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葬风俗引起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十分严重。《潜夫论·浮侈篇》曰：“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务本篇》指出：这种“约生以待终”的风气，实为“乱悌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崔寔《政论》曰：“念亲将终无以奉遗，乃约其供养，豫修亡设之备，老亲之饥寒，以事淫佚之华称，竭家尽业，甘心而不恨。”尽管如此，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厚葬是儒家孝道观念的体现，即便是倾家荡产，也心甘情愿。《盐铁论·散不足》载曰：世人“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以致发屋卖业”。秦汉之际未发迹时的韩信，“家贫，母死无以葬，乃营高燥地，傍可置万家者，以为冢”《汉书·韩信传》。“乌程吴逵……亲属皆尽，存者唯逵夫妻而已。家徒四壁，昼则佣赁，夜还烧砖伐木。……夫妻勤苦，期年中成七墓十三棺。邻里嘉其义，葬日悉出助之”转引自《太平御览》。厚葬成为孝悌的主要标志。
然而，终观秦汉四百余年，厚葬之俗主要还是流行于王室贵族及官宦阶层，普通劳动者虽欲厚葬行孝，却因财力所限，只得草草埋葬而已。《汉书·贡禹传》记贡禹言云：‘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后汉书·独行传》记周嘉从弟畅为河南尹时，曾收葬洛城旁客尸骸骨凡万余人，连薄葬都不可能。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厚葬最为盛行的时代，但在厚葬风气盛行的同时，薄葬之风也刮了起来。据《汉书·杨王孙传》载曰：杨王孙“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其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力主薄葬。
东汉王充，认为“死人无知，厚葬无益”，“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力主“薄葬省财之教可立也”。此外，西汉的刘向、张临、朱云、龚胜，东汉的王符、祭遵、王堂、樊宏、梁商、羊续、郑玄、何熙、马融、卢植、范冉、曹操等，都力主薄葬，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对于当时社会来说，起了一定的移风易俗的榜样和示范作用，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薄葬风俗的流行，奠定了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的基础。
3.墓室重装饰
秦汉王室、贵族及官宦的墓葬对墓室的装饰极为讲究，装饰的主要形式是壁画墓、画像石墓和画像砖墓。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中指出：“坟墓、神庙、桥梁之有石刻画像的装饰，乃系由摹仿宫室的装饰而来，这个道理，正如殉葬的冥器，系摹仿活人的日用器皿而来，是一样的。”一语道出了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的宗教信仰的意义。
壁画墓首先发现于西汉晚期洛阳地区的两座空心砖墓室中，其中一座墓主人叫卜千秋。《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绘制的部位主要在门额和主室的顶部、中间隔墙及后室后壁上。一般是先在砖面上平涂一层白粉，然后再予彩绘。壁画展示了这样的内容：乘三头凤鸟，捧三足金乌的女墓主和乘龙持弓的男墓主在持节仙翁导引和各种神兽的簇拥下，飘然升仙。头绾双髻的仙女拱手下跪作迎接状，其侧还有口内含草的仙兔和蟾蜍，有人身蛇尾的女娲和手持节、身披羽沙的方士等。墓门内的上额，画着人首鸟身的仙人王子齐立于山顶，作展翅欲飞之状，整个画面显示的是墓主死后升仙的场景。这与著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的导引升仙图所表现的主题是一样的。
望都一号东汉墓壁画也表现了类似的主题。该墓有前、中、后室和耳室，壁画集中在前室四壁和通往中室的甬道壁面及券顶上。前室可能是描绘墓主人间的生活情景，有文武官吏二十五人，文官穿袍戴冠，拥笏躬身；武官短衣着鞋，持杖挺立，他们可能都是墓主的下属官吏。且有祥瑞图，通往中室的甬道券顶上画有六气、神鸟、神兽腾驰其间，象征仙界。意谓墓主死后升仙。汉代的神仙思想十分活跃，羽登仙成为时尚。但死毕竟是不可抗拒的。于是人们又想念死后也可以通过修炼升仙。
从西汉末年开始，还新兴一种石室墓，到东汉更为盛行。墓室由许多整齐的石块筑成，石块上雕刻着各种画像，所以称为“画像石墓”（图31）。一座画像石墓，从设计开始，中间经过石料的采制、运输、绘画、雕凿到建成墓，各个环节的要求都很高，费时费工又费财物；建成后的坚固性、画面保持的耐久性，都是其它各类墓所不能及的。这种墓最能满足那些贵戚、宠臣、大地主、大商贾们厚葬的欲望。
1954年发掘的沂南汉代画像石墓，墓内有一幅画像是刻绘墓主的住宅，而墓室的布局正和画像中的宅院一致。画像的题材十分广泛，但主要是表现地主官僚阶级的生活和事迹。沂南汉墓的主人，生前大概是一位将军，所以在墓门的上方以最显著的位置雕刻着一幅精致的攻战图：一队占优势的汉朝步兵，正在战胜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和步兵，而墓主则乘车在隈后督战，以表示这是他生前最值得纪念和宣扬的重要事迹。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90页。
这座石墓中还有一幅巨型画像，描绘是精彩的杂技表演：一人额顶十字长竿，上有三孩倒悬翻转表演。还有磬、钟、建鼓、琴、琐、排箫等多种乐器演奏，还有“走索”、“鱼龙曼延”、“弄丸弄剑”、“马戏”和“戏车”等杂技表演。
四川等地的东汉砖室墓，往往在墓室的砖壁上另嵌一种“画像砖”作为装饰，故称“画像砖墓”。画像内容与画像石大同小异，如宴饮、游猎、车马出行等，但以表现现实生活为主，四川境内发现的与农业和手工艺业生产有关的内容就十分著名，如收获图、桑园图、采芋图、采莲图、舂米图、酿酒图、耕作图等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装饰内容。这种画像砖是成批制作的，所以常常可以在几个不同地方的墓中发现完全相同的砖。因此，画像的内容并不是直接与墓主人有关的。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
汉代墓葬使用画像石、画像砖和墓壁画之俗所表现的文化意义，与汉时秦汉社会所流行的墓葬尚豪侈的习俗意义是一致的。
4.重视守冢和墓祭
与汉人灵魂不灭观念和厚葬之风相适应的便是时人重视守冢和墓祭之风的流行。
守冢在汉代已成习俗，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下令二十家为始皇帝守冢，各派十家为楚王陈胜、魏安釐王，齐愍王守冢。至于西汉诸帝陵，不仅迁徙山东豪强于陵旁，置县，而且设置陵令、属官、寝宙令、园长、门吏等官职，负责管理陵园，岁时祭祀。如汉武帝的茂陵，据《汉官仪》记载，就有五千人为其守陵、浇树、扫除，并“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另外还有数千名年青貌美的女子留在陵中，让她们侍奉他“灵魂”的日常起居。
汉代还始兴墓祭，这是汉代陵寝制度较之以前的一个重要变化。当时世俗认为“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古礼庙祭，今俗墓祀”《论衡·四讳篇》。“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于陵墓”清·顾炎武：《日知录》。
为便于墓祭，从西汉中期开始，在墓前建立祠堂。祠堂又称享堂，是用来祭祀死者的，其作用与供死者灵魂日常起居的寝不同。祠堂内设有祭台，上置神座，但只在特定的祭祀之日用馨香降神的方法招致死者的灵魂享受供品。东汉时随着墓祭习俗的形成，墓前建祠堂的现象相当普遍。一些强宗大族把墓祭当作团结族众的一种手段，十分重视本族墓地的祠堂建筑。祠堂中除了祭祀的场所外，还有供上墓族人休息和祭后宴饮的地方，往往建成有几进房屋的大院落。据文献记载，汉司隶校尉鲁峻冢，“冢前有石祠、石庙”；汉荆州刺史李刚墓“有石阙、祠堂、石室三间，椽架高丈余，镂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水经注·济水》。
东汉明帝时，开始举行上陵礼，由明帝率公卿百官和各郡上计吏“特祭于陵”，向光武帝的神坐举行朝拜和祭祀，由此确立了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寝的功能也由供墓主灵魂日常生活变为供朝拜和祭祀，因此，陵寝的建筑也开始扩大和改造。东汉时陵墓前建筑有寝殿或石殿以及悬挂大钟的钟，专为朝拜祭祀之用，此外还造有供墓主灵魂游乐的便殿以及供墓主灵魂起居饮食的寝宫。据《后汉书·礼仪志》注引谢承《后汉书》记载，建宁五年（172年）正月，灵帝上原陵，蔡邕为司徒椽，参加了上陵朝拜和祭祀典礼，他感慨万端，对同坐说：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或以为可有可无之事，今天亲自参加了这个仪式，方知孝明皇帝创建这个礼仪，在于重伦理，以孝治天下。
汉代墓祭时禁止刑徒参加。习俗以为墓室是先人阴宅，灵魂凭依所在，受过刑的人去祭墓，会有损祖先之德。《论衡·四讳篇》。
陵墓既为死者灵魂居住之所，就需要树立“门”牌，这样也能给墓祭带来便利，从西汉末年开始，有人把石制的碑立在墓前，既不埋于墓中，也不在下葬后撤除，而且在石碑上刻下墓主的官爵姓名，就成了墓碑。早期的墓碑上部仍有穿，顶端或作方尖形，称圭首；或作圆弧形，刻上云气图案，称晕首。东汉时墓前立碑蔚成风气，许多墓碑除刻有墓主官爵姓名外，还刻上介绍墓主家世生平事迹并加以颂扬的长篇文字，碑阴则详列立碑人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