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MoojanMomen,AnIntroductiontoShi"iIslam,p.253.
巴列维国王同宗教界关系的第二阶段大致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一阶段中,在新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压力下,巴列维国王任命亲美的贵族阿明尼为首相,宣布实行更彻底的改革。1963年1月,巴列维国王提出以土改为核心,包括森林、牧场国有化,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筹措土改基金,工人参加企业分红,修改选举法给予男女平等的选举权,成立农村扫盲队等六点内容的“白色革命”纲领。随着这一计划的推行,政府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政权的专制权力,其政策也一步步走向世俗化。宗教界与王权的矛盾不断加深,并且逐步激化。而在什叶派宗教人士内部,此时适逢布鲁杰迪去世,伊朗国内一时无人接替其最高宗教领袖位置,只得由客居伊拉克的另一宗教领袖穆赫辛·哈齐姆(MuhsinHakīm)代替。哈齐姆是阿拉伯人,又远在国外,不了解伊朗国情,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但核心人物的欠缺也有利于地方宗教势力的发展,强化乌勒玛的政治影响。伊朗宗教界逐渐分裂为三派:保守派支持已故阿亚图拉布鲁杰迪的温和路线,反对介入政治,但他们也反对土地改革,认为土改会侵害到伊斯兰教法保护的私有财产。中庸派不赞成完全脱离政治,但他们力量较弱,只能在文教和社会生活领域发挥一定的作用。激进派主要是在什叶派圣城库姆,其代表人物便是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Khomeini)。从霍梅尼的经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激进派的宗教人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与政府对抗的道路,直至革命。
霍梅尼1920年生于德黑兰西南约300公里的小镇霍梅因。他的外祖父是知名的宗教学者穆智台希德,祖父和父亲也都是宗教学者,家境良好。但是,可能由于其家族与当地另外一个著名家族的斗争,在他出生四个月后,父亲遭人暗算去世。他的母亲个性坚强、不屈不挠,历时三年前往德黑兰申诉,终于使其中一个杀人凶手被绳之以法。①在霍梅尼15岁时,他的母亲去世。霍梅尼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必然走上宗教学者之路。他早年在家乡接受教育,18岁时前往临近城镇跟随阿亚图拉哈依里学习。哈依里是当时什叶派世界的几个玛尔加·塔格里德之一。一年后哈依里前往圣城库姆,振兴当地一座面临衰败的宗教学校,霍梅尼跟随前往,在1937年哈依里去世之前,霍梅尼一直跟随左右。30年代早期他本人也成为这所宗教学校的教师。1929年,霍梅尼娶了德黑兰一位宗教学者的女儿为妻,并且终身只娶了这一位妻子。他们生育了七个孩子,其中两男三女长大成人。他的女儿分别嫁到了宗教学者和巴扎商人的家庭。儿子则一直跟随父亲,是他的得力助手。长子1977年跟随父亲在纳杰夫时突然去世,有传言说是被国王的秘密警察萨瓦克所暗杀。次子阿赫迈德一直致力于搜集整理出版父亲的著作,后于1995年去世。哈依里去世之后,霍梅尼的第一任导师布鲁杰迪声望日高,成为效仿源泉。霍梅尼接受他的领导,一直到1961年他去世。有趣的是,他的两位导师都是不主张直接参与政治的保守宗教学者,都接纳当时巴列维王朝的政权。布鲁杰迪去世之后,伊朗国内没有合适人选接替。霍梅尼的学生门徒力促他出版自己关于宗教事务的一系列意见,这样就间接地宣布了他可以作为领袖和权威的资格。不过,霍梅尼的声望不是依靠这样技术性的程序获得的,而是因为他敢于直接与巴列维的统治相对抗,而这在当时还没有多少人敢于去做。
①ErvandAbrahamian,Khomeinism:EssaysontheIslamicRepublic,p.6,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141100
1941年巴列维国王继位后不久,霍梅尼出版了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被揭露的秘密》(KaShfa15ASrar),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本带有政治色彩的著作,代表着他对伊朗政治的深切关怀。这本书是对当时出版的另外一本世俗导向的著作的反击,目的在于维护什叶派信仰和宗教学者阶层。但是,书中一部分内容是政治性的。在书中,霍梅尼对礼萨汗的政策进行攻击,指出真正世俗政治的模式只能是“真主的统治”,真主的律法从“各个国家最普遍的问题,到一个人家庭中最具体的问题”无所不包。①他还对《古兰经》中的经文“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如果你们为一件事而争执,你们应当使那件事归真主和使者[判决]”(4:59)进行了更为积极的解释。他说:
①AzarTabari,“TheRoleoftheclergyinModernIranianPolitics”,inNikkiR.Keddie,ed.,ReligionandPoliticsinIran:Shi"ismfromQuietismtoRevolution,p.61,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3.
“现在让我们用真主赐予我们的理性进行判断:真主派伊斯兰教的先知带来众多的神圣律法,本着认主独一和正义的信仰建立了真主的统治……这同样一个真主还会允许我们遵从阿塔图克(指现代土耳其的开国者凯末尔)吗?此人实行政教分离,迫害信仰者,欺压人民,支持道德败坏、反对真主的宗教。而且,真主还会命我们遵从尽一切可能消灭伊斯兰教的(礼萨)巴列维吗?”②
②AzarTabari,TheRoleoftheclergyinModernIranianPolitics,p62.
不过,在这本书中,霍梅尼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主张由教法学家进行统治。他说,“我们并不是说,国王、大臣、士兵、清洁工都要是教法学家”。但是,他坚持教法学家应该是议会的成员,或是类似这样一个机构的监督者,然后由他们选举出一个公正的苏丹,“此人不会违背神圣的律法,也不会压迫人民,不会侵犯人民的财产、生命和荣誉”①。在这里,霍梅尼并没有宣布君主制是非伊斯兰的,也没有排除与政府进行有限合作的可能性。
①AzarTabari,“TheRoleoftheclergyinModernIranianPolitics”p62.HamidAlgar对这段话的英文翻译略有不同,参见Khomeini,IslamandRevolution:Writingsanddeclarations,p.170,trans.byHamidAlgar,MizanPress,1981。
1963年,巴列维国王开始“白色革命”,并决定就土地改革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这导致了宗教界与政府的公开对抗。国王在库姆发表讲话,宣称他的改革将使伊朗进入“喷气时代”,而毛拉们不想理解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仍想停留在“驴子的时代”②。国王的讲话激化了矛盾,库姆的四位大阿亚图拉联合发表声明,谴责国王对宗教界人士的攻击。国王出动警察,镇压在库姆鼓动群众的宗教人士,激起了一系列游行示威。示威者不仅反对国王的专制,也反对国王媚美亲以的对外政策。霍梅尼正是在这场斗争中走上了伊朗政治的舞台。他在著名的法迪亚经学院发表了一系列讲演,对国王的“革命”进行公开批评,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反响。作为回应,当年3月22日,国王的伞兵部队袭击了法迪亚经学院,一些宗教学生被杀,经学院被洗劫。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国王对不同意见的镇压,在虔诚的人们看来,它更显示出国王对伊斯兰教深刻的敌意。因此,它并没有使霍梅尼退缩,反倒使他成为坚定的反国王人士,接连不断地对国王的政策进行抨击。到当年6月,时值什叶派传统的阿术拉节,霍梅尼在库姆发表了讲演,他说:
②张振国主编:《未成功的现代化》,第1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有时我会回忆起阿术拉曰的那些事件,总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倭马亚王朝……[特别是统治者]叶基德是希望和侯赛因开战,为什么还对手无寸铁的妇孺犯下毫无人性的野蛮罪行?……我以为倭马亚人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目的:他们反对的就是先知家族的存在。
现在我也产生了相似的问题。如果伊朗僭主的统治只是想对“效仿的源泉”发动战争,想反对毛拉,为什么在进攻法迪亚经学院的那一天将古兰经撕为碎片?我们逐渐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政府也有更为根本的目的:他们从根本上反对伊斯兰,反对宗教阶层的存在;他们不希望我们——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生存。①
①Khomeinia,IslamandRevolution:Writingsanddeclarations,p.177-179.
在讲演中,霍梅尼锋芒毕露,他的潜台词已经把巴列维国王和杀害侯赛因的叶基德相提并论,并号召人们觉醒,同现代的暴君进行斗争。而叶基德正是什叶派穆斯林心目中最邪恶的君主。两天后霍梅尼被捕,流亡土耳其一年后来到了伊拉克纳杰夫。此时他已不是只有毛拉们才认识的深居书阁的哲学家和教法学家,而是一个敢于公开反对国王暴政的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整个70年代以来,巴列维王朝的政教关系日益恶化。国内危机四伏,抗议活动此起彼伏,激进的宗教组织也不断采取暴力行动。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梅尼虽远在国外,仍与国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而巴列维国王在其他领域改革的同时,力图树立独立于什叶派信仰的意识形态。1971年,巴列维国王为庆祝伊朗王国2500周年诞辰,准备在伊朗南部的波斯鲍里斯古王宫遗址举行盛大庆典,以证明王权的历史连续性。霍梅尼在伊拉克发表讲话,对君主制的非法性进行批判,矛头直指巴列维国王。他引用圣训指出,“诸王之王”在真主看来是最令人憎恶的头衔,而且伊朗君主们的罪行已经染黑了史书。同时他对乌勒玛不参政表示质疑,直接号召乌勒玛起来斗争,他说“好像考虑政府和国家的事务不是我们的责任,好像我们对此没有任何义务,好像我们不应该为了正义而抗争。事实上,从历史上来看,同暴君和僭主政府斗争一直是先知们和宗教学者的责任”。而且“全伊朗有15万的宗教学者和学生,如果所有人打破沉默、一起行动起来,难道他们不能达到目的?难道当局能够将他们全部逮捕、囚禁、流放和毁灭?”①
①Khomeini,IslamandRevolution:Writingsanddeclarations,p.200-209.
此时,霍梅尼在伊拉克讲学的内容已经汇集为《伊斯兰政府——教法学家的统治》一书出版。书中对君主制展开了系统的批判,明确提出了建立由教法学家主持的“伊斯兰政府”的思想。这些思想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伊朗国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王为打击早已成为政治反对派的宗教势力,采取了改组宗教组织,重金收买和严厉镇压相结合的分化瓦解策略,但收效甚微。囚禁、酷刑都没有能够制止宗教界的反抗。乌勒玛—清真寺这一固有的体系为沟通思想、协调行动、传播革命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系统。②反国王的思想从清真寺的讲坛传播到全国各地。伊朗民众的不满情绪更多地通过传统宗教的形式来宣泄。面对这种情况,国王几乎把全部愤怒倾泻在“好斗的”宗教界人士头上。从1975起又采取了一系列变本加厉的措施,包括禁止宗教出版物、审查宗教捐赠账目等。此时,历史上多次充当国王同盟者和王权辩护士的宗教界人士,已经站在了国王的对立面。
②JohnL.Esposito,“TheIranianRevolution:ATen-YearPerspective”inJohn.Esposito,ed.,IranianRevolution:ItsGlobalImpact,p.25.FloridaInternationalUniversityPress,1990.
§§§第三节 霍梅尼的宗教革命思想
作为伊朗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主要贡献是领导了一场推翻旧王朝的“伊斯兰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获得成功,是与他不断地用伊斯兰革命思想来动员、组织民众分不开的。这种思想中的什叶派因素成为革命的深厚历史背景,并为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宗教政治领导和组织机制。
六十年代以后的政治变化把乌勒玛推上了伊朗的政治舞台。流亡在外的霍梅尼不受巴列维政府侵扰,得以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发表言论,他的思想日益激进。70年代初,《伊斯兰政府》一书发行,霍梅尼在书中提出了伊斯兰政府的核心理论。在其后指导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实践中,他又不断地围绕这一核心阐发自己的理论。
虽然“伊斯兰政府”的观念是对传统什叶派政治理论的一个发展,但是在"g世纪7g年代前后,霍梅尼并不是持这一观点的第一人,也不是唯一一人。当时至少有两位宗教学者以什叶派中伊玛目隐遁后教法学家可以“代治”的观点出发,对“伊斯兰政府”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哈桑·法里德·格帕甘尼(HasanFarīdGulpāygāni)在一本反巴哈伊信仰的著作中对伊斯兰政府的观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宗教权力由审判和代治两个重要部分组成。在伊玛目隐遁时期,当政府实际上由压迫者和剥削者操纵时,以上两部分都已经被委托给了公正的教法学家和穆智台希德。如果有可能,穆智台希德必须掌握伊斯兰政府的权力,建立公正有序的穆斯林社会。而另外一位乌勒玛阿里·提赫拉尼("AliTihrānī)通过引证前辈的教法学家,如卡拉奇和穆尔塔达安萨里等人,进一步指出教法学家的统治正是伊斯兰政府的根基。①不过,这两位乌勒玛所讨论的都是教法学家的集体权威,没有涉及某一位教法学家所具有的超越性的权威。霍梅尼的理论之所以广为人知,一方面在于他锲而不舍地参与反对君主制的实际斗争,赢得了广泛的威信,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对伊斯兰政府的观念进行了比其他人更为深入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