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庶民”与“庶民学派”的概念
“庶民”的定义一直存在着争议，先古时代庶民的地位比百姓还要低微，“百姓”是指有姓之人。“姓”这个字，分开来就是“女”、“生”，什么样的女人生的（或者在一个什么地方生的）儿子，就得了一个相应的姓。而一般的民众是没有权利、金钱、声望，只有生命、劳动、义务的普通人，如果不知道他的老祖宗，老祖宗又无权无势，够不上称“百姓”，只能说是“黎民”，或者被称为“庶民”。在不同的时代“庶民”的定义不同，如在西周春秋时期和先秦，庶民主要指耕田的农民，同时，“庶民”一词的说法也开始于周朝，查阅周朝文献，随处可以看到关于庶民的记载；秦汉以后，凡事没有社会地位的统称为庶民；魏晋南北朝以后，除了处在高官地位的士大夫之外，其余的民众统称为庶民；到了唐代，因为社会风气比较开明，庶民包括的范围更广，但是无论“庶民”的定义如何变迁，有一点始终没有任何变化，即庶民处于社会的下层，且占人口大多数的比例，庶民的安定和生活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安定与团结。当前，“庶民” 一词，被译作“属下”、“下层”或“底层”的含义，它的定义主要与直接对立地位的是官方和非官方的“精英”。
“庶民”（Subaltern）在现在的欧美学术界，一词频繁的出现在所有关边缘群体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专文与专著中，可以说是一个炙手可热的研究专用词。目前的庶民呈现出如下特征：一、在当前经济生产领域的发展和变化的作用下，庶民社会集团的客观形成，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在数量上不断地扩大，并寻求在自己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二、它们积极或地加入统治政治阶层，为了坚持自己的要求而试图影响这些阶层的纲领，它们所作的这些努力在分化、改造和新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三、旨在保住庶民集团的首肯并维持对它们的控制的统治集团的新政党的诞生；四、为了坚持对部分有限地位的要求，庶民集团自身所造就的阶层；五、出现了维护庶民集团自治权（在旧体系内部）的新阶层； 六、出现了维护整体自治等等的阶层。
“庶民”的提法虽然在中国历史悠久，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近些年来并不常常提起。近期庶民研究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开始于由王宁、罗钢等知名教授对于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和介绍中，特别他们对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斯皮瓦克的《庶民可以说话吗？》一文的翻译，从此之后“Subaltern”即“庶民”这个批评术语才开始为国内学术界所重新思考和认识。因为是从介绍斯皮瓦克开始国内才了解和反思“庶民”的概念，因此许多学者错误地认为“Subaltern”这个术语是斯皮瓦克自己的创造，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庶民”这个词在我国有着很长的历史，如同上一段介绍的，在我国的周朝就有了关于庶民的介绍；但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和历史的差异，在中世纪后期的英语国家当中，它指的是西方的农奴与农民。在18世纪，这个词指的是军队里面农民出身的低阶层军官。在19世纪后期，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底层，其中包括再现和重新书写底层人民的历史，以期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从那时起，庶民阶层开始收到了广泛的关注，随着“庶民”一词也开始活跃在西方理论界，当然也开始被赋予新的含义。如葛兰西（Antonio Granmsci，1891—1937）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了《狱中札记》用“庶民”来表示意大利南部没有被组织起来的、缺乏阶级意识的农民。在葛兰西的著作《狱中札记》里面，庶民与人民的概念是可以互换的。葛兰西使用这个概念是因为这个词语在当时比较生僻、可以避免出现无产阶级等敏感字眼，成功地躲避国监狱方面的检查。总体来说“庶民”这个术语在早期学术研究当中主要指农民。随后美国芝加哥大学南亚历史教授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 1942—）把该术语的所指扩大到工人阶级；另外一位印度裔学者、美国比较文学教授斯皮瓦克因其女性性别的身份，则把这个术语扩大到覆盖女性，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而第一次研究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为世界学术界后殖民批评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 1947—）博士则不再使用该术语用指某一类特殊的人群，而是专门指前殖民国家。在这些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庶民”的称呼已经成为被压迫和长期以来遭受不公平待遇者的统称。
“庶民”（Subaltern）这个词语的所指不如“农民”、“工人阶级”、“妇女”的民众，它的范畴概念并不是十分明确，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受到了庶民学派的关注和使用。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首先，当时的乃至现在的印度并不是处于所谓的完全的资本主义或者完全的封建主义阶段，在印度这个社会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并存，同时各种权力也并存于这个社会；其次，他们认为新民族国家的精英主导阶层对于边缘群体的压迫机制是一样的，都是殖民主义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在本土的复制，因此区分出于压迫地位的各个群体并没有实际的意义；最后，庶民学派的许多成员如斯皮瓦克等人认为“庶民”这个术语所具有的所指的流动性也有助于避免本质化的倾向。
而在印度的政治体系构成当中，“庶民”批评属于具有非常强的适用性，这主要是因为印度权力结构的特殊性所致，在印度存在着两套截然不同的政治等级结构，一套是从西方社会，尤其是英国社会所带入的现代西方模式的政治结构，因为欧洲的殖民主义，尤其是英国的殖民主义并没有随着被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解放而消失，相反，它们改头换面的存在在被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时期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依然在持续地影响着后殖民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另外一套则是前现代的印度本土历史所传承下来的政治结构。比如没落的高种姓或者封建王公现，在传统的政治领域当中可能是特权群体，受到村民和原来臣民的爱戴，但是在现代的政治体系中可能是弱势群体。在这样的语境下，任何试图把这种复杂的政治统一到单一的轴线上都是对于印度社会历史与现实野蛮的简化和改造。
由于庶民学派早期的成员主要是历史研究领域并且对全球学术界的诸多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简明英语词典》在解释“Subaltern”这个词语时，第一次将历史研究作为解释这个词的语境。
1979—1980年期间，当时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任教的南亚历史教授古哈（Ranajit Guha，1923—）和当时的留学英国的一群年轻历史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有关印度殖民历史的讨论，后来也通过信件的交换彼此对于历史书写的看法。1982年讨论的结果以专著的形式在印度德里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庶民研究：关于南亚历史与社会的书写》。这一事件标志着庶民学派的正式诞生，后来学术界习惯以这个专辑的书名来称呼这个学派。当年参加这个学派的年轻历史研究者与文学批评家，如今都活跃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地的知名大学的讲坛上。《庶民研究》专辑到2005年已经出版了12卷，而其选读本也有了英、法、德、日等不同的版本。
1988年，古哈和斯皮瓦克编辑的《庶民研究选读》（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赛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为其作序并在美国本土出版，赛义德把《庶民研究选读》的出版称之为“知识界的起义”。1992年，为了纪念庶民学派成立十周年的积极回应，拉丁美洲庶民学派（Latin American Studies School）在美国成立。1994年《美国历史评论》专刊刊登了庶民学派的文章。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学术研究第一次实现了与第一世界学术界的平等对话，第一次成功的实现了全球化。
“庶民”研究的影响力不仅仅跨越了国家疆界，而且也影响了其他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如人类学，政治学，文学和文化研究。早期庶民学派的成员以历史学家为主，但这并不妨碍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参加讨论。庶民学派与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影响是双向的。斯皮瓦克将文学研究的方法带入了庶民学派，对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转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庶民学派的历史研究中的一些观点与方法也对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拉丁美洲庶民学派的组成成员，全部都来自于文学研究领域。
庶民的研究历史就是反抗两种精英主义的历史。这两种精英主义之一是殖民主义，另外一种是本土的民族主义的精英主义。在殖民统治时期，庶民的历史是由英国殖民统治阶层的档案来记载的，而在后殖民时期，庶民参与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史通过民族精英书写的历史来再实现的。因此，对于庶民阶层的历史再现是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来架构的：在大英帝国的历史档案中，对于庶民历史的再现必须服从于巩固帝国统治的目标。在资产阶级的民族独立斗争的精英叙事当中，对于庶民反抗殖民统治斗争的再现，必须为资产阶级独立之后接管殖民统治者的权力，维护民族精英政权的合法性服务。在这样的两种情况下，庶民在历史当中的主体性，都没有被认可和得到再现。庶民的自主性和反抗压迫的斗争不是被遮蔽，就是被扭曲的，没有自己的声音。庶民学派的历史学家反感殖民精英与本土民族精英的历史书写对庶民历史的遮蔽和污名化。他们的学术目标就是要重构庶民意识，重新书写庶民反抗的历史，寻找庶民的主体性。早期的庶民学派认为，在农民起义爆发的时刻，是庶民意识体现在充分的时刻，因此早期的庶民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殖民的农民起义的研究上。而且受到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庶民学派认为在受压迫的庶民群体当中存在着本质的“庶民意识”，而且这种庶民意识是可以通过对庶民的群体活动以及庶民文化的考察而最终找到的。
在方法论上，庶民学派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无法容纳和描述复杂的社会历史。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经济与社会关系变化以及政治斗争是政治变迁与社会生产模式变化的基础。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书写的历史只是描述了印度精英阶层从被殖民主体变成后殖民时期民族国家主体的过程，却没有能够阐释其他庶民的生存与斗争的历史。同时，它也以阶级关系掩盖了性别的不平等和宗教压迫。庶民学派的历史学家在试图重写庶民历史，恢复庶民意识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他们缺乏可靠的历史档案来来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和庶民斗争实践。而从殖民统治者和民族精英所书写的史料中是无法了解庶民斗争历史的，因为这些材料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即便提到庶民，也只是用来表明庶民的从属性。研究庶民的历史学家们跨越了文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学科界限，创立了许多新的解读和书写历史的方法。他们相信，采用这些方法，可以站在农民的立场上阅读那些官方的关于农民起义的史料和报告，从中寻找到庶民的自主意识。
但是主张研究底层的庶民学派却一直忽略妇女的性别问题，要知道，妇女在庶民学派的数量中占据很大一部分的比例，直到《庶民研究》第5卷（1987），斯皮瓦克和古哈才撰文第一次讨论妇女与性别。斯皮瓦克研究了历史叙事与第三世界文学的架构中讨论了德维的作品的多种解读，并在此卷中引入了她的两篇短篇小说的译本。而古哈在《昌德拉之死》这篇论文中，她通过对历史碎片的解读来挑战传统的历史研究，同时探讨了昌德拉怀孕、堕胎以及死亡的方式如何挑战了父权制的禁忌，以及显示社会中避孕药品的广泛使用，如何使用妇女获得能动性。
到了第九卷（1996年）出版的时候，庶民学派的学者开始大量的把妇女与性别视角纳入自己的研究和分析中。这一期，卡马拉·威斯韦沃兰（Kamala Visweswaran）在文章《微小说与庶民性别》中深入讨论了“建构庶民的性别化的主体”的问题，在庶民性、妇女问题、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等交织语境中思考妇女的主体性，反思在父权制压迫的语境下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可能性。在第11期《庶民研究》刊载的所有文章从民族解放、殖民历史等角度来考察女性的历史以及女性书写中的遮蔽。庶民学派女性主义视角的切入，直接推动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而庶民学派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的高度能见度，是的第三世界的妇女研究进入了世界学术舞台的中心。
庶民学派与英国新左历史学以及文化研究，法国后现代主义对于启蒙性的批判，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罗拉巴特的符号学，赛义德的后殖民批评等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一直以来，都有学者认为庶民学派是西方学术话语的衍生物，并不具备原创性。笔者认为，庶民学派虽然借鉴了西方学术话语中的一些先锋理论，但是它对于西方的先锋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拼贴，也就是赋予创意的本土化后殖民改造，使得它呈现出新的风貌，能够被用来分析本土的文化经验。
现在庶民学派关注的问题，不再是什么是真正的庶民意识，而是转向了庶民史如何被表达的和“现身”的历史。研究的主题和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新的方向之一是对文本做出批判性的话语研究。很多庶民学派已经研究过的主题，如殖民统治扩张的历史，印度英语教育，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都可以在庶民学派学者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下，得到重新解读。而学院和大学，报纸和出版社，医疗体系，人口普查，登记注册机构，科学之都都可以成为该学派的历史书写和研究的主题。一旦这些问题进入研究的议程，庶民历史就不再局限于农民起义研究。现在庶民学派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共识：庶民的历史是碎片化的；庶民意识的内部是存在着差异的，分裂的，它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群体双方经验的元素共同建构起来的。现在庶民学派的学者除了研究在庶民起义时显示出来的庶民自主性之外，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庶民日常经验，研究其中的庶民意识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