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只要做一点点有用的事，总会有一点回报，这种回报就是经验，这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18世纪瑞典化学家舍勒在化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是瑞典国王毫不知情。有一次在去欧洲旅行的旅途中，国王才了解到自己的国家有这么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于是国王决定授予舍勒一枚勋章。可是负责发奖的官员孤陋寡闻，又敷衍了事，他竟然没有找到那位全欧洲知名的舍勒，却把勋章发给了一个与舍勒同姓的人。其实，舍勒就在瑞典一个小镇上当药剂师，他知道要给自己发一枚勋章，也知道发错了人，但他只是付诸一笑，只当没有那么一回事，仍然埋头于化学研究之中。舍勒在业余时间里用极其简陋的自制设置，首先发现了氧，还发现了氯、氨、氯化氢，以及几十种新元素和化合物。他从酒石中提取酒石酸，并根据实验写成两篇论文，送到斯德哥尔摩科学院。科学院竟以“格式不合”为理由，拒绝发表他的论文。但是舍勒并不灰心，在他获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以后，根据这个实验写成的著作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舍勒在32岁那年当选为瑞典科学院院士。如果我们也有舍勒这种埋头苦干、锲而不舍的精神，有在平凡中追求伟大的品性，那么成功也就离你不远了。要知道在整个社会系统中，除了一些特殊的人从事特定工作之外，一般人的工作都是很平凡的。虽然是平凡的工作，但只要努力去做，和周围的人配合好，依然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业绩。那种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愿干的心理是要不得的。小至个人，大到一个公司，它们的成功发展，正是来源于平凡工作的积累。公司需要的是能够在平凡中寻求成长的人，所以，能够认真对待每一件事，能够把平凡工作做得很好的人，才是能够发挥实力的人，因此不要看轻任何一项工作。没有人可以一步登天，当你认真对待每一件事，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之路越来越广，成功的机遇也会接踵而来。澳大利亚曾被人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至今仍是世界主要羊毛生产国和出口国。不知从何开始，科学家对庞大的羊群和牛群放屁的问题重视起来。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将一种特殊的设备系在羊身上，以收集和记录绵羊排放的臭屁中所含的甲烷气体的数量。结果发现，澳大利亚的牲畜每年向空气中排放300万吨甲烷。一头牛平均每天排放280升甲烷，而1升甲烷的温室效应影响是汽车排放1升二氧化碳的20倍。据统计，牛、羊排放到大气中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占澳大利亚整个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4%，澳大利亚的牧场成为仅次于汽车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来源。这一发现令人大吃一惊，科学家们立即着手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进行研究。
2001年6月，澳大利亚科学院宣布，已研制出一种疫苗，该疫苗可以降低牛、羊等动物放屁时所含的甲烷含量，从而缓解使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效应。科学家们说，这项进行了3年的疫苗研究工作已有成果，这种疫苗可以通过调节动物胃里的有机体来阻碍甲烷的产生。澳大利亚农民也积极参与到疫苗实验工作中来。澳大利亚科学院要求农民与当地组织联系，尽早表达他们对疫苗的兴趣，以确保各方对疫苗研究及其使用的支持。预计这种疫苗将从2005年开始全面推向市场。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不集跬步，无以至千里；不集小流，无以成江河。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由点点滴滴的经验，滴滴点点的努力汇集而成。所以，真正懂得成功内涵的人，都不会放弃这种积累的过程。有一则近于黑色幽默的故事，说明小事情如何能成为影响人类历史的大事情。美国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1.48米。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标准，究竟从何而来呢？美国铁轨间距的标准其实就是英国的铁路标准，因为美国的铁路最早是由英国人设计建造的。那么，为什么英国人用这个标准呢？原来英国的铁路是由建电车轨道的人设计的，而这个1.48米正是电车所用的标准。电车轨道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而他们是用马车的轮宽作标准的。那么，马车为什么要用这个既定的轮距标准呢？因为如果那时候的马车用任何其他轮距的话，马车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路上的辙迹的宽度为1.48米。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答案是古罗马人定的，1.48米正是古罗马战车的宽度。如果任何人用不同轮宽的战车在这些路上行车的话，他的轮子的寿命都不会长。我们再问：古罗马人为什么用1.48米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两匹拉战车的马的屁股的宽度。故事到此应该完结了，但事实上还没有完。下次你在电视上看到美国航天飞机立在发射台上的雄姿时，你留意看，在它的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这些推进器是由设在犹他州的工厂所提供的。如果可能的话，这家工厂的工程师希望把这些推进器造得再胖一点，这样容量就可以大一些，但是他们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后要用火车从工厂运到发射点，路上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的宽度宽了一点点。故事是颇为有趣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运输系统的设计，或许是由两千年前两匹战马的屁股宽度决定的。历史惯性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要冲破由惯性形成的规则又是多么的艰难！人类的很多大事情，正是这样需要从小事情做起。
在世界范围内，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还找不到一个在一生中从未被蚊子咬过的人。蚊子叮咬，不仅影响人们的睡眠，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而且是一场秘而不宣的、极其残忍的生物战争。公元3世纪的古罗马帝国，曾经非常强大，后因长时间的大面积流行疟疾，使军队不能打仗，百姓不能生产，致使国力日衰，抵挡不住日耳曼民族的进攻，终于亡国。日耳曼军队攻陷罗马城以后，还来不及欢庆胜利，便因无法控制疟疾的流行，最后只好弃城而走。美国南北战争时，北方军队在进攻南军重要据点密西西比州的维克斯堡时，因为疟疾大规模流行，致使这次军事行动严重受挫。疟疾还几乎摧毁了巴拿马运河工程。蚊子传播疟疾的危害如此惨烈，但几千年来，人类对此却一直茫然无知。直到公元19世纪末，这个奥秘才逐渐被科学家发现。
1878年，法国军方派军医拉弗明到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负责研究那里的疟疾。拉弗明到了阿尔及利亚以后，不孚众望，深入细致地解剖、观察了许多疟疾病死者的尸体。经过两年多的反复比较、仔细研究，终于在1880年11月5日确定，疟疾是由一种产生在患者红血球中的名叫原虫的单细胞生物引起的。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原虫是怎样进到红血球里去的，它又是如何由一个病人传给另一个病人的。这个研究的接力棒，传到了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手里。罗斯的父亲是英国驻印度殖民军的一名将军，罗斯在印度出生，回英国读完医学院以后，又于1881年到印度行医。当时不管是印度居民还是英国军队，都被疟疾折磨得苦不堪言，所以罗斯十分注意研究疟疾。由于此时拉弗明已经公布了自己的发现，罗斯便认为自己的研究目标就应该是蚊子与原虫的关系。他捕捉、解剖、观察了无数的蚊子，做了许多实验，于1897年8月20日在一种“按蚊”的胃里找到了拉弗明报告的那种疟原虫，1898年，罗斯成功地用“按蚊”胃里的疟原虫引发鸟类的疟疾，并且证实只有雌性“按蚊”才会传播疟疾。本来，他想用同样的方法引发人类疟疾，以便为他的研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可惜没有成功。后来，一组意大利医生证实蚊子在吸吮疟疾患者的血液时，把疟原虫吸到胃里，在叮咬健康人时，又把疟原虫注入健康人的血液里，使健康人患疟疾。罗斯对微不足道的蚊子进行认真研究，在医学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为此，他获得了1902年度的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