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最大的贡献，还在于治理国家。他是三省六部制的创建者，他创立的武德律是唐律的基础，而唐律又是唐以后历朝律法的母本。他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完善了府兵制，改进了科举制度，在文化教育方面推崇学习儒家的经书，这一切在历史上都功不可没。
历代已有一些史官和史家察觉从前的史书对李渊的评价有不公之处，如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对李渊的事迹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突出李渊在太原举事中的作用。王夫之则明确提出：“有唐三百载之祚，高祖一念之慎为之。”（《读通鉴论》）随着对史料的整理和重估，“太原起事中，李渊才是首谋”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同。但是评史论人不能用一种倾向来否定另一种倾向。极力贬低李渊而抬高李世民是不公正的，同样以贬低李世民来抬高李渊也是片面的。
李世民在太原起事、建唐代隋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几场大的战役中浴血奋战，指挥得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名家回眸
柏杨曰：李渊全面统领并部署了建立唐朝帝国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但国家真正的统一和稳固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实现的。尤其是在大唐王朝建立以后，在李世民等人的努力下，创造了空前的盛世文明。准确地说，李渊为大唐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而李世民的功绩则是经过了多年的努力才几乎完美地实现了“贞观之治”。
破译瓦岗兴亡的密码
隋末唐初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就跟历史上所有的乱世一样，社会秩序的崩溃为许多不安现状的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于是形形色色的英雄和枭雄粉墨登场，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中，联袂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
说起隋唐英雄，当然不能不提瓦岗。
在隋末的“十八路反王、三十六路烟尘”中，瓦岗最初也只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山寨，可后来却迅速崛起，一跃而成隋末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其首领李密也受到各路反王的一致拥戴，共推为“盟主”。然而，就在瓦岗如日中天的时候，形势却忽然逆转——李密在邙山被老对手王世充一战击溃，部众大多降于王世充，原本割据的地盘几乎全部丢失，走投无路的李密只好率残部降唐，瓦岗就此覆灭。
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瓦岗的迅速勃兴，又是什么导致了它的顷刻败亡呢？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瓦岗的草创者名叫翟让。此人本是东郡（今河南滑县）的一名法曹，不知何故犯了死罪，被丢进大牢，所幸一个叫黄君汉的狱吏看他尚有几分英雄气概，就私下把他放跑了。翟让死里逃生，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地方可去，索性拉了一支人马，跑到瓦岗（滑县南）落草为寇。
瓦岗寨就这么诞生了。
可是初生的瓦岗却很不像样。因为翟让这个人虽说有几分胆识，但实际上胸无大志，很容易满足现状。所以瓦岗寨开张后，从没见他有什么大的动作，顶多就是带人在附近的官道上劫掠一些过往商旅而已。别说什么逐鹿中原、争夺天下，就连扩张地盘、壮大实力的心思都没有。
或许翟让也想把瓦岗做大，但实在没有那份才具和魄力，所以只好满足于当“车匪路霸”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瓦岗充其量就是一个土匪窝，就算不被隋朝官兵灭掉，迟早也会被别的反王吞并。
好在翟让虽然本事不大，但他的肚量却不小，挺能容人，也善于听取部属的正确意见。所以瓦岗开张没多久，也就是大业七年（611年）年底，就有两个骁勇过人的年轻人先后投到了翟让的麾下。他们就是单雄信和徐世积（李世积）。
单雄信是翟让的同乡，善使马槊，有万夫不当之勇。徐世积祖籍离狐（今山东菏泽西北），后迁居卫南（今河南滑县东），投奔瓦岗的这一年仅十七岁。
有道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徐世积不仅有勇，而且有谋。他一来就给翟让出了个主意，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要窝在这小地方了，应该把队伍拉出去，干一票大的。翟让被说动了，随后就照徐世积所说，在汴水流经的荥阳（今河南荥阳市）、梁郡（今河南商丘南）等富庶地区设了多个据点，专门拦劫过往的官私船只，很快就抢了个钵满盆满。翟让笑得合不拢嘴，手下弟兄更是个个腰包滚圆。
瓦岗从此鸟枪换炮，而且声名远播。附近的变民争先恐后地投奔瓦岗，短短时间内部众就增至一万多人，俨然成了中原地区颇具竞争力的一支武装势力了。
然而，如果没有另一个人的到来，瓦岗也不会有日后的那一番造化。因为不管是翟让还是徐世积，显然都还缺乏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宏大的战略规划。换句话说，他们尽管有了刀枪，有了地盘，有了资本，可偏偏缺乏一种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问鼎天下之志。
没有这个东西，就不可能实现“资源整合”，也不可能进行“产业升级”，更不可能成为行业的龙头老大！
所以接下来的数年中，瓦岗一直原地踏步，几乎没有什么发展。
在乱世烽烟中晃晃悠悠的瓦岗，正等着一个人来给它指明方向。
大业十二年（616年），这个人来了。
他就是李密。
李密，京兆长安人，出身于世家大族，曾祖父李弼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父亲李宽是隋朝的上柱国，封蒲山公。李密从小志向远大，仗义疏财，喜欢广交朋友。他早年曾在宫中担任禁军侍卫，有一次当值，杨广恰好从他身边经过，忽然停在他面前，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随后杨广就对宰相说：“刚才左翼卫队中有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我发现他的眼神异于常人，最好不要让他担任侍卫。”
李密就因为皇帝的这句话丢了官，从此与仕途绝缘，在家中闭门读书。他曾经骑在牛背上读《汉书》，旁若无人，浑然忘我，被当时的宰相杨素遇见，视为奇人。杨素请他到家中一番畅谈，大为钦佩，对儿子杨玄感说：“李密见识深远，气度不凡，你们兄弟无人可及。”从此，李密便与杨玄感结为好友。
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趁着隋炀帝第二次亲征高丽的时机，突然起事，兵锋直指东都。李密当时就在杨玄感的帐下担任军师，他认为东都洛阳是一块四战之地，所以进军东都是下策，劝杨玄感要么北上切断杨广的退路，要么西进关中，据险而守。可杨玄感拒绝了他的建议。随后，隋炀帝率大军杀回东都，杨玄感败亡，李密也成了俘虏。
后来，李密设计从俘虏营中逃了出来，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年的流亡生涯。
他先后投奔了郝孝德和王薄，可都不被重视，只好继续漂泊。由于身无分文，一路上只能以剥树皮、挖草根为生。后来再也走不动了，就在淮阳郡（今河南淮阳县）的一个小山沟里落脚，改名刘智远，教几个农村孩子读书识字，勉强糊口。
就这么过了几个月，郁郁不得志的李密写下了一首五言诗，借以抒发自己年华虚度、壮志未酬的痛苦和失落。诗的最后几句是：“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
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此诗既成，李密仰望苍穹，不觉悲从中来，泣下沾襟。
李密写下这首“反诗”后，他的身份立刻引起乡民的怀疑，有人到官府告了密。官府立刻发兵前来搜捕，李密只好再度逃亡。
走投无路的李密最后逃到雍丘（今河南杞县）投靠了他的妹夫、雍丘县令丘君明。丘君明把他藏在了好友王季才家中。王季才是一个侠肝义胆之士，一向敬佩英雄豪杰，所以欣然收留，还把女儿嫁给了李密。
李密就这么捡了一条命，又意外地捡了一个老婆。生活总算暂时安定下来，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又有人告密，官兵前来拿人，李密碰巧外出。官兵扑了个空，怒而砍杀了丘君明和王季才两家的几十口人。
李密悲愤交加，再次踏上漫漫的流亡路。
在一次又一次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中，绝望的李密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对于一艘没有方向的船来说，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
最后，李密的目光终于停在了一个地方——瓦岗。
李密来到瓦岗后，被王伯当引荐给了翟让。刚一加盟，李密就小小地露了一手，把瓦岗周边的多股小盗匪成功收编，给翟让送上了一份丰厚的见面礼。翟让喜出望外，顿生相见恨晚之感，开始让他参与山寨决策。
李密遂力劝翟让夺取天下，可安于现状的翟让却没有那份雄心壮志。李密大失所望，随即生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将翟让取而代之。为此，李密制订了一个三步走的计划。
第一步——制造舆论、收揽人心。
他买通了翟让的军师贾雄，让他从阴阳术数的角度告诉翟让，说他如果自己称王很不吉利，应该拥立李密，才能无往不利。翟让闻言，大不以为然，说：
“按你这么说，蒲山公大可自立，又何必来追随我？”
“将军有所不知。”贾雄神秘兮兮地说，“他之所以来追随您，是因为您姓翟。翟者，泽之义也。蒲草非泽不能生长，所以他也需要您。”翟让虽然对此将信将疑，但从此对李密越发敬重。
与此同时，李密又悄悄安排一个叫李玄英的洛阳人来到瓦岗，大肆宣扬那则流行的政治歌谣《桃李章》，极力声称李密就是那个即将取代杨广当皇帝的人。
从此，翟让和所有瓦岗人都开始对李密刮目相看，都觉得他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
第一步取得成功后，李密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建立战功、树立威望。
他再次向翟让提出了开拓根据地的建议，得到了翟让的采纳，随即出兵攻陷了荥阳郡辖下的大多数县城。大业十二年（616年）十月，李密又出奇兵，大败前来讨伐的隋朝名将张须陀，并将其斩于阵中。河南各郡县官兵风闻张须陀战死，顿时士气尽丧。
这一战不仅让瓦岗声威大震，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李密的个人威望。
为了表示对李密的感谢，翟让让李密建立了自己的番号和大营，称“蒲山公营”。
此时，无论是政治威望、军事才能还是人格魅力，李密都已跃居翟让之上，俨然已经成为瓦岗的精神领袖。
然而李密绝不满足于此，他要的是瓦岗寨的头一把交椅。
大业十三年（617年）春，李密迈出了第三步——正式向翟让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袭据洛口，攻取东都，亡隋社稷，号令天下！
此时，翟让已经对李密言听计从，当即同意了他的计划。二月，李密率部攻克兴洛仓，随即开仓赈粮。四方穷苦百姓数十万人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来到了洛口（今河南巩义东），人人眼中噙满激动的泪水，都把李密视为再生父母。稍后，李密又击败前来进剿的隋将刘长恭、裴仁基，并且缴获了大量武器和装备。
至此，李密的功勋和威望达到了顶点。
大业十三（617年）年二月十九日，在徐世积和王伯当等人的劝说下，翟让终于让出首领的位置，正式推举李密为盟主，上尊号“魏公”。李密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以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以徐世积为右武候大将军。
瓦岗寨的新一任大佬就这样炼成了。
这一年春天，黄河以南、江淮以北的各地变民纷起响应，如孟让、郝孝德、王德仁、房献伯、王君廓、李士才、魏六儿、李德谦、张迁、田黑社、田白社、张青特、周比洮、胡驴贼等，全部归附瓦岗，尊奉“魏公”旗号。
李密尽皆授予官爵，同时设立《百官名册》遥领各部。此外，远近四方的小股变民和青壮百姓也像潮水一样涌向了瓦岗军驻扎的洛口，部众一下子激增至数十万人。从此。瓦岗寨名震天下，而李密也成了四方群雄中风头最劲的人物。
这一年四月，驻守虎牢关（今河南荥阳市西）的隋将裴仁基也献出关隘，归降了李密。同时归降的还有裴仁基麾下的一员猛将——秦叔宝。
秦叔宝，名琼，以字行世，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历城区）人。早年在隋将来护儿帐下，深得来护儿赏识。后来调到张须陀麾下，屡建奇功，成为远近闻名的勇将。张须陀战死后，秦叔宝又投奔了裴仁基。
差不多在秦叔宝归附李密的同时，还有一个传奇人物也来到了瓦岗。
他就是程咬金。
拜《隋唐演义》和历代评书所赐，程咬金在民间一直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可谓妇孺皆知。时至今日，老百姓对“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程咬金的三板斧”这些俗谚依然耳熟能详。可实际上，程咬金使用的武器却不是笨拙的斧头，而是灵活的长矛（槊），并且加入瓦岗不久他就改名程知节，此后也一直以此名行世。可是，“程咬金”这个名字基本上家喻户晓，但“程知节”在民间却鲜为人知。
在演义和评书中，程咬金出道之前有过很多传奇经历，可在正史里却只有寥寥几笔：“程知节，本名咬金，齐州东阿（今山东东阿县）人。少骁勇，善用马槊。大业末，聚徒数百，共保乡里，以备他盗。后依李密……”（《旧唐书·程知节传》）秦叔宝和程知节来到瓦岗后，立刻被李密任命为骠骑将军，负责统领一支八千人的精锐，号称“内军”，相当于李密的嫡系部队。李密时常夸口说：“这八千精锐足以抵挡百万大军！”
占领了兴洛仓后，李密又把目标锁定回洛仓。
这两座仓库是东都外围的两大军粮储备基地，东都的留守朝廷及二十多万隋军就是靠这两座大粮仓养活的。如今兴洛仓被李密占了，隋军势必要死守回洛仓。于是大业十三年（617年）初夏，瓦岗军就与隋军在回洛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几经易手之后，到了四月下旬，李密最后一次击溃了七万多来犯的隋军，终于牢牢占据了回洛仓。
此时的李密踌躇满志，觉得东都已经指日可下，随即命幕僚祖君彦撰写了一篇讨伐杨广的檄文，在檄文中痛快淋漓地历数了杨广的“十大罪”，最后总结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成语“罄竹难书”
的典故正出于此。）接下来的日子，李密带着数十万大军围着东都打了好几个月，却始终一无所获。
洛阳的防御之坚完全超乎他的想象。
与此同时，远在江都的隋炀帝杨广已经派遣王世充等人驰援东都，数路大军正昼夜兼程向东都挺进。眼看瓦岗军即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幕僚柴孝和向李密建议：命翟让等人留守河南，然后亲率主力西取长安，等根基稳固之后，再挥师东下扫平河洛。
李密承认这是上策，但他提出了自己的顾虑：“弟兄们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跟我西进关中？况且军中多数将领皆出身盗匪，如果我独自西进，把他们留在这里，我担心他们谁也不服谁，万一产生内讧，大业会瞬间瓦解。”
不能不说，李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半路出家、后来居上的领导人，李密对瓦岗群雄的控制力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其领袖地位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稳固。在此情况下，如果放弃洛阳、西进关中，不但瓦岗内部有可能产生内讧，而且李密也会因此丧失瓦岗的领导权。所以，明知道“西取长安”才是上策，但是在攻下洛阳之前，李密和瓦岗军哪儿也去不了。
这一年九月，隋武阳（今河北大名县）郡丞元宝藏献出郡城，归附瓦岗。李密当即派遣徐世积渡河北上，与元宝藏会师，并且联手攻克了黎阳仓。
