视女子再嫁。所以西晋时竟有以自杀来劝勉儿媳再婚的婆婆。东晋时范宁曾在给孝武帝的上疏中称：“鳏寡不敢妻娶，岂不怨给人鬼，感伤和气。”可见，当时社会对寡妇再嫁是抱鼓励的态度的。《中华文明史》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68页。
当时的妇女，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家庭中地位也是比较高的。《世说新语·排调》曰：“王浑与妇钟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儿故可不啻如此’。”武子即王浑儿子、参军即王浑弟王纶。钟氏竟敢当着丈夫面以配小叔子的事来调侃，足见当时妇女在家庭中之地位。在北方，更有女子当家作主的，《颜氏家训·治家篇》曰：“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河北人士，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
七、社会陋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其社会变迁大而常有出世之风范，叛古任性，权贵斗富，酗酒服散、置男宠面首等皆成为此期社会之陋俗，并往往影响其它风俗习惯。
1.竞奢斗富
因奢侈而至斗富，是魏晋的一种时尚。《晋书·石崇传》载曰：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疱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贻沃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为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如恺比者甚众，恺恍然自失矣。”衣食住行，皆争奇斗艳。《晋书·任恺传》载曰：“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尽四方珍馔，恺乃逾之，一食万钱，犹云元可下箸处。”《世说新语·汰侈篇》载曰：“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属无不毕备。”竞奢斗富之俗至北魏时仍然不绝，时“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竟”；而河间王元琛尤为豪富，琛曾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过我！”《洛阳伽蓝记》卷四《法玄寺》。其有过而无不及。此风施及民间，亦相仿效。时傅咸曾上书：“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晋书·傅咸传》。
2.酗酒服散
魏晋时士大夫阶层酗酒服散成风，成为当时社会奇特之时尚。
酗酒之事，《世说新语》记载颇多，《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曰：“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饮，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又载：“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供酒肉于神前，请伶自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而时人饮酒多有重于身后名或现世职者，如张季鹰曾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茂世则曰：“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游泳）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因此“尝饮酒废职”者不乏其人。当时的酗酒之风也极大地影响到庶民阶层。《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曰：庾冰逢苏峻乱，单身逃亡，为一郡卒所救，后“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可知庶民也相袭酗酒，蔚为时尚大观。
另外，服五石散也为魏晋时士大夫所崇尚，并成风气。食散之习据传自魏尚书何晏始，后遍及士大夫，甚至皇帝。《哀帝纪》言帝“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几。”服散本为强身健体，而服食之后，药性发作，却极为痛苦。《南史·张邵传附徐嗣伯传》载曰：“时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无益，更患冷，夏日当复衣。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挟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求止。嗣伯遣人执杖防阁，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食，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斗，病都差（瘥）。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裤衫，体更肥壮。”因散毒发作而至狂乱，俗称“石发”。石发时，往往无法拘从礼仪，时人或谓放达，竞相效慕，则成时尚甚至有假作者。侯白《启颜录》曰：“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因众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乃发？’曰：‘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乃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石发者。”《太平广记》卷二四七《魏市人》引。可见服散者本起自王公大臣士大夫，但流风所及，普通市民也以服散为时尚。“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石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鲁迅：《魏晋风俗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己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可知此风影响甚远。
3.男宠与面首
男宠就是同性恋，在秦汉就不是新鲜事。魏晋南北朝时，男宠与当时的酌酒服散一样，成为士大夫变态心理的一种写照。《晋书·五行志》载曰：“自咸宁太康（275～289年）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效，或至夫妇离绝，多生怨旷。”《晋书·苻坚载记》载曰：苻坚不仅对慕容冲姐清河公主“宠冠后庭”，而且对十二岁的慕容冲也有龙阳之姿，姐弟专宠。因此，当时长安有歌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直到王猛切谏，才结束了这种荒唐的事。同书《石季龙载记》也曰，石季龙聘将军郭崇妹，季龙惑优童郑樱桃，杀郭氏；更纳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谮而杀之。则男宠胜于女色。南北朝时，此风尤盛。《南史·王僧达传》载曰：王僧达“族子确，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相款，甚昵。”同书《梁宗室传长沙宣武王传》也载，长沙宣武王弟子韶，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南朝如此，北朝也不逊色。《魏书·汝南王悦传》载曰：“悦妃阎氏生一子，不见礼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与悦游，令服仙药松术之属，又好男色，绝房中，轻忿妃妾，至加挞楚。”则更为变态。《北史·卢鲁元传》也载，鲁元少子内，给侍东宫，景穆深昵之，常与卧起，同衣食。甚至，许散愁以不上娈童之床而自视清高。史载：“散愁曾自曰：‘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朋膺简册，不知老之将至。’”《北史·废帝殷本纪》。可见当时登娈童之床的男宠之风非常盛行。
男人如此，女人也竞相仿效，则是设置面首。史书记载，时权贵妇人放荡不亚于男子。《南史·齐文安王皇后传》载曰：“郁林即位，尊为皇太后，称宣德宫。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其实，山阴公主已有前例。《宋书·前废帝纪》载曰：“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身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